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段在敦煌民间词之外，而在盛中唐以后的文人词，也就是晚唐五代文人词时期，以《花间》词和南唐词为代表。花间、南唐词人在词的创作意象上，有意识地拓开诗的轨道。欧阳炯《花间集序》说：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序文说明了花间词派的宗旨。从这里可以看出，词这种形式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写的。李廌《品令》词亦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正是在这种异性（女性）环境的催化之下，晚唐五代文人词便广泛呈现出一种绮靡香弱、细腻深婉的风格面貌。它成熟了词的体性，收缩了词的表现领域。晚唐五代词人，通过他们的创作，给后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范本”。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应歌的，但同时又有写心之作，也有写世情的。在这些词人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和李煜。
《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收词五百首，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西蜀人的作品。温庭筠的词超过了他的诗，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他还算晚唐人，可《花间集》为何把他的词也收了进去，且放在卷首？这是因为西蜀词人主要是受温庭筠的影响，温庭筠被视为花间词派的鼻祖。温庭筠以前，诗人也有填词的，但仍以作诗为主，词的作品不多，且在形式和风格上多与诗歌有近似的地方。到了温庭筠，词调更趋严整，在修辞和意境上形成特殊的风格。从此以后，在文学史上，诗与词正式分开了。吴梅说“大抵初唐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中盛以后，词式始定。迨温庭筠出，而体格大备”（《词学通论》），这是不错的。
温庭筠（812？—？）的词大都为应歌而作。《唐诗纪事》卷五十四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温）修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可见，温庭筠所作《菩萨蛮》十四首，皆“为人作文”。《云溪友议》也有记载，温和朋友一起，大多数词是他写的。他的词以女子为主角，主要是宫人、贵妇、歌伎、女冠（女道士），侧重写她们的仪态、服饰，也写她们的悲欢离合，但它还只是应歌之具，而不能算写心之作，只能算是代言。这类应歌词，是不大需要有作者的主观感情的（也不易有自己的感情），它更多地倚仗于华丽的字面和动听的音律以及男女艳情的内容。不过，他对所写的女主人公应有所理解，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类型的感情。背景是模糊的，而情事是抽象的。在应歌词中，温词是写得最为成功的。它的感情是符号型的表现，而不是自我表现。阅读温词，好像一幅幅美人图，使人联想到古代埃及的雕刻艺术，往往将人予以抽象化而没有独特的个性，也看不出作者的主观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词始终停留在“应歌”的形式之中，那显然是没有出路的。
韦庄（836—910），与温庭筠并称，同为花间派中的大家，但两人词风有着明显的差异。韦庄也有许多应歌的作品，代思妇之言，但相当一部分是抒写自己感情的，即写心之作。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韦庄所作《女冠子》词共两首，另一首首句是“昨夜夜半”，写的也是与情人分别和别后相思的情景。两首同调的词，写的是同一件事，词意连贯，一气呵成，这在诗词中叫“联章体”。这首词的背景是不模糊的，与温词相比，它更多地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词里所写的感情，大部分是婚姻之外的，所以很幽微。在韦庄的笔下，词成了写心的文字。应歌之具不废写心之用，词体本身的审美标准在这里也得到确立。
写世情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南唐词人。南唐词比西蜀词（即花间词）的形成要晚50年左右，冯延巳（903—960）生活的时代，表面上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实际上国势危殆、风雨飘摇。这样一种巨大而朦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词人的心头。兹举一例如下：
笙歌放散人归去，独宿江楼。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
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
——冯延巳《采桑子》
读这首词，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个“愁”字。欢宴才刚散去，词人的心却已浸入到了“新愁”的冰水中去了。它所体现的，不能不是整个时代的那种浓重、迂回的忧郁感。从题材上看，冯延巳词比之花间词，确实有所开拓，这大概就是王国维称之为“堂庑特大”（《人间词话》）的缘由。
李煜（937—978）的词（主要是他后期的词）有浓重的追悔之意，实际上是把世情融化进去了，因而读起来使人感到异样的沉重。过去记载说他“归朝（指北宋王朝）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王铚《默记》）。这种“郁郁不乐”的情绪，在其词中的确有明显的反映。如《虞美人》词中“春花秋月何时了”，这种感情很反常，也很消极，但它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因为它表现了感情的形态，而不是感情的内容。
南唐词发展到李煜词，同花间词的区别就泾渭分明了。它摆脱了主要在北里教坊、绮筵绣幌中发展起来的文人词的应歌传统，开始突破以写艳情为主的“花间派”樊篱，从而扩展和提高了词的表现生活和抒发感情的能力。这诚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
这个阶段的词，并不是单一色调的，其中已蕴含雅俗之变。例如：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王衍《醉妆词》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干。
——李璟《摊破浣溪沙》
王衍（899—926）、李璟（916—961）都属国君一类的人物（王为蜀主，李为南唐中主），但所作之词却有雅、俗之分。前者鄙俗，后者文雅。
由上述可知，晚唐五代的文人词，是词体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它标志着词的“总体风格”已基本确立。所以，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词的定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