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诗、曲的比较看词的美学特质
唐诗、宋词、元曲艺术性都很高，但宋词似乎比唐诗的艺术性还要高。诗词与曲的区别比较容易，而诗与词的区别就比较难。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钱锺书的《谈艺录》以及周振甫的《诗词例话》，这些书都很好，但对于诗词曲，只谈了它们的共同性，而很少谈到它们的特殊性。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独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否认各种艺术形式的个性是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和繁荣的。词、曲如果没有个性，就不能在诗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前人在诗话、词话、曲话里谈得很多。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谈到了诗词曲的个性，而且谈得很好。他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任中敏《词曲通义》说：“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这就指出了词与曲的不同性质和风格。
明代戏曲评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说：“词之异于诗也，曲之异于词也，道迥不侔也。诗人而以诗为词也，文人而以词为曲也，误矣。”这是针对人们对诗词曲的混用而言的。当代美学家蔡仪、朱光潜、李泽厚也承认诗词有别。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反复强调诗与词的区别，谈到风格问题，认为有个性。苏轼“以诗为词”，这也说明在苏轼之前，诗与词是有区别的。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胡云翼在《宋词选.前言》中是完全肯定的，说是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艺术特色。其他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一些词的选注本，也有类似的观点。其实，这种看法是欠妥当的。我们认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的所谓“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这在内容上能扩大词的题材，用它来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也因此而导致词的形象性、抒情性的削弱，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的。如果苏、辛一派词人在艺术上一味追求“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而不能继承以至发展词能够运用并且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以及大量运用比、兴手法这个传统，它就不能得到发展与繁荣。就苏轼来说，无论是“大江东去”（《念奴娇》）、“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缺月挂疏桐”（《卜算子》），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脍炙人口的词作，都是符合“词”这种诗体的法度的，而不是什么“以诗为词”。至于那些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的直言陈述，没有比兴形象的文字，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苏轼的政治态度，但作为词来说是不合格的。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所谓“别”，即有别于诗。显然，这是针对苏轼倡导的“词之诗化”而提出的不同意见。
唐诗、宋词、元曲虽都是诗，但它们各具鲜明的艺术特征，这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高度繁荣的标志。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就不能很好理解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歌德曾说过，艺术的最高成就是风格。清人焦循《易余籥录》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了进一步把握词的“本色”，我们需将词同诗、曲的不同审美特色作一简要的比较，以见其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