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和南帆、马克·吐温关于蚂蚁的文章，有点相似。都是写小虫子的，不过南帆和马克·吐温写的是一种虫子（蚂蚁），而刘亮程的文章虽然不长，却写了好几种虫子，先是一种连名字也可以忽略的虫子，后来是一种叫做蜣螂的虫子，最后是蚂蚁。不过这种区别是表面的。在人们看来，三种虫子都是不起眼的，相对于人来说，显得渺小。这有什么可写的呢？如果按照贴近生活的作文指导原则，对于虫子的描写，就限于某些常规的观感，那么文章就很难写，甚至写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这篇文章之所以写得引人入胜，乃是循着另一条思路，写自己对虫子自以为是的观感，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这是贴近虫子吗？不，贴近自我对虫子的观感的变化，开辟了一条创新的为文之道。
第一种虫子很小，头只有针尖大，连名字都被忽略了。作者循着常规思维，“看得可笑”。眼见它在指甲盖上爬行，到了尽头，若是不停止，就要一头栽下去。作者由此产生了优越感，觉得这粒小虫面临危机，却毫无感觉。明明是“短视和盲目”，但小虫却从手指底部慢慢地爬向了手心，并没有掉下去。这时，作者“为自己眼光（短浅）而感到羞愧了”。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
这是作者对第一次错误的自我表述。这里有几点值得一提，第一，写自己，并不一定要写多么光辉伟大的事迹，自己的错误也可以成为文章的核心内容。第二，并不是自己的任何错误都能写成好文章的，错误也有无聊的，作者的了不起，就在于把本来可能是无聊的错误深化了。他把它写成是由于优越感而造成的错误，而这种错误，是人类普遍的错误。这样写自己错误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对人的优越感的嘲笑。人的局限性如此之明显，在某些方面连一只小虫子都不如，却常常盲目地为优越感所蒙蔽。这一点因为处于对比（手之大，虫之小；人之自以为聪明，虫之笨）之中而显得鲜明强烈。在一些方面，人不如虫，是人的局限，人对此的不自知，是更大的局限。
人的局限是宿命的，不能超越的，人的盲目优越感却是可以克服的，但人缺乏自审，因而“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人不能变成比人更为聪明的动物。这句话虽然文字很浅白，道理却很深刻。自以为是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封闭。从这么平淡的事情中体悟到这么深邃的哲理，这就不仅仅是贴近了自我，而且是深化了自我。文章的成功之道，就是从原始的感觉，深化为对人类的局限分析。这里就显示出某种哲理的意味。
这种散文，有丰富的感性描写，而且形象生动，却不在于引发情感的抒发，而是以智慧的思考为归结点。文章又不以议论为主体，而是以感性、形象的描写为主体。在形象的描写中，刘亮程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趣味，既不像南帆那样冷峻，把蚂蚁写得很可叹（陶醉在幸运之中不知祸之将至），又不像马克·吐温那样幽默，把蚂蚁写得傻气，而是把小虫子写得很自如，旁若无人，可笑的不是虫子，而是自以为是的人。
接着写的是蜣螂要对付一个比它大好几倍的粪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我”看得着急。要帮它一个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但却不知道如何帮助才有效，才不至于徒劳。作者越是强调蜣螂和粪蛋的卑微，就越显出人类智慧的有限。哪怕是出于很善良的愿望，哪怕是这么一桩小事，也是无从下手。
作者第二次直陈自己错了：究竟蜣螂是要搬东西回家，还是一味游戏，“反正我没搞清楚”。一再为自己智慧有限而无可奈何，这是本文的特点，这和南帆在观察动物时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南帆是在看着小蚂蚁可笑的情况下，冷峻地警惕着自己的优越感，刘亮程则以解构人自发的优越感开始，以嘲笑人的优越感而告终。
文章写得更为精细的是蚂蚁。也是不辞辛苦地进行着一种沉重的劳动，“背着一条至少比它大二十倍的干虫”，用嘴巴咬，用头顶，失败了，跌了个仰面朝天，又重新来。“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没效果”，这当然是挺可笑的。但是，作者的立意并不仅仅在蚂蚁的可笑，而是人的更可笑。而这个人，还是因为好心而可笑。他同情蚂蚁，想帮蚂蚁的忙。就把一只在近旁闲转的蚂蚁捉住，放在那只忙碌的蚂蚁前面，让它帮忙。但是，好心却没有好结果。这只蚂蚁不肯帮忙，跑了。作者以为这是因为自己“强迫它”，它“生气了”，就改了方式，把逃跑的蚂蚁捉回来，放在劳碌的蚂蚁前面：
先让两只蚂蚁见见面，商量商量，那只或许会求这只帮忙，这只先说忙，没时间。那只说，不白帮，过后给你一条虫腿。这只说不行，给两条。一条半，那只还价。
很明显，这个场面想象得很风趣，把蚂蚁平民化了，挺有人情味，也挺好笑的。但是，越是想得美，越是错得厉害。作者又一次直陈：“我又想错了。”两只蚂蚁没有商量，没有合作，反而打了起来：
二话没说，扑上去就打。这只被打翻在地，爬起来仓皇而逃。也没看清咋打的，好像两只牵在一起，先是用口咬，接着那只腾出一只前爪，抡开向这只脸上扇去，这只便倒地了。
这里的幽默感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小虫子，没有来由地厮打，越是没道理，越是互相伤害得厉害，越是可笑。二，是对“我”的调侃，越是好心，越是办坏事，越是可笑。文章的诙谐，借助虫子厮打的后果来突出自以为是的人的无能为力。
文章写到这里，对自己的调侃或者自嘲，可以说是相当酣畅了，但是作者意犹未尽。让“我”为蚂蚁“着急”，为它帮忙，以为它会“感激”，结果，蚂蚁却“生气了”。“我又搞错了”，这是第四次犯错误了。这样写不是显得重复吗？不。这正是幽默感的层层加码。自以为是地帮倒忙，每重复一次，对自己的嘲笑就深入一层次。到第四个层次，可谓是淋漓尽致。人终于在蚂蚁面前认输了：
我这颗大脑袋，压根不知道蚂蚁那只小脑袋里的事情。
这当然是自嘲，同时也是自贬，但是并不是自卑或自轻自贱，因为这是虚拟的，就这一点而言，人不如蚂蚁，但这是撇开了人其他方面的优越性而言的。而这一点作者和读者心照不宣，正是因为这样，自嘲、自贬只是一种幽默，一种故意留下漏洞的、片面的智慧，一种诙谐的情趣，而不是理性的结论。但是，这里有着情和智的交融，同时也表现了作家胸怀的宽广。
这篇思考的深度，趣味的丰富，是贴近了蚂蚁的生活呢，还是贴近了作家的心灵呢？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主要是靠对蚂蚁的观察，还是靠作者内心情感和智慧的独特和深邃呢？要写好文章是靠生活的观察，还是靠心灵的活跃呢？
中国古代绘画有一种很深刻的理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教条主义的机械唯物论，总是片面地强调外部世界（造化）的反映，而忽略了文章的另一个源泉，就是心灵。其实，光是依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是不够完善的。因为造化和心源在文章中，不是并列，而是统一的，用胡风的话来说，就是主观要拥抱了客观，才能进入创作心态。用发生认识论的话来说，就是外部世界只有在被内部心灵同化了以后，才可能有文章可做。许多文章解读之所以不得要领，空话连篇，就是因为在这个出发点上弄错了。刘亮程此文之所以深邃，乃在于对于人自以为是大自然的中心主宰持严峻的批判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哲理性是很深刻的。有论者称赞他为“20世纪最后一个农民哲学家”是很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