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豪放”和“婉约”两派之分，从明代沿用至今，影响很大，不能说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这种划分显得过于简单、笼统，不能完全精准地反映宋代词坛百花争艳的面貌，有不少问题难以说得清楚，因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怀疑和争论。
首先，从词的创作实际看，用豪放或婉约这样单一的风格概念无法阐明作家的艺术个性。例如苏轼，人称北宋“豪放派”的开派人，他的“大江东去”词当由“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来歌唱（俞文豹《吹剑续录》），固然可见其“豪放”。但据统计，这些经常被人们当作例子举的“豪放词”，仅《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一共还不到十首（详见吴世昌：《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若因此而用“豪放”来概括苏轼的全部词作，显然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实际的。又如辛弃疾，他的词“有豪放的，也有婉约的；有清淡疏宕的，也有秾丽绵密的；有‘大声铛’，也有‘昵昵儿女语’；有高古的，也有卑俗的，……变化很多，不拘一格”（陈迩冬《宋词纵谈》）。至于说到婉约派词人，用简单的“两分法”论之，也是不妥当的。如分别被张、王士祯称为婉约词人之首的秦观和李清照，也写有风格或苍凉或豪放的作品，如秦观的《满庭芳》（红蓼花繁）、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等。还有姜夔等人的词作，存在既难归于婉约又难归于豪放的情况。
其次，从词史研究的角度看，用传统的两分法来划派，容易导致宋词分期上的混乱和失误。
现就20世纪以来几种有代表性的宋词分期意见分述如下：
（一）胡适的“三个段落”说。在1927年出版的《词选》序中，胡适把唐宋词的发展分为三个段落：唐至北宋中期为歌者的词；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为诗人的词；南宋中期至元初为词匠的词。他认为，第一个阶段的词，包括柳永的词，主要是应歌之作，其内容不外乎相思离别之类，形式上大都“采用乐工妓女的声口”，所以作者的个性表现得都不够充分。第二阶段从苏轼开始，至辛弃疾而大成，“这些作者都是天才的诗人，他们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协律不协律；他们只是用词体作新诗”。词体到了他们的手里，“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写。这时“词的用处推广了，词的内容变复杂了，词人的个性也更显出了”。胡适对这一阶段的词是肯定的，评价也最高。第三阶段，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作者都成了“词匠”。在胡适看来，这时的词“重音律而不重内容”，“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这种词等于文中的八股，诗中的试帖；这是一般词匠的笨把戏，算不得文学”。胡适的这个看法，显然带有个人的嗜好与偏见，因而是很不公正的。
（二）龙榆生的六段说。龙榆生于1933年创办《词学季刊》，并在该刊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两宋词风的转变》一文，把宋词发展划为南唐词风在北宋之滋长、教坊新曲促进慢词之发展、曲子律之解放与词体之日尊、大晟府之建立与典型词派之构成、南宋国势之衰微与豪放词派之发展、文士制曲与典雅词派之昌盛六个阶段。这种划分考虑到了词体之演进与风会之转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其他一些影响词体演变的内外因素有所忽略，对南宋词的考察亦欠深入。
（三）薛砺若的六期说。薛砺若在《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49年）中将宋词的发展直接分为六期：第一期由宋太宗登极直至仁宗天圣、庆历年间，约六十余年，是北宋词的蓓蕾含苞时期；第二期由仁宗天圣、景祐以后起，直至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约七十多年，是花之怒放时期（或“柳永时期”）；第三期约自宋哲宗绍圣间起，历徽宗一朝，直至汴京被陷时止，约三十余年，是柳永时期的总结集时期；第四期约自徽宗宣和以后起，直到南渡后庆元年间，约七十余年，是苏轼派的抬头或朱敦儒与辛弃疾的时期；第五期由绍熙以后起，至淳祐年间止，约六十年，是周邦彦派的抬头或姜夔时期的开始时期；第六期约自理宗宝祐初起，至宋亡入元成宗大德间止，约五十年，是姜夔时期的稳定与抬高时期。薛砺若的分期，与龙榆生的六段说接近，唯对南宋词的划分更为细致，但对柳永、姜夔等人评价过高。
上述几种分期方式，虽不无可取之处，却有一个共同的失误，即没有严格按时代次序先后分疆划域、确定分期，而只是从已有的结论或个人的好恶出发，把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作家强行拉入同一时期，造成分期上的时代错列、源流倒置。如姜夔（1155—1221）与吴文英（1200—1260）、周密（1232—1298？）、张炎（1248—1320）等人不在同一时期创作，却被划入同一时期，因为分期者认为他们属于同一词派；而辛弃疾（1140—1207）与姜夔虽为同期词人，却又被划入不同的时期，因为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词派。不难看出，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主要在于分期者思维方式上的因袭性和守旧性，摆脱不了“豪放”、“婉约”两分法的影响。
第三，简单地用“豪放”、“婉约”二派论词，容易陷入狭隘的偏见之中。如前所述，大约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学术界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在宋词研究中普遍出现一种重豪放而轻婉约的倾向。如胡适对所谓“词匠的词”的全盘否定，以及胡云翼的“主流”与“逆流”说等，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不顾历史事实，而从“政治标准第一”和固有的两派观念出发，生硬地将宋词分为“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从而加以抬高与贬低。这种随意和简单的做法，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引起了不少词学家的争论与批驳，但其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退。
由此可见，用婉约、豪放二派论词，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它的这些不足之处，使得词学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特别是学术界空前活跃、成果迭出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