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的空灵与质实
词贵空灵，不宜质实。空灵则含蓄，意蕴丰融，耐人寻味，富有感发作用；质实则沾滞，浅薄呆板，一览无馀，没有回味。同一种情思，有的人表达得空灵，而有的人则表达得质直，这与作者词艺修养的高下有关。前人词话中曾有对此问题举例比较者，兹选录数则而说明之。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笺注》卷一○：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
按陈氏所引陆放翁《蝶恋花》词全文如下：
桐叶晨飘蛩夜语。
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
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
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陈氏所引辛稼轩《鹧鸪天》词，题序是：“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词的全文如下：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陆、辛二人都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们都很不满意南宋朝廷屈辱求和、苟安半壁的局面，而想振兴国势，举兵北伐，以恢复中原。他们二人都曾上书朝廷，陈述恢复大计，而均未被采纳，有效忠无门之慨。在这些方面，他们二人的志愿与遭遇是相同的。
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禅位于太子赵昚，是为孝宗。是年九月，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至次年隆兴元年（1163）五月，出为镇江通判。陆游居朝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数次论奏国家大计。他曾作《上殿札子三首》，请加强诏令威信，复祖宗旧制，致事制度应以仁宗为法，又曾代人撰拟《乞分兵取山东札子》，又作《上二府论都邑札子》，畅论抗金大计，建议迁都建康，并登用北方遗才（并见《渭南文集》卷三）。孝宗初即位时虽亦有志恢复，然志向不坚定，故未能采纳陆游的建议，加以龙大渊、曾觌等佞臣用事，排挤陆游，故不久即外放（参看于北山《陆游年谱》）。后来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入蜀，为夔州通判，又被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为幕僚。王炎调职，陆游在四川作了几任地方官，又为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幕僚。淳熙五年（1178），陆游东归，作了这首《蝶恋花》词（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这时陆游已经五十四岁了，南宋朝廷依然没有振作的气象，回想当年上书朝廷，陈恢复大计，一直未被采用，所以发出“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的悲慨。《长杨赋》是西汉扬雄所作。汉武帝为了向胡人夸耀，命官吏捕捉许多野兽送至长杨射熊馆，以备胡人猎获，致使农民不得收敛禾稼，扬雄上《长杨赋》以讽。陆游借用《长杨赋》比喻自己所上奏疏。这两句词虽然悲慨深切，然表达得质直显露，读后缺乏回味。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辛弃疾与耿京在山东起义兵抗金。其后耿京为部将张安国所杀，辛弃疾缚张安国，率义兵万人南归，献俘行在，时绍兴三十二年也。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阴签判。孝宗乾道元年（1165），辛弃疾奏进《美芹十论》，其中前三篇论证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认为有“离合之衅”可乘；后七篇提出乘机进军恢复中原的意见，并作了具体规划。乾道六年（1170），辛弃疾又作《九议》，上宰相虞允文，提出抗金规划，勿欲速而轻发，要利用敌方弱点。但是辛弃疾这些建议，都未被朝廷采纳，他也未受重用，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了几任地方官。虽曾有所建树，但是受到排挤者的弹劾。自淳熙九年（1182）之后，落职家居于上饶者约二十年，中间曾一度出任福建地方官，亦不满三年（参看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这首《鹧鸪天》词，大概作于庆元六年（1200）辛弃疾家居铅山之时，年六十一岁（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从以上的简略叙述，可以探测辛弃疾作这首《鹧鸪天》词时的心情。他二十三岁在山东起兵抗金，后来俘叛将，率义兵，南归朝廷，所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其气概是何等的英伟豪壮！他很想凭仗其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才能，能够得到朝廷重用，以振兴国势，恢复中原，因此他屡次上书，条陈用兵抗金的方略。但是他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只能作地方官，还遭谗罢职。当淳熙八年（1181），他落职居上饶时，筑新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他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故以‘稼’名轩。”（《宋史》本传）似乎颇有愿以农耕为业以终老之意。但这不过是不得已的聊以自慰而已，其用世之志并未忘也。所以在庆元六年他六十一岁时，与客谈功名，追念少年时事，慨叹四十年中岁月蹉跎，自己的兵谋将略不得施展，只好长期家居务农，所以说：“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不说朝廷不采用自己论兵抗金的大计，而说，现在只落得个将平戎策换得种树书了，情意极愤慨，而措辞则极委婉，耐人寻味。这就比起陆游“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那种直说的方法，在词艺上显得高明了。所以陈廷焯说：“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
《白雨斋词话》卷二又有一则，举例说明词艺中空灵与质实之高下优劣，其文云：
梦窗《金缕曲·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云：“华表月明归夜鹤，问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后叠云：“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感慨身世，激烈语，偏说得温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张眉努目之态。
现在先将陈氏所引吴文英、文及翁两家词的全文抄录于下。吴文英《梦窗词》：
乔木生云气。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旋小筑、吴宫闲地。华表月明归夜鹤，叹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遨头小簇行春队。步苍苔、寻幽别坞，问梅开未。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
（《金缕曲·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
李有《古杭杂记》：“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凉》。”（按，《贺新凉》即是《贺新郎》，亦即是《金缕曲》，同调异名。）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沉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现在先解释一下吴文英的词。履斋是吴潜之号。沧浪亭在今苏州市，本是北宋苏舜钦的别墅，南宋时，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得。南宋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约蒙古灭金后，复背约出兵北伐，连年为蒙古兵所侵，国势日绌。吴潜执政时，主和，主守，而朝廷不省，卒致衰亡。吴文英陪吴潜游沧浪看梅，引起对国事的忧伤。刘永济先生《微睇室说词》解释此词说：上片全从韩世忠沧浪亭小筑着笔，而叹息当年恢复之功不成。下片写陪履斋看梅。作词唱和，催梅早发，吴潜亦能词者，故曰：“与东君同意。”又说：“‘后不如今今非昔，二句回顾上半阕，追忆‘英雄陈迹’，言当年尚可图恢复，今则国力日衰矣，恐后必更不如今也。言外有惜履斋和守之计不行，国家有危亡之惧意。此时此际，一念及此，但与履斋相对无言，但观沧浪之水，发思古之情而已。歇拍六字所以沉痛如此也。”按刘氏所解释者甚为切当。所以“后不如今今非昔”二句，包含了吴文英与吴潜两人对国事的许多沉忧隐痛，而出之以空灵蕴藉之笔，能使读者回味无穷。陈廷焯评论说：“激烈语，偏说得温婉，境地最高。”是中肯之言。至于文及翁的词，愤慨南宋国势不振，朝廷君臣歌舞湖山，无志恢复，惟想仗恃不可靠的长江天险以自保，情辞慷慨激昂，亦不失为佳作。但多是明显直说，缺少含蓄。即便其名句“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亦不过是以林和靖借喻南宋士大夫耽于赏乐，不忧国事而已。一泻无馀，不耐寻味。所以陈廷焯谓其“不免有张眉努目之态”。文及翁词的艺术风格不如吴文英词之含蓄深美，但是在晚近“左”的思潮流行之时，文及翁这种浅直显露的词容易得到欣赏，而吴文英那种“境地高”的词作，反受到忽视，甚至贬责，此亦殊可叹也。最近论词风气始颇有好转矣。
在同一个人的词作中，其艺术手法也往往出现空灵与质实的差别，因而造成高下之分。苏轼词中即有这种例子。刘熙载《艺概》卷四云：“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按，苏词中“又恐”，有的版本作“惟恐”。）
现在先将刘氏所引两首词全文抄录于下，然后再加诠释。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据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下首同。）
（《满庭芳·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
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按，《满庭芳》词是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所作。（关于苏词编年，采朱彊村说，见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下首同。）苏轼于元丰三年贬于黄州，居五载，至元丰七年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岁暮，至泗州。八年正月，表请常州居住，得到允许，即题序所谓“蒙恩放归阳羡”（阳羡，古地名，在今江苏宜兴）也。此词即是这时所作。苏轼贬居黄州，是由于乌台诗狱的冤案。五年之后，才得量移。朝廷允其所请，至阳羡闲住。这时他的心情是郁闷的，已经五十岁了，蒙冤未雪，报国无门，所以词中说：“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从正面直抒胸臆，不为婉曲之辞。
至于《水调歌头》，则是苏轼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所作。神宗熙宁初年，苏轼仕宦中朝，曾上书条陈国计，反对新法，于是在熙宁五年外放为杭州通判。七年九月，徙知密州。九年中秋夜，作这首《水调歌头》词。他在中秋赏月之际，想象天上宫阙，因而唱出“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名句，以寄其旷怀与遐思。就苏轼平生襟抱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寄托呢？苏轼自外放至此已四年矣，他最初本来得到神宗的赏识，因受新党排挤而外放，他对神宗是怀有好感与期望的，在中秋之夜，因向往天上而发出“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感叹，以寄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念君之思，也是未尝不可能的（古人诗词中常以天上比帝王宫廷）。古代词人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思，有显意识，有潜意识。所谓潜意识者，即是词人久蓄于胸中的情思，借机触发而透露出来，作者自己亦在有意无意之间，所谓：“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况周颐语，见《蕙风词话》卷五。）古人词中许多浑厚深远之作，往往是具有这种特色的，读者应反复吟玩，深切领会。所以说，如果认为苏轼这几句词中蕴含着念君之思，是讲得通的。刘熙载大概就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与苏轼《满庭芳》词“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相提并论。〔按，《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说，苏轼作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八年的元丰七年（1084），“都下传唱此词”，内侍录呈神宗。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据此所记，可见神宗也曾认为苏轼是以向往天上隐喻其向往君主之心的。〕
苏轼少时读书即仰慕范滂之为人，他是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他总想得到君主的信任以施展其治国之才能（中国自古以来的贤士大夫都是如此）。《满庭芳》与《水调歌头》这两首词，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撰写的，都有真实感情，但是在表现其向往君主的心情时，一是自觉的明显直说，一是不自觉的曲折流露，所以表现在词的艺术境界中，一个是质实，一个是空灵，遂有高下之分。刘熙载就此二词的比较，提出“词以不犯本位为高”之说，是很有见地的。所谓“犯本位”者，即是据题直说；所谓“不犯本位”者，即是用不即不离、若隐若显的艺术手法，曲折地透露自己的情思，因此有文外曲致，耐人寻味，这是词中的高境。
（《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