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的故事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记载这个故事的书《世说新语》有名。虽然这个故事很不可靠，但是不妨碍周处的故事几乎在读书人中家喻户晓。但是王鼎钧可能觉得这个不可靠的故事把周处这个人物简单化了，在多数读者心目中留下了周处就是一个回头浪子的印象。
因而作者为周处设计了一个颠覆性的尾声。在历史上，周处本人要复杂光彩得多。
在《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的《周处传》中，他并没有像《世说新语》中那么坏得不堪。他是个干部子弟，父亲官至太守，但死得很早，可能是没有人管束，就有点无法无天。《晋书》上说：
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
《晋书》是正史，比较严谨，考虑到周处后来成为忠臣孝子，就把他青年时代的飞扬跋扈淡化了一点。周处不是在杀蛟而出，看到乡里人庆贺时，才决定洗心革面，而是在这以前，就有自知之明，“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在搏虎、杀蛟以后，又发现乡里庆贺，才知道自己引起的民愤大到这种程度，强化了重新做人的决定。这里的差别还只是程度上的，真正的差别还在后面。《世说新语》最后说他是“忠臣孝子”，只是个概念，读者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
《世说新语》很通俗，影响很大，即使不完整，仍然能够获得多数读者的认同，而完整的史实，却因为文字比较深奥，不够通俗，不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因而，广大读者对周处的了解就限于“半截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到传播的力量，又可以看到传播的遮蔽。
从写作方法来说，光有“忠臣孝子”这样一个抽象的论断，而没有具体的感性故事，那么读者很难留下直接的印象。王鼎钧写《半截故事》，其目的就是把周处的忠臣孝子故事完整地展现出来，改变半截故事的局限。《世说新语》中周处的故事，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周处的转变好像是突然的、偶然的。而王鼎钧的文章，则揭示了周处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周处的父亲本是有名的读书人，虽然死得早，也给周处留下一定的影响，所以周处知道怎么做。”
王鼎钧的文章补出来的那另一截故事有两个重点，一是周处钻研学问以后，做了相当大的官，御史中丞。他就用除三害的精神来铲除朝中的腐败官僚，这就得罪了当权的贵族。王鼎钧在这一点上说得含混，其实应该交代清楚的。因为他所得罪的贵族中，有一个皇亲司马肜。《晋书》上这样说周处：
及居近侍，多所规讽。迁御史中丞，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肜违法，处深文案之。
对这个权势极大的特权人物，他严格执法、从严处治，因此结下了冤仇。后来边境反叛，朝廷派梁王司马肜领军平乱。王鼎钧说，这个司马肜就点名要周处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司马肜居心不良，劝周处别去。可是周处认为国家需要用人，他不能逃避责任。王鼎钧的文章写得比较简略，把一些关键省略了。第一个是，周处可以借口母亲年老加以推辞。《晋书》说他在任汉广太守之时，政绩卓著，但“以母老罢归”。现在母亲更老了，更有理由了。晋朝以孝治天下，不孝是要治罪的：
伏波将军孙秀知其将死，谓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辞也。”处曰：“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
这一点，似乎不应该忽略。周处明知要死，还是本着一种赴死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去平乱了。省略了这一点，就弱化了周处的悲剧性壮烈。王鼎钧的文章还产生了个小小的误差。“朝廷派梁王司马肜领军平乱”还不够准确。起初派的不是这位梁王，而是另外一个权贵夏侯骏。司马肜在开头不可能点名要周处。但是，周处得罪的权贵太多了，产生了一个效果：“朝臣恶处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这就是说，周处的悲剧，不是司马肜一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整个朝廷的奸邪横行造成的。后来司马肜真的当了统帅，才把周处推进一个“绝地”，之后又不给援助，周处力战而死。《晋书》说得要壮烈得多：
时贼屯梁山，有众七万，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肜复命处进讨，乃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将战，处军人未食，肜促令速进，而绝其后继。处知必败……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播、系不救。左右劝退，处按剑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没。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他牺牲的原因，固然是权贵挟嫌报复，但也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明知要受到陷害，明知军事上要失败，自己的生命要灭亡，仍然义无反顾，慷慨陈词赋诗，毫无悲叹之意。只为忠于自己的选择，也就是忠于自己的信念：“效节授命”“以身殉国”“人臣尽节，悲慨即路，志不生还”。这是一个把信念看得比生命、比胜负更加重要的英雄，这是一个悲剧的英雄，然而他自己却没有丝毫悲凉之感，有的只是一种悲壮的豪情。
王鼎钧的文章补充了故事以后，所发的议论，重点并不在英雄的悲壮，而在另外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历史来说，他的矛头指向权贵统治集团的腐败。对于当代来说，他的批判指向娱乐文化商业化的媚俗。最后一段，写得是很隽永的：
我说周处一生可以拍成一部深刻的悲剧，我建议他（按：影视制片人）一直拍到周处战死。他断然说：“这样的电影我不拍。”那他懂，我不懂。现在我懂，你懂不懂？
一般的结尾大都是卒章显志，而这里却把问题留给读者。当然不是没有一点暗示，制片人不拍的原因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不为大众习惯，那是通俗文化媚俗的原则。当时作者一味执着于历史的严肃性，所以一下子不能明白，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样就把两种性质的文化价值隐藏在字里行间，推动读者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