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至南宋，又出现了新的局面。南宋初期，由于金人入侵，中原沦陷，人民爱国情势高涨，于是词坛柔糜婉约的词风为之一变，一批充满豪气的爱国词作应运而生。首先是一些抗金的将领和竭力主张抗金的有为之士，纷纷发出激昂悲壮的求战呼声：“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苏武令》）“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赵鼎《满江红》）而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更是一首“壮怀激烈”的战歌，“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围绕着朝廷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张元幹、胡铨、张孝祥等人，也都以词参加斗争，表现出对和议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由苏轼到辛弃疾的发展进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其历史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一些在北宋后期开始创作生活的词人，词风亦为之一变。早年词“甚婉丽”的叶梦得，晚年词风转为“简淡中见雄杰”（《题石林词》）。前期常写艳情风物的向子湮，后来却多伤时忧国之作，自己把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生活在北宋末年并跨入南宋的李清照，是我国词史上著名的女词人。她前期的词多写闺情相思，风格清丽明快而饶有韵味；而南渡以后，词风有明显改变，表现出一种深沉哀怨的情调，有向豪放派接近的倾向。她所作《永遇乐》，使刘辰翁“为之涕下”，“每闻此词，辄不自堪”，可见感染力之强。李清照不仅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词学理论上亦有建树。她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限，重视词自身的艺术特点，在词论史上有重要地位。但这种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词的成就。
南宋爱国词，至辛弃疾出而达到高峰。他继承了北宋苏轼的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传统，用词这种形式来表达抗金爱国的愿望，抒发壮志蹉跎的悲愤，批判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和主和派的误国，使词的内容更为深广，境界更为广阔。辛词的风格，虽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调，但也有浓丽、清新、婉媚之作。特别是他能“摧刚为柔”，在一首词里造成内外两种不同的意境，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再者，苏轼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散文和古近体诗上，词只是他的“余事”；而辛弃疾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词上，现今留传下来的词计有六百余首，在宋代词人中数量最多。他运用语言特别高明，苏轼“以诗入词”，到辛弃疾则不仅融化了诗文，而且不论经、史、古典古事、民间口语都能纳入词中，从而大大开拓了词的表现天地。就辛词所取得的成就看，清人陈廷焯称他为“词中之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辛弃疾的影响下，与他同时的陆游、韩元吉、陈亮、杨炎正、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陈人杰、刘辰翁等，词作也多豪迈的爱国之音，后人称之为“辛派词人”。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已比较稳定，词坛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日渐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风雅派和格律派词人。他们在政权危亡的时候，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词作内容比较空洞，缺乏社会意义。不过这时婉约派的词风已不再像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那样以轻艳绮丽为特色，以男女恋情为主要内容，而更多地表现为寄情山水、流连光景，风格也比较雅洁高远。尤其是他们承袭周邦彦的词风，刻意追求形式，讲究词法，雕琢字句，推敲声韵，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
南宋末年，在词坛上占主要地位的有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他们仍然是姜夔的继承者，词风与之大体相类。不过，由于他们处于家国败亡之际，亲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所以发而为词者，大多是那种“哀音似诉”的“亡国之音”。从这些词人身上，我们既看到南宋王朝最终覆灭的过程，又看到了宋代词坛在它结束之时所发出的最后一点如萤火似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