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说，是清代常州词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提出的。他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什么叫“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呢？他曾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阐释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
应当肯定，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规律，周济的探索与总结是做出了贡献的，有助于形象思维与意境的展拓。倘若作为普遍的艺术法则，一切创作都必须遵循，就不免反而成了束缚心手的框套，有其片面性。他认为，初写词就有寄托，第二步是无寄托（寄托的高境是从有寄托到无寄托）；北宋、南宋互有短长，但北宋高者能实，且能无寄托，而南宋则不能。这个观点是他人所不能接受的。对此，清人况周颐（号蕙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蕙风词话》中说：
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
可见，周氏是重寄托而不强求寄托。他说“词贵有寄托”，首先肯定了寄托的重要性，但寄托是性灵、感情的触发，“即性灵，即寄托”，是不可有意求得的。
比较而言，我们认为，况说比周说要全面一些，也更符合词的创作实际。词有的有寄托（多数），有的则是“即景之篇”（吴梅《词学通论》），并无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