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上看，唐诗主要是五七言，句式比较整齐，是五七言的齐言诗；而词的句式却长短参差，故又称长短句。顾名思义，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都合乐能唱，它有词牌，词牌即标志着每个不同的曲调，如《菩萨蛮》、《江城子》、《满江红》等。由于每个曲调的音律节拍不同，故按谱所填的词的字数、句式、平仄、韵律也各自不同。词是依附于音乐曲调的，而诗一般则和音乐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说“诗和音乐没有多大关系”，这话只适用于唐宋以后，在唐代还不能这么说。唐代有“旗亭画壁”的故事，说明诗能配乐歌唱。
从韵律上看，词韵一般比诗韵宽，但也有比诗韵严的地方。诗的调和声音，要求分清平仄。一般应当用仄声字的地方，可以用去声、上声和入声。词的声音要求更严。它不但要分清平仄，还要分清四声。有的词调，该用仄声字的，还要区别去声和上声；该用去声字的地方，不得用上声。有人说“词韵是诗韵的合并”，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对的。
诗基本上是隔句押韵，所以大体可以两句为一个句组。而词则不同，有一句可以独立的，有两句一组的，有三句或四句一组的，大体是一韵一组，但韵密者除外，如《菩萨蛮》调等。
从表现手法上看，词与诗也有所不同。我们知道，《诗经》中叙事的成分已相当重，而汉魏乐府中叙事诗就更多了，出现了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陌上桑》等长篇叙事诗。但词是一种适宜于抒情的诗体，极少用来叙事。宋词和唐诗一样，讲究比兴寄托，但从量来看，唐诗的比兴没有词多。所以清人沈祥龙说：“诗有赋比兴，而词则比兴多于赋。”（《论词随笔》）近人缪钺的《诗词散论》中《论词》一文，曾把词的抒情方式归纳为四端：一曰其文小，二曰其质轻，三曰其径狭，四曰其境隐。这四方面的特点就形成了词有异于诗（文）的“柔婉”的风格特征。诗贵言志，词善言情，故又有“庄”、“媚”之别。举例言之，杜甫的《登高》写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感：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中，无边无际的秋声秋色，和诗人百端交集的感伤，交相辉映，构成一种悲壮苍凉的意境。
词里虽然也有写身世之感的，如秦观的《千秋岁》（水边沙外），但它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语），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将政治上的蹭蹬与爱情的失意交织起来。所以沈义父说：“作词与诗不同，……要入闺房之意，……不着些艳语，又不似词家体例。”（《乐府指迷》）
另外，再说一点，晏殊《浣溪沙》词中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曾名噪一时，但放到他的《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的七律诗中，就未必见得出色。《儒林外史》中提到“桃花何故红如许”一句，实是劣诗，但改成“问桃花何故红如许”，便成好词。可见词与诗的差别还有一个境界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诗、词、曲是三种不同的诗体，它们虽然都是诗，有诗共同的质素，但它们在形式、语言、风格上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