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体现在对词风的改变上。随着题材、词境的拓大，苏轼对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表现在词风上，苏轼一方面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缠绵的词风，另一方面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新风貌，即人们常说的“豪放”。
我们知道，苏轼开始写短调时曾受欧阳修影响，后作长调时，亦受柳永的影响。但他“在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径，建造另一座高峰”（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他改变词风，就是从力辟柳词开始的。他在写成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后，曾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密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为壮观也。”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颇为自喜自负。他有意在柳永之外另开境界，树起“自是一家”的旗帜。
在今存的三百多首苏词中，尽管真正称得上“激昂排宕”（夏敬观语）、“句句警拔”（苏轼语）、“横放杰出”（晁补之语）的豪放词作并不多，但它们却给北宋词坛带来了新的生机，“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须关西大汉，弹铜琵琶、铁绰板”来歌唱，由此可见其“豪放”。如果说“豪”和“放”是一个方面的两头，那么他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偏于“放”这一头。（参见陈迩冬《宋词纵谈》）这首词对月怀人，天上人间，一任想象纵横驰骋，最后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希求作结，体现出词人洒脱的性格和旷达的胸怀。
除豪放、旷达而外，苏词中还有不少的婉约词也写得十分出色。如他那首题为“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江城子》，写对亡妻的悼念，风格委婉，真挚感人。又如题为“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是他咏物词的名篇。作品从写花引出女子的愁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写得幽怨缠绵，清丽舒徐，就是与宋词中最出色的婉约词相比亦毫不逊色。由此可见，苏词虽以豪放为主调，但又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风格。
苏轼在词风上另一个方面的革新，就是使词风“雅化”。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开创“豪放”词风的功绩，光焰夺目，引人注意；相形之下，“雅化”词风就不大为人所重视了。其实，苏词的“雅化”，影响也同样深远：他基本上结束了“婉约”词中雅俗并存的局面，而使它向文人士大夫趣味的“雅化”方向发展，从此“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徐度《却扫编》卷下）。至南宋，出现了姜夔等人的雅词，从中更可以看出苏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