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
清代乾嘉时期，文教昌盛，人才辈出，如繁星丽天，争光竞彩，若能在当时学林文苑中争得一席地位，垂名后世，确非易事。张惠言以四十二岁之短促年龄，而在经学、文学方面都能达到第一流之造诣，这是值得特书的。本文只拟论述张惠言五首《水调歌头》词，但是需要把这几首词放在他平生整个人品学诣中去考察，才能够阐释深透。
张惠言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岁丧父，家境贫寒，赖其母吴氏勤苦抚养成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考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考中进士，官翰林编修。嘉庆七年（1802）卒，年四十二。
张惠言的学术造诣是多方面的。他治经精通虞氏《易》、郑氏《礼》，著《周易虞氏易》、《虞氏消息》、《仪礼图》诸书；在古文方面，他取法韩、欧，与同乡友人恽敬齐名，建立阳湖古文派（恽敬是阳湖县人，阳湖与武进是清常州府治附郭的两个县）以别于桐城派，著《茗柯文编》；在词方面，他编选《词选》二卷，并撰《词选序》，推尊词体。上继《风》《骚》，区正变，崇比兴，发挥“意内言外”的寄托之意，创常州词派理论以别于浙派，在创作方面著有《茗柯词》。此外，他还善于作辞赋，工于写篆书。虞氏《易》学绍千古之坠绪，阳湖派古文、常州派词论都是能独树一帜者。所以张惠言的学术贡献是堪称卓绝的。
我们现在要评论张惠言的名作《水调歌头》五首，应当先研究一下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据张惠言自述，他经历的文学创作道路是曲折的。《茗柯文》三编《文稿自序》云：
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馀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
《茗柯文》二编卷下《送钱鲁斯序》：
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间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然鲁斯尝诲之。越十馀年，余学为古辞赋。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鲁斯大喜，顾而谓余：“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倘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诸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
据董士锡所编《茗柯文》目录，“三编”诸文撰写年代是“自己未改庶常至辛酉散馆止”，则《文稿自序》当作于嘉庆四年己未之后，而《送钱鲁斯序》盖作于嘉庆三年。两文撰写时期均在张惠言逝世前三四年中，文中自述学诗不成，作辞赋为古文稍有成就，但独未提到自己在作词方面的造诣。《茗柯文编》中诸文常论古文，亦论诗，但除《词选序》一篇之外，从未有论及词者。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据我的推测，张惠言大概认为，据当时文坛标准看来，古文、骈文、辞赋、古今体诗等，都很正宗，而词乃是“小道”；同时，张惠言之重视词，为时较晚，其编选《词选》并作序，发挥其论词的独特意见，在嘉庆二年，即是他逝世前五年，他也未必意料到以后会发生深远影响。金应珪《词选后序》说：“先生以所托既末，知音盖希。”这可能是张惠言当时真实的心情。所以他自叙文学创作历程时，对于词独避而不谈。
张惠言之弟张琦于道光十年（1830）所作《重刻词选序》中叙述了张惠言编选《词选》的情况：“嘉庆二年，余与先兄皋文先生同馆歙金氏，金氏诸生好填词，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按，文中所谓“同馆歙金氏”，指的是住在金榜家中，《茗柯文》四编《祭金先生文》：“丙辰之春，再谒几席。……割宅以居，推食以食。”即指此事，“丙辰”即是嘉庆元年。所谓“金氏诸生”，即是金榜家中之诸子弟，其中包括金应珪、金应城（字子彦）、金式玉（字郎甫）等。金应珪曾为《词选》作《后序》，称张惠言、张琦为“吾师”。又据郑善长《词选》“附录”《序》：“金子彦、郎甫者，学于张子，为词有师法。”可见金应珪等三人都是张惠言的弟子。大概张惠言在金家教书时，因为金氏子弟多喜填词，于是张惠言遂选辑《词选》，示以途径，并在《序》中发抒其论词的见解：“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这段话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嘉庆初年，张惠言以举人身份教读于皖南山区的歙县金氏家中，与金氏少年子弟讨论词学，独标宗旨，辑录《词选》二卷，在当时鲜为世人所知，数年后，张惠言即逝世。后来经惠言之甥董士锡及其乡人周济（周济是荆溪人，荆溪即今宜兴县，在清代属常州府）之发扬引申，树立常州词派理论，并指导创作，遂夺浙派之席而影响深远。张琦之子张曜孙曰：“自先世父、先子《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引）此固首创者张惠言之所不及料，亦可见真正有价值之学说，其发端虽微，而其后终能发扬光大以见重于世人也。
张惠言自十岁余时开始学诗，作辞赋，作古文，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对于词可能亦曾研读欣赏，不过，他的友人中极少专工于词者，故无从得切磋启发之效。直至嘉庆元年他到歙县金氏家中教书，金氏诸子弟多好填词者，借机触发，于是张惠言才将其平日所蕴蓄的对词的独特看法，辑录《词选》，并作《序》以发抒之，同时亦从事于词的创作。今存《茗柯词》四十六首，就内容观之，其中绝大部分是嘉庆元年居歙之后至嘉庆七年逝世以前的数年中之所作。可见在张惠言一生文学创作的生涯中，从事词的创作较晚，只有临卒前数年的时间，而在词的理论方面，亦未能天假之年使他作更多的发挥。此实文学史上深可惋惜之事也。
即便是这仅存的四十六首《茗柯词》，在清代词史中已可以占有相当高的地位，而其中五首《水调歌头》尤为杰出。谭献评云：“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箧中词》三）陈廷焯曰：“皋文《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陈、朱虽工词，究竟到此地步否？不得以非专门名家少之。”（《白雨斋词话》卷四）的确，张惠言这五首词，在情思上，体现了他的人品、学问、襟怀抱负，在作法上，以辞赋恢宏之笔法，融入楚《骚》幽美之情韵，在清代词坛中，可谓异军突起者，足以上轶朱（彝尊）、陈（维崧），下视项（鸿祚）、蒋（春霖）也。
下面，我们先将这五首词抄录下来，然后加以评赏。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
闲来阅遍花影，惟有月钩斜。
我有江南铁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彻玉城霞。
清影渺难即，飞絮满天涯。
飘然去，吾与汝，泛云槎。
东皇一笑相语，芳意落谁家。
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
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
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
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
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
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
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珠帘卷春晓，蝴蝶忽飞来。
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
肠断江南春思，粘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
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罗帷卷，明月入，似人开。
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
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
但莫凭栏久，重露湿苍苔。
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
朅来真悔何事，不读十年书。
为问东风吹老，几度枫江兰径，
千里转平芜，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须。
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
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
容易众芳歇，莫听子规呼。
长镵白木柄，鹈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
要使花颜四面，和着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
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
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
便欲诛茅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
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
（《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
词题中所谓“杨生子掞”，是张惠言的学生，其生平事迹，文献记载甚少。《茗柯文外编》卷上有一篇《赠杨子掞序》，题下注“代”字，大概是代人所作。所代者不知是谁，从文中语气看，他也是张惠言的一个弟子。文中说：“某曩在京师，与子掞共学于张先生，张先生数言子掞可与适道。”可见杨子掞是张惠言门中的高足。《茗柯文补编》卷上《跋邓石如八分书后》中提到杨子掞喜学八分书。《茗柯词》中还有《水龙吟·荷花为子掞赋》词，大约与《水调歌头》五首词都是嘉庆初年张惠言居歙时所作。杨子掞当时可能随张惠言在歙县也。
第一首“东风无一事”篇，写自己春夜赏花的豪情逸兴。开头两句说，东风已经装点出繁花万种（“妆”字生动），在夜晚斜月临天、花影在地的环境中，自己傍花吹笛，逸兴飙举，写出一片清美的景象。下片驰骋想象，写自己与杨生在云中泛槎（暗用传说中张骞泛槎天河之故事）与春神东皇相遇对语，提出一个有哲理意味的问题：“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这的确是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也是千百年来诗人惜春伤春的同感，末两句又转出乐观情绪。芳草遮不住春来路，春还是要来的。
第二首“百年复几许”篇承继上一首惜春之意。既然春光难留，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及时游赏，继昼以夜而已。这似乎是祖述古乐府《西门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之意，但是词中却含有郁勃之气与激宕之情。
上片运化了许多典故，兹先逐条注出，以便于下文阐释。（一）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二）《史记·刺客·荆轲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三）司马相如《子虚赋》：“且齐东渚巨海……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蒂芥。”（《史记·司马相如传》，“蒂”同“蒂”。张揖曰：“刺鲠也。”）（四）《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此二句意思是说，如果从差异的观点来看，虽然“肝胆”紧密联系之物也如同“楚越”两地相距之远。）（五）《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沤鸟，即是鸥鸟），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据后人校勘，当作“数”）而不止。”
上片开头两句暗用曹操《短歌行》句意，下边两句又暗用荆轲、高渐离故事，都表现出激昂不平之气。“招手”三句说，招引海鸥，看我的胸襟是何等的广阔，能够吞云梦者八九而曾不蒂芥。“楚越”二句用《庄子·德充符》语，说楚与越相距甚远，是不相干的等闲之事，而肝胆一体之物反倒“有风波”，慨叹世事变化难测。整个上片写出自己胸怀的激愤，能运化许多典故而不觉累赘，由于笔力健举跳宕之故。下片说，世事浮云，岁月如梭，只好放怀赏春，及时行乐而已。此乃是由激愤而转为旷达，并非真的看破一切也。
第三首“珠帘卷春晓”，写一日之中早晨与夜晚的赏春情况。这首词的风格又与前两首不同，兴象华妙，情韵绵邈，想象丰富，笔致空灵，极富感染力量。“珠帘”、“碧云钗”、“银蒜”（帘押也，以银为之，形似蒜条，故名）、“罗帷”等都是美好的器物，而“蝴蝶”、“莺燕”则是美好的虫鸟，这样在篇中参差错落地织成一幅清美的图像。通首都是从空际着笔。上片写在春晓时见到蝴蝶飞舞，引起“江南春思”（“思”读去声）、“天涯残梦”。下片着重写月。“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此诸句尤为空灵旷逸，与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意境相近，亦可谓“神来之笔”。陈廷焯评此词云：“热情郁思，全是风骚变相。”又云：“此种起结，看似不甚费力，实乃高绝精绝。”（《词则·大雅集》卷六）
第四首“今日非昨日”，这首词意思曲折，用笔回环往复。上片开头说，日月代谢，悔不十年读书，下边数句点化《楚辞》辞句，写春光流逝，具有骚心。“枫江兰径”运化《招魂》：“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渺渺正愁予”句运化《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据台湾版郑骞编《续词选》注：“眇眇，好貌，盖形容目者；右词云渺渺，微远貌，乃形容平芜落照者。）下片意思一转，如果放眼开怀，知千古也不过斯须之间，即便如司马迁著《史记》成为藏之名山的不朽之业，也未免愚了。当春天时，“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吾庐虽小，也充满了天地间的生意，岂不可以悠然自得。这几句词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诸句有意境相通之处。结尾两句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句意，又绕回到惜春之情。陈廷焯评此词云：“忽言情，忽写景，若断若连，似接似不接，沉郁顿挫，至斯已极。”又云：“无处不咽住，咽则郁，郁则厚矣。”（《词则·大雅集》卷六）
第五首“长镵白木柄”。上片说，在庭院中，用白木柄的长镵（杜甫《同谷七歌》：“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鹈地（砍地），种些普通花草，位置于窗前，生意盎然，也可以悦目赏心，又何必一定要珍贵的兰与菊呢？表现了知足之意，也就是像陶渊明诗所谓“即事多所欣”的情趣。下片仍是写春光难驻，风雨如烟，“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即便诛茅江上，也不能长驻春光，不久将会见到“空林衰草”，故只好与杨生在花间饮酒自遣而已。陈廷焯评此词云：“一片神行，兼老坡、幼安之长。”（《词则·大雅集》卷六）
据上文的考释，张惠言作这五首《水调歌头》的时间是在嘉庆初年。嘉庆元年，他已经三十六岁，考中举人，尚未考中进士，也未作官，仍以教读为生。他已经有深厚的学术修养与广泛的阅世经历。他看到乾隆四十年以后由于和坤擅权，导致政治腐败，贪官横行，于是怀有如何使朝廷登进贤才、澄清吏治的志愿（见《茗柯文》中《与左仲甫书》、《送左仲甫序》、《上阮中丞书》、《吏难》诸文），但是也无从施展。他胸中蕴藏着许多感慨，所以当春天到来观赏景物之时，就借机发抒，写成这五首《水调歌头》。这也正像他自己在《词选序》中所说的“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者也。
当春天到来，一方面繁花盛开，夜月朗照，蝴蝶飞舞，燕语莺歌，引起人游赏的乐趣；而另一方面，晓风夜雨，子规悲啼，花落草生，流年断送，又引起人怅惋的哀愁。这种赏春惜春的感受与情思，是两千馀年古人诗词中经常表现的。张惠言这五首《水调歌头》词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仅是表达其赏春惜春之情，而且是通过这些透露出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词的深度与广度。词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萧闲淡泊的夷旷之趣；有悔不十年读书以著述自见的努力之志，又有因为想到千古斯须而轻视名山事业之心。作者的心情是矛盾而复杂的。词中发抒哲理而借助于幽美的形象，故无有理障；利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特具的豪宕声调，笔势喷薄，但又能沉咽顿挫，故无一泻无馀之弊；用赋笔而免于板重，取《骚》意以增加情韵。在章法上，这五首词若断若续，有岭断云连之妙。总之，这五首词达到了“深美闳约”的浑涵之高境，也做到了张惠言自己论词时所说的“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按，所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应当指的是自屈原、贾谊以来贤士大夫经常怀抱的忧国伤时的深心远虑而又不便于明言者。晚近论者或谓，张惠言所谓“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仅是指“感士不遇”与“忠君之忱”。这样理解古代的“贤人君子”，未免狭隘。）它不但是《茗柯词》中的压卷之作，也是清代三百年词坛中的奇葩，诚如谭献所谓“开倚声家未有之境”也。
张惠言善于辞赋，所以能用赋笔入词。他研治虞氏《易》，注重以象说《易》。（《茗柯文二编》卷上《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定序》：“《易》者，象也。《易》而无象，是失其所以为《易》。”）故联想丰富，论词也注重比兴寄托，自己作词也善于运用兴象。不过，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之法阐释古人词，有时不免过于沾滞，穿凿附会，以至于为后人所讥；但是他自己作词时，却能以灵活之笔暗寓寄托，在不即不离之间，不像他论词时那样沾滞。这五首《水调歌头》词即是一例。
清代文人有能文而不能诗者，如方苞，盖文与诗异趣，而作者才性各有所近之故。张惠言能为古文，又工于填词，但学诗不成。他曾说：“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送钱鲁斯序》）又说：“余学诗久之无所得，遂绝意不复为。”（《杨云珊览辉阁诗序》）又说：“余性不好诗。”（《陆以宁诗序》）诗与词是相近的，张惠言既然性情不近诗，不好诗，学诗又不成，那么他为何又善于填词呢？这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张惠言作文填词之才，如果勉强作几首诗，当然也还是可以看得过去的。当时文人以诗互相唱和的风气相当盛，但是他因为非己所长，故不勉强为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人治学为文的严谨态度。
张惠言之为人，据恽敬所撰《张皋文墓志铭》（《大云山房文集》卷四）说：“皋文清羸，须眉作青绀色，面有风稜，而性特和易，与人交，无贤不肖皆乐之，至义之所在，必达而后已。”又说：“皋文……尝曰：‘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岂足为第一流哉！’”恽敬是张惠言最相知的友人之一，从他的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张惠言的人品，他主张为人应当“表里纯白”，尤其是可贵的。《墓志》又记载，张惠言乡会试都出于朱珪之门，朱珪很重视张惠言。朱珪在朝中居高位，但是张惠言“未尝求私见，以所能自异”，并且在与朱珪讨论政治问题时，张惠言常是“龂龂以善相诤，不敢隐”。这些都足以说明张惠言为人之耿介。所以他的《水调歌头》五首词品之高，与他的人品是密切相关联的。
以上我论述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从张惠言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他的学养、经历、文学创作的道路，以及作这五首词时间、环境等种种方面来考察探索其词中所蕴含的深心幽旨；然后又从其词中的深心幽旨更进一步印证、了解张惠言之为人。这种由作者到作品又由作品到作者的反复推究的方法，是否能探得“常州词派立意深隽处”（谭献语，见《复堂词话》）呢？我只是姑妄试之。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收入《词学古今谈》）
〖注释〗
《送钱鲁斯序》的撰写年月，本文中无有明确记载。查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后人无有为张惠言撰年谱者，当然也没有人给他的文章进行过编年。兹只有从本文内容考察其撰写年月。文中说：“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又说：“而余留京师六年，归更太孺人之忧，复游浙中，转入歙，而鲁斯客湖南北，久乃归，参差不见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来杭州，留数月。”按，“乾隆戊申”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时张惠言二十八岁。下数十三年应当是嘉庆六年（1801）。张惠言于嘉庆四年考中进士，即留京任编修，不可能于嘉庆六年夏“自歙来杭州”。张惠言于嘉庆元年至歙县金家教读，四年在京应试，则所谓“今年夏，余自歙来杭州”者，很可能是嘉庆三年（1798），盖准备赴京应次年的会试也。张惠言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与钱鲁斯会晤，至嘉庆三年（1798）重晤，相距只有十年，即便将乾隆五十三年计算在内，也只有十一年。故文中所谓“参差不见者十三年矣”，可能是一时计算有误，故此文应是嘉庆三年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