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品与人品
——再论晏幾道
1982年6月，我写了一篇《论晏幾道词》（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后来收入《灵谿词说》中），论其词兼及其为人。后来，与我合撰《灵谿词说》的叶嘉莹教授于1983年8月又写了一篇《论晏幾道词在词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是先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后收入《灵谿词说》），对晏词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文中将晏幾道词与《花间集》及李煜、晏殊、秦观诸家词作了比较衡量，认为，晏词虽然辞句妍美，情事动人，能引起读者之爱好，但在意境方面缺少感发力量，不能兴起深远之体悟与联想。此文对于我很有启迪之益。不过，从词品与人品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晏幾道还有可以进一步探索讨论的，所以我又写此文。
现在我们先讨论晏幾道的为人。晏幾道字叔原，宰相晏殊之幼子，生活在北宋中后期，与苏东坡同时。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晏幾道之为人是很特殊的。古所谓“士”，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士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于春秋末期。当时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以官府之学的《诗》、《书》、礼、乐传授弟子。孔子是没落的贵族，他的弟子们出身也各自不同，总起来说，他们形成一个士的阶层。他们本身，非官，非农，非工，非商，其出路主要是求仕，求仕不得则教书（孔子即如此）。秦汉以后的士承继这个传统，都是要“学而优则仕”。不过，士之求官，又分上下两等层次。上焉者，有政治抱负，想济世安邦，建立功业，则必须取得政治地位才能施展，如北宋之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是也。下焉者，即是为的作官之后，便于以权谋私，享受富贵，如北宋人所谓，中状元即“一生吃着不尽”，某个官僚所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一类人数量相当多，皆卑鄙不足道，而祸国殃民者亦往往出于其中。
如果结合到晏幾道来看，怎么样呢？他也是士，但是他不想求官。因为从上一等层次来说，他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可能他自觉无此才能。从下一等层次来说，他也不贪图荣华富贵。他是宰相之子，本来就生长于荣华富贵的家庭之中，不必外求；晚年家境衰落，“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黄庭坚《小山词序》），他又是能安贫的。所以他平生淡于宦情。
宋代士人求官，主要是通过科举，即是考取进士。晏幾道既然不想作官，所以他未尝应科举考试。（以他的才学，如果应考，肯定是中第的。）但是他是宰相之子，又不能作一个大梁布衣，所以他还是要接受官职。宋代有一种门荫制度，凡是大官的儿子，都可以任子授官。晏幾道大概是以门荫入仕的，曾作过几任小官，如监颍昌许田镇、通判乾宁军、开封府推官等。（据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陈尚君《晏幾道生平零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期。）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云：“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权贵之门。”可见他对于作官是并不热心的，所以未到退休年龄（古制，七十致仕）即致仕了。
晏幾道之沉沦下僚，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并非受到排挤。相反，如果他想在仕途中飞黄腾达，倒是很容易的。他父亲晏殊居高位作宰相多年，身殁之后，其门生故吏仍多在朝掌权者，他们怀念旧恩，都想提拔这位故相的郎君晏幾道。但是晏幾道禀性孤介，是不能应付官场的。黄庭坚为晏幾道《小山词》所作序中说：“晏叔原，临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赏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这就是晏幾道的特操。
有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晏幾道是如何天真任性，不善于敷衍官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载一事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夏著《二晏年谱》考定此事在元丰五年（1082）。“韩少师”即韩维，韩维从晏殊游甚久，故自称“门下老吏”。晏幾道以监镇小吏居然敢将平日所作的“侧艳”之词上于本道长官，无怪乎蒙“才有馀而德不足”之规诫。但是以晏幾道“不受世之轻重”之态度，当然也不会介意于此的。
晏幾道厌恶官场贵人之心情，甚至于达到偏激的程度。夏著《二晏年谱》引《砚北杂志》载邵泽民云：“元祐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夏承焘先生谓此事盖在元祐初年苏轼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之时。当时苏轼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名，许多士人愿交而不能得，但是晏幾道却因为苏轼位居翰林学士的要职，而拒绝与他相识。
因为晏幾道的个性，所以他平生交游范围很窄。根据文献考察所得，与晏幾道相知最深者只有两人，即是黄庭坚与郑侠。黄、郑二人都是沉沦下僚者。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以后简称《黄集》）中有涉及晏幾道者数事，可以考见晏之为人，夏先生所撰《二晏年谱》偶未检及。《黄集》卷二三《王力道墓志铭》谓力道之兄将葬其弟时，谋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临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黄鲁直庭坚，将属叔原序其文，而属鲁直铭其墓。”黄撰王力道墓志今存集中，而晏撰王力道文集序已失传。《黄集》卷二五《书吴无至笔》谓：“有吴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时，余尝与之饮，饮间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侠也。今乃持笔刀卖笔于市。问其居，乃在晏丞相园东，作无心散卓，大小皆可人意。”文中称晏幾道为“豪士”，说明其为人纵驰不羁，而其酒客吴无至，虽是一个笔工，居然能臧否士大夫，也颇有侠气，故黄庭坚以“酒侠”称之。《山谷外集诗注》卷七有《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同王稚川晏叔原会寂照房》、《次韵叔原会寂照房得照字》数诗，可见黄庭坚常与晏幾道作诗唱和，可惜文中所提到的晏所作诸诗均不传。黄诗中有“晏子与人交，风义盛激昂”之句，可见晏幾道是笃于风义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为晏幾道的词所作的《小山词序》（《黄集》作《小山集序》，见卷一六）中论及晏幾道之为人曰：
余尝论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
爱叔原者皆愠而问其目。
曰：“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乃共以为然。
黄庭坚这一段话，举出晏幾道的四“痴”，似贬而实褒，能点出晏为人的特点，不愧为知己之言。
晏幾道与郑侠之交谊，不是以文章相知赏，而是政治观点的契合。郑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少时受知于王安石。他中进士后，为光州法曹参军。熙宁七年（1074），郑侠秩满入都。因为他在外地作官时，目击新法之弊，到京后，数次上书于王安石，言新法之为民害者。王安石不听。后来郑侠受职监安上门，绘《流民图》，并具疏陈新法之弊，上奏于神宗。神宗很受感动，遂命废止一部分新法。新党吕惠卿等大怒，对郑侠进行迫害，并穷治其平日往还厚善者，晏幾道也受到株连。赵令畴《侯鲭录》卷四记其事云：
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其中。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能几时？”裕陵（按，指宋神宗）称之，即令释出。
从这件事看来，晏幾道平时与郑侠往还厚善，并曾作诗相赠。晏幾道这首绝句诗是对新党权贵的讽刺。他用托喻之法，说新旧两党之争如同在场上比赛筑球。（筑球是宋代流行的一种球艺竞技比赛，参加者分两队以争胜负。《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等书均有记载。）他自己是“支颐”旁观者，并不介入。后二句是说新党贵人也不过是春风过客而已，他们之“主张繁华”（按，“张”读去声，“主张”即主管之意，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引此诗作“主管繁花能几时”），亦就是当权执政，能有多久呢？恐怕很快就会消逝了。晏幾道虽不介入政治，但是关心政治，他冷眼旁观，认为新法执行不善，对新党权贵也深为不满。这点与郑侠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晏幾道受到株连之后，幸而神宗是明白的，还称赞他的诗，开释了他。郑侠终于被免职，编管汀州。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郑侠《西塘集》条所载，吕惠卿之陷害郑侠，还有深一层的用意：“由吕惠卿欲倾王安石，而侠与安国（按，安国是安石之弟）游从厚善，遂起狱并陷之。”原来吕惠卿还有借此倾陷王安国以株连王安石的阴毒之计。王安石缺乏知人之明，最初非常信任吕惠卿，加以奖拔，使居高位，后来吕惠卿向神宗进谗言，欲取王安石而代之。王安石知道后，晚年痛恨吕惠卿，然已晚矣。所以陈振孙又说：“安石亲惠卿而疏侠，岂惟误国，亦以危身，后之君子，可以鉴矣。”
晏幾道《小山词》中之内容无有涉及政治者，但是他仅仅流传的六首诗中，则多有政治内容。《与郑侠》一首，上文已说明了。另一首《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诗云：“眼看飞雁手携鱼，似是当年绮季徒。仰羡知几避矰缴，俯嗟贪饵失江湖。人间感绪闻诗语，尘外高踪见画图。三叹绘毫精写意，慕冥伤涸两踌蹰。”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晏幾道对官场中营谋私利、争逐倾陷的鄙视与恐惧。他虽不介入政治，但是对于当时的政治是能透视到其深处的。这是晏幾道为人的另一方面。
晏幾道虽然厌恶官场，不肯一傍贵人之门，但是他终究是宰相之贵公子，又绝不能像陶渊明那样，隐居田园，与素心人共晨夕，他仍然得居住在繁华浩穰、争名夺利的汴京之中。那么，他向何处寻找一片干净土以躲避嚣尘呢？晏幾道终于找到了一片干净土。他有两位友人：沈廉叔、陈君龙。二人事迹不详，大概都是家境宽裕而又不乐仕宦，居住汴京，“大隐隐于朝市”者。沈、陈二人家中有几个歌女，名曰：莲、鸿、苹、云。晏幾道常在沈、陈家中饮酒听歌。莲、鸿、苹、云这几名妙龄歌女，聪明有才艺，能弹、能唱、能舞，又都是天真淳朴，没有沾染流俗的名利思想。晏幾道觉得与她们在一起盘桓，心情清静悠闲，胜于在官场中敷衍贵人。晏幾道的许多词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作出来的，而且作出后，付诸歌女歌唱。他自撰的《小山词序》（晏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中说得很清楚。其文云：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馀，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按。此处“而”字是句末语助词，同“尔”。）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辑成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晏幾道传世之文只有这一篇，而且写得很好，故全录之。这篇文中说明，他作词的环境是在沈廉叔、陈君龙家，听莲、鸿、苹、云诸歌女“品清讴娱客”时所作，每得一解，即付歌唱，“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而其内容则是，“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最后写到，陈君龙疾废，沈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后来为高平公（按，指范纯仁，据夏承焘《二晏年谱》）缀辑成编。最后一段感叹说：“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抚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全文着墨不多，而意境凄美，极能动人。我每读《小山词》，玩味其中情事，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宝玉在大观园中与晴雯、芳官诸少女相周旋的情况；而晏幾道的《小山词序》亦仿佛曹雪芹写《红楼梦》在开卷时追忆往事的凄凉心情。我这样说，读者或不至于认为是拟于不伦乎？
如上文所述，《小山词》的内容是狭窄的，但是感情是真挚的，因为晏幾道对于这些天真的妙龄歌女，既无须说官场的敷衍话，也不必有文士的门面话，可以称心而言，自然流露。下边我们举几首词为例：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薮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蝶恋花》）
欲论心，先掩泪。
零落去年风味。
闲卧处，不言时。
愁多只自知。
到情深，俱是怨。
惟有梦中相见。
犹似旧，奈人禁。
偎人说寸心。
（《更漏子》）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
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
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少年游》）
秋来更觉销魂苦，小字还稀。
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
南楼把手凭肩处，风月应如。
别后除非。梦里时时得见伊。
（《采桑子》）
这类作品还很多，不胜枚举。陈师道曾说，陶渊明不是作诗，是“写胸中之妙”。我们也可以说，晏幾道不是作词，是写胸中的真情。
这里有一个应当考虑的问题。晏幾道自视甚高，他是“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黄庭坚《小山词序》）。他对于流俗毁誉是不在乎的，不过，他也总是要求得知音的。莲、鸿、苹、云这些歌女是与他相处得来的，也是他填词的对象。他的清词丽句经她们歌唱，声情相发，一定很能动人。所以千载以下的毛晋，在读《小山词》时还说，“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一过”（《宋六十名家词》本《小山词跋》），表现了歆羡之情。不过，这些歌女文化素养不高，她们纵然也懂得一些晏词的清词丽句，但对于其中的深意高境，未必真能领会，成为晏的知音。而晏作词描绘这些歌女时，也有融入自己的襟怀而加以理想化之处。这是读《小山词》时应当注意的。兹举晏幾道最为人传诵的一首《临江仙》词，加以评析。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这首词是怀念小苹的，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对于这首词的意蕴及其中灵活运化古人诗句的“错杂融会”之妙，都做了详细的阐说，读者可以参看。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此词意境之高处。起二句是写作者当前的寂寥情况。楼台帘幕是昔时与小苹一起饮酒听歌之地，现在人去楼空，是酒醒梦后了。两句造境甚高，故康有为评为“华严境界”（《艺蘅馆词选》）。下面写回忆，又分两层。“去年春恨”三句“是较近一层的回忆”；“记得”以下直至篇末，“是更远的回忆”。（均本俞氏说）这两层都是追想，并非当前实境，但却写得形象鲜明幽美，这叫做“虚者实之”。写初见小苹时，不直接写其容貌如何美丽，心思如何聪明，而是由“两重心字罗衣”的服饰衬托其美丽，由“琵琶弦上说相思”的动作衬托其才艺与灵慧。这都是艺术手法高妙之处。末二句怀念小苹，但也不直说，而是用借喻之法，将小苹比作天上的“彩云”。当时明月曾照过彩云，现在明月仍在，而彩云不见了，表现出无限怅惘之情。这首词造境幽美，用笔空灵，“楼台”、“帘幕”、“落花”、“微雨”、“罗衣”、“琵琶”、“明月”、“彩云”等一系列幽美的事物景象，错综配合，或实或虚，如同闪光的五色琉璃，炫人眼目，将小苹衬托得如在仙境。这里边是否渗入了晏幾道自己的襟怀意境呢？我们读《红楼梦》书中贾宝玉祭晴雯的《芙蓉诔》，每感觉到，其中对于晴雯的描述，是贾宝玉将晴雯理想化了；那么，晏幾道这首《临江仙》词，是否也将小苹理想化了呢？这是读晏幾道词时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晏幾道作词既然是自抒性情，所以他无意于联络声气，在当时词坛上争一日之短长。当时著名词人如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除黄庭坚外，晏幾道与苏、秦二人都无往还。（苏轼曾愿与晏幾道相交，晏拒之，已见上文。）自北宋中期柳永提倡慢词之后，作慢词之风盛行，苏轼、秦观都喜作慢词，稍后周邦彦更是在慢词上大显身手。但是晏幾道却不大理会这个新风气，在《小山词》二百馀首中，慢词不到十首，而且他作慢词仍是用作小令的手法（据夏敬观说）。北宋徽宗以来，周邦彦、贺铸作词，渐喜雕饰，善于融化唐人诗句，以增文采，而晏幾道词则多是白描，接近口语。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晏幾道作词时，是独行其是，超乎当时风气之外的。
关于当时或后世人对晏词的评论，我们也可以略加疏释。同时人黄庭坚在其所作《小山词序》中评晏词云：“乃独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这几句话是中肯的。清人冯煦评晏词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宋六十一家词选序言》）王国维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余谓此惟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馀，但稍胜方回耳。”（《人间词话》）冯、王两家之说不同，我们如何判断呢？叶嘉莹教授在其所撰《论晏幾道在词史中之地位》一文中说：
晏幾道与秦观之词只是在外表上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他们在襟怀志意方面却并不相同。冯煦将二人并称，便是因为只见其外表之同者，而未见其内含之异者。……而王国维不同意冯氏之说，便因为王氏之评词，一向并不只重在辞句之外表，而更重在词中内含之意境。……而就此点言之，则淮海词之淡语有味、浅语有致之处，便远非小山所能及了。
按叶氏之分析，深细中肯。晏词内容之深度广度不及秦词，这与二人之志趣经历有关。秦观出身于一般士大夫家庭，少有用世之志，在取科第与求官职两方面，都经历坎坷，晚年遭受党祸，贬死岭南。他对于政治、社会，经验丰富，认识深刻，故其词不仅妍美，而且有时凄厉沉郁，感怆深至。晏幾道则不然，他以贵公子而只作过几任小官，生活平稳，没有经历过政治风波，所以也不会有秦词中那种沉郁感怆之作。不过，在他“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这方面，也还是能做到“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所以他的名句如“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都能得到理学家程颐的欣赏。（见《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
古今人评论晏词之语尚多，这里不再枚举。南宋末陈振孙有几句话，却能由晏词而联系其为人。他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小山集》条说：“晏幾道叔原撰。……其为人虽纵驰不羁，而不求苟进，尚气磊落，未可贬也。”陈氏提出晏幾道为人的特点，是磊落不羁，淡于荣利，由论词而联系到他的为人，即是说明词品与人品之关系，可谓洞微之论。
总之，晏幾道之为人，大概是有一种优越感的，而这种优越感之形成，与他的家庭环境、学问才华有密切关系。晏幾道之父晏殊，既是朝中宰相，又是文坛领袖。晏幾道是晏殊的晚子，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荣华富贵、风流文采的家庭之中。因为有高度的文化教养，所以他不至于成为纨绔子弟；又因为生于宰相家中，所以他也不同于有才华的寒士。他不自觉地养成一种在政治与文章两方面的优越感，而形成其特立独行的品格。一般人所羡慕的荣华富贵，他不必羡慕，因为他是在其中长大的；一般人所羡慕的高官显宦，他也不重视，因为他见过的高官显宦太多了，许多是他父亲的门生故吏，又加以他禀性恬淡，更是视官爵如敝屣。由于他“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所以“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在学术文章方面他也有优越感，甚至于像苏轼这种文章巨公，他都不愿与之往还。这样，晏幾道就非常孤寂了，几乎很少有能和他谈得来的。黄庭坚《小山词序》中说：“（晏幾道）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余尝怪而问焉。曰：‘我槃跚勃嘿，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这说明晏幾道落落寡合的苦衷。所以晏幾道只好与莲、鸿、苹、云这些歌女相处。因为她们都是天真的少女，既无显宦的官气，也无文士的骄气，晏幾道对她们的态度也就可以平易自然，无须心中存有优越感，而且她们的清歌妙舞，还可以使晏幾道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以晏幾道为她们写出许多好词来，发抒了其真挚的感情。但是晏幾道内心深处终究会感觉到，这些歌女也并非是自己真正的知音，于是在写词时，不免又将自己的理想境界融汇进去，在流露真挚感情的同时，又蕴含着一种孤介高超的意趣，与其他词人的同类作品不同。词品之高由于人品之高，这是我读晏幾道《小山词》时的一点体会。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收入《词学古今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