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兴起于隋唐，至两宋而极盛。在当时，词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作者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将相、高官贵人，下至伶工伎女、尼姑和尚，莫不竞作“新声”。就现存的宋词总集《全宋词》看，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作家达一千三百三十余人。以词调而论，清人万树《词律》所收词调六百六十调，词体一千一百余体，大多来自两宋。就质量而言，无论是思想内容的丰富还是艺术形式的完美，宋词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其名家之多和作品流行之广，更是唐五代词所不能比拟的。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词以它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姿态，与唐诗、元曲相互辉映，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词在宋代盛极一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特别是在汴京等一些人口集中的都市里，秦楼楚馆竞睹新声，歌词的创作，随着市民生活的需要而兴盛起来。一时间出现了大批词家，如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词作。
南宋时期，国破家亡，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不但不图恢复中原，反而进一步向金人屈膝求和，以求换取东南半壁河山的苟安。这种耻辱激起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正义呼声，于是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词人和词篇，成为南宋词的主流。当南宋偏安已定，朝廷上下又文恬武嬉，继续过着“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林升《题临安邸》）的腐化糜烂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造成了艳词的发达。
除上述特殊的历史条件外，宋词的兴盛又是为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梦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都有着自身的规律。唐朝盛兴的律绝，至晚唐已盛极难继，故人们遁而改作曲子词以解脱。从现存的词集来看，词在中晚唐和五代已经成长起来。宋人王灼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碧鸡漫志》卷一）宋词就是在晚唐五代词人的影响下，在“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唐五代词的“稍盛”，宋词也难以形成大盛的局面。
君主之提倡，也是促使宋词兴盛的原因之一。宋代统治者鉴于晚唐五代战祸频仍，竭力争取边境和平，限制武功，提倡文治，最高统治者如太宗赵光义、仁宗赵祯，《宋史.乐志》上都说他们“洞晓音律”，还亲自度曲制词。由于君主的提倡，一时朝野上下，均以能词为荣。有人因能词得到奖励和提拔。如宋祁作《鹧鸪天》，仁宋以宫人赐之；俞国宝以《风入松》词受赏高宗，即日得官。风气形成，于是本来已经有了相当声势的词，这时就由诗的附庸而蔚为大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