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元幹词
激昂忠愤歌《金缕》，争诵《芦川》压卷词。
婀娜清刚相济美，不妨花月忆心期。
张元幹字仲宗，是南宋初著名词人，有《芦川词》。他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赴新州》与《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最为出名。《芦川词》即以此二词压卷。以下分论之。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离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此据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辞义较胜。）
（《贺新郎·送胡邦衡赴新州》）
这首词是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张元幹在福州作的。胡邦衡即是胡铨。绍兴八年，秦桧居相位，遣王伦使金议和，欲屈辱投降，朝野群情愤激。胡铨时为枢密院编修官，上疏痛斥和议之失策，乞斩秦桧、孙近（参知政事，附和秦桧者）、王伦三人头，并谓：“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疏奏，秦桧大怒，言于高宗，诏除名编管昭州；后来，秦桧迫于公论，将胡铨改为签书威武军判官。宋威武军在福州，所以胡铨就来到福州。绍兴十一年，岳飞被害，韩世忠解除兵权，投降派的气焰更盛。次年，秦桧又授意谏官弹劾胡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广东新兴）。张元幹这时住在福州，作此词送胡铨。
张元幹是一向主张抗金反对和议的，所以非常同情胡铨。胡铨贬居福州时，他们二人因政见相合，大概时常往还，交谊亲密。这次胡铨又受到投降派权臣秦桧进一步的迫害，贬官岭南，张元幹非常愤激，所以作此词相送。上半阕先叙写中原沦陷，声情激壮。“天意”二句融化杜甫诗句“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以“天高难问”讽刺南宋朝廷忍辱求和是倒行逆施，不可理解；而“人情老易悲难诉”，则是对于胡铨之忠而得罪的无限同情与愤慨。但不直点本事，而用凌空含蓄之笔，这正是填词的妙法，比起直说来，更为深沉有力。下边紧接着说“更南浦，送君去”，点出送行。至于为何送胡铨远行，也不必明说。下半阕先写秋夜送行的凄凉情景以及预想到的远别之后，音问难通。“目尽”二句又提笔发议，说两人都有劲节大志，虽在临歧之际，而眼望青天，心怀今古，岂肯像儿女之临别沾巾呢？情绪悲壮而旷达。末二句以饮酒听歌作结。这首词确实作得非常精彩，《四库提要》说它：“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
张元幹另一首《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词，大概作于绍兴九年（1139）。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人，他作宰相时，坚持抗战，这时罢官家居。绍兴八年，高宗与金议和，拟向金称臣，李纲上书反对。张元幹同情李纲，作此词相寄。此词的下半阕云：
十年一梦扬州路。
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
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
谩暗涩、铜华尘土。
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词中表示了对李纲的同情以及自己抗金杀敌的壮志，也是非常激昂悲壮。《芦川词》即以这两首《贺新郎》压卷，“盖有深意”（《四库提要》评语）。
此外，张元幹还有不少忧国伤时的壮词，如《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下半阕云：“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己酉是高宗建炎三年，这一年金兵南侵，国势危急。）又如《水调歌头·追和》下半阕云：“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黏两鬓，清夜盆倾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总之，张元幹是南宋初年的一位爱国志士，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愤恨苟且偷安的朝廷君臣，同情孤忠亮节而受到打击的李纲、胡铨等忠义之士，发为词作，表示支持，明知有危险而不顾（他因作词送胡铨而受到除名的处分）。他的词作，慷慨悲凉，是辛稼轩以前爱国壮词的杰出作者。
张元幹《芦川词》中，除去以上所举出的这些壮词之外，还有另一种作品，如《石州慢》：
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
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
天涯旧恨，试看几许消魂，长亭门外山重叠。
不尽眼中青，怕黄昏时节。情切。
画楼深闭。想见东风，暗消肌雪。
孤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
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
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
这是一首怀念旧日情侣之作。又如《兰陵王》（绮霞散）第二段云：“闲愁费消遣。想蛾绿轻晕，鸾鉴新怨。单衣欲试寒犹浅。羞衾凤空展，塞鸿难托，谁问潜宽旧带眼。念人似天远。”又如另一首《兰陵王》（卷珠箔）第三段云：“寂寞。念行乐。甚粉淡衣襟，音断弦索。琼枝璧月春如昨。怅别后华表，那回双鹤。相思除是，向醉里、暂忘却。”也是同样的内容。这一类词，秾丽缠绵，情韵凄美，与上文所举《贺新郎》、《水调歌头》诸篇之豪壮激昂者风格迥异。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真堪与《片玉》、《白石》并垂不朽。”《四库提要》也同意毛晋之说，称为“知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词人的思想感情本是丰富的、复杂的，他有忧国伤时的壮怀，可以发为豪放之作；同时他也有绮靡悱恻的柔情，可以写成婉约之篇。如果是一位有高才的词人，他可以同时将这两类作品都写得很好。毛晋看到这一点，是实事求是的。但是晚近论词者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云翼《宋词选》在评论张元幹词时曾引毛晋《芦川词跋》之言，认为：“这说得不确切。尽管张元幹的词有其婉秀的一面，决不能拉进周邦彦、姜夔一派里去。”（第166页）我觉得这一意见倒是“不确切”的。毛晋之说只是说明张元幹词的风格具有异量之美，并没有要把他“拉进”周、姜这一派中去的意思。《宋词选》的编选者大概心中先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一个僵化的公式，就是尊豪放而贬婉约，认为，苏、辛词才是可贵的，而周、姜词则是不可取的，一提到“《片玉》、《白石》”即有鄙视之意，所以才发出这种偏颇之论。其实，评赏文学，应当是“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如果“执一隅之解，拟万端之变”，则将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千年之前，刘勰早已指出这个道理（《文心雕龙·知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收入《灵谿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