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杜司勋》诗云：“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这是赞美小杜（杜牧），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诗歌的总的评价。感伤主义，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它由屈原、宋玉开创，而为杜牧、李商隐突出地加以发展。其间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七哀》、阮籍的《咏怀》、潘岳的《悼亡》、陶渊明的《杂诗》、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拟咏怀》、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李白的《梁甫吟》、杜甫的《伤春五首》、白居易的《长恨歌》等，都表现了浓重的感伤情绪。感伤主义，从某个角度看，就是浪漫主义。席勒把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归为同一概念（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浪漫主义可以包括感伤主义，但感伤主义并不只限于浪漫主义。
李商隐以后，词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已经成熟，而且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抒写离愁别恨、伤春悲秋的传统。所以与诗、文相比，词更为普遍地表现了感伤主义情调。“伤春伤别”成了唐宋词发展的主旋律。“伤春”的内容，一个是春天的消逝；另一个是怀才不遇，还有反映封建知识分子的要求、爱情生活、寄托社会政治事件等。“伤别”，从字面讲，不过是离别相思，但实际含义要丰富得多。伤春本身往往包括伤别，伤别和伤春一样，常常是通过比兴手法加以表现的。诗的比兴手法在词中得到普遍的运用，且有所发展。伤春伤别比兴手法在晚唐两宋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唐五代与北宋前期。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宗，伤春伤别的功能很强大。晚唐文人中作词最多的温庭筠可以说是第一个奠定了伤春伤别的基调。他的词现存六十余首，题材多是男女恋情。其中《菩萨蛮》十四首（另一首风格不类），张惠言《词选》把它们视作一组词，说是“感士不遇也”。可见写男女相思离别的同时可能另有寄托。李煜的词，则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他的生活感受，如“离愁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这种愁与憾，是伤春的愁憾，也是伤别的愁憾。
北宋前期的词，基本倾向也是如此。如范仲淹，人称“胸中有十万甲兵”，但他的词也有表现伤春伤别的，如《苏幕遮》（碧云天）一词即是。晏殊是“太平宰相”，为人刚直，但他的词也刻意伤春伤别，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欧阳修是一代文豪，儒学正宗，但他的词感伤情调十分浓厚，如“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其他如张先、柳永等人的词作，其伤春伤别的情绪则更为浓厚。
第二阶段为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这个时期，“伤春伤别”的主题又有所发展。如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史达祖等，他们继续沿着词“别是一家”的婉约传统发展下去。在艺术手法上，周邦彦可以说是集婉约词之大成，“伤春伤别”的主题在他的笔下表现得更为丰富，更为多样化了。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他反映羁旅行役，情由物兴，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无间的统一。二是他写了许多咏物词来反映伤春伤别，这在以前的词中是不多见的。如《六丑》咏凋谢后的蔷薇，能紧扣暮春花落的主题，抒发其爱花、惜花的感情，又从长条、残英、断红转出相思之意，显得曲折缠绵，委婉而动人。其他如咏梅的《花犯》，咏新月的《倒犯》，咏柳的五首《蝶恋花》等，皆“比兴无端，指与物化”（黄苏《蓼园词选》），而不外露。三是他将长篇歌行的篇章结构运用到词中（主要指长调），深化了伤春伤别的主题，如《拜星月慢》（夜色催更）等。
这个时期，豪放词人对此亦有发展，他们写了不少可与婉约词人相并，甚至有更高艺术水平的婉约词，如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词，写得不即不离，幽怨缠绵，“为周（邦彦）秦（观）诸人所不能到”（张炎《词源》）。到辛弃疾等人，除也用伤春伤别的比兴手法外，又增入了以古比今的手法，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伤春伤别的内容。比如辛弃疾有名的《摸鱼儿》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的上片写几番风雨、落红飞絮的暮春残景，既象征作者功名未就、年华虚度的处境，也是风雨飘摇的南宋政权的写照；下片以古比今，通过宫女的失宠幽怨隐喻屡遭毁谤、报国无门的不平。全词把伤春伤别和陈古言今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爱国思想、身世之感寄托在美人香草、儿女之情上，显得曲折委婉，寄意深刻。还有他的《祝英台近》（宝钗分）和陈亮的《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等等，都寄托深微，在比兴内容上也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为南宋后期至宋亡（包括宋亡以后宋代遗民的作品）。这个时期，词对伤春伤别的发展演变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时代的剧变，引起了伤春伤别内涵的扩大，连有关伤春伤别的那些事物，如春花秋月、草木虫鸟，在词人眼中也都起了变化，渗透了深沉的亡国之痛。如王沂孙的《眉妩》“新月”、汪元量的《莺啼序》“重过金陵”、张炎的《高阳台》“西湖春感”、刘辰翁的《柳梢青》“春感”等，这些属于伤春伤别之作，都寓有极深的亡国之感。另一个方面是集中表现伤春伤别的咏物词，在上述第二阶段已开始产生，到这个阶段就大量出现了。如王沂孙的《齐天乐》“蝉”、张炎的《解连环》“孤雁”等。这些咏物词，“言近指远”，“最多故国之感”（周济语）。就词的创作方法而言也有发展，达到了赋和比兴结合运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