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一
皮日休是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同情人民疾苦，弹劾时政腐败，他又曾参加过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近来国内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已经提出他的重要性，但论述还简略，我愿意更进一步，对于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试加探索与说明。
关于皮日休的事迹，我们今日所能考知者并不很多。新旧两《唐书》都未给皮日休立传，仅《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记巢入长安，即帝位，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通鉴·唐纪七十》僖宗广明元年亦记此事。此外，在正史与《通鉴》中，即无任何关于皮日休的记载。皮日休所著《文薮》十卷，其中时常说到他自己的行迹，但是《文薮》乃是日休在懿宗咸通七年丙戌（866）所编，所以书中所记全是日休在咸通七年以前之事，以后的就没有了。《全唐文》卷七九六至七九九载皮日休文四卷，其中有几篇文章，如《松陵集序》等，是咸通七年以后之作，为《文薮》所未有，《全唐诗》第九函第九册有皮日休诗九卷，第一卷诸诗与《文薮》第十卷所载大致相同，其馀八卷诸诗均《文薮》所未有，这些诗文中，有一些关于皮日休行事的资料。五代两宋人的著作，如《玉泉子》、《北梦琐言》、《吴越备史》、《南部新书》、《江南馀载》、《唐诗纪事》、《唐语林》、《老学庵笔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诸书中，也有十几条关于皮日休的零碎记载。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研求皮日休的事迹。
在五代两宋人诸书中，叙述皮日休生平最简赅者，当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皮日休《文薮》十卷”条，录其全文如下：
唐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隐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咸通八年登进士第，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贼遣为谶文，疑其讥己，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居州里所编，自序云，发箧次类，文稿繁如薮泽，因以名之，凡二百篇。
我以此条作骨干，再用其他资料补充，加以考辨与说明，综述皮日休平生事迹。
皮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其生年不可确考，大约在唐文宗开成末年。《文薮》卷四《文中子碑序》：“后先生二百五十馀岁生曰皮日休。”按文中子王通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即陈后主至德二年，当公元584年（梁廷燦《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后二百五十岁，应是公元834年，当唐文宗太和八年。日休自言其生后文中子二百五十馀岁，则当在834年后，其年不能确定，假定为839年左右，约当文宗开成末。皮日休在《皮子世录》（《文薮》卷一○）中自叙其先世说：“日休之世，以远祖襄阳太守，子孙因家襄阳之竟陵，世世为襄阳人。自有唐已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抱冠冕，以至皮子。”可见他是出身于一个普通地主的家庭，并非高门世族。
皮日休少时在襄阳鹿门山隐居读书，后来就离开故乡出游。出游在哪年，难以确考（可能是在咸通四年，详后）。游行的路线与经过的地方，在他的《太湖诗序》（《全唐诗》皮日休诗三）中有很清楚的一段叙述：
余顷在江汉，尝耨鹿门，渔泂湖，然而未能放形者，抑志于道也。尔后以文事造请，于是南浮至二别，涉洞庭，回观敷浅原，登庐阜，济九江，由天柱抵霍岳，又自箕颍转樊邓，陟商颜，入蓝关。凡自江汉至于京，干者十数侯，绕者二万里，道之不行者，有困辱危殆，志之可适者，有山水游玩，则休戚不孤矣。
他游行的路线，如果用今日的地名来说，就是：从襄阳到湖北东部，又到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渡江到安徽，再到河南，由南阳入陕南，到西安，即唐代的京都长安。他游行的目的是“以文事造请”，即是拿他的作品进谒当道，以求晋身之阶，以便于入京考进士，这几乎是唐代读书人照例要做的事情。
皮日休《文薮》中有些文章曾记叙他自己哪年到过哪些地方，做些什么事，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加以排比，可以更明确而具体地知道皮日休在这几年中出游的情况。
皮日休在咸通四年（863）到郢州，那时郑诚作郢州刺史，日休“将抵江南，舣舟而诣之”，四月三日为郑诚作《孟亭记》（《文薮》卷七《郢州孟亭记》）。按，唐代郢州治所在今湖北钟祥，沿汉水东岸，在襄阳南约三百里，由襄阳出游，乘舟循汉水南下，正经过郢州，因此，我推测咸通四年可能即是皮日休离襄阳出游之年，这时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在这一年，日休又“南浮至沅湘”，作文悼贾谊（《文薮》卷二《悼贾并序》），又到“白门”，即今南京（《文薮》卷七《白门表》）。咸通五年（864）春，“日休自淝陵之江左，道出英六城下”，访咎繇庙，作碑（《文薮》卷四《咎繇碑》）。按，“淝陵”盖指唐寿州，即今安徽寿县，“英六”盖指唐盛唐县，即今安徽六安，此地是春秋时的六国，咎繇之后所封，故有咎繇庙。日休渡江后至彭泽（今江西彭泽县东南四十里），馆于友人李中白栖宾亭，五月朔，作《通玄子栖宾亭记》（《文薮》卷七）。咸通六年（865），复渡江，“至寿之骈邑曰霍山”（《文薮》卷一《霍山赋序》），即今安徽霍山县。又经蓝田关（在今陕西蓝田），入长安（《文薮》卷四《蓝田关铭》），此行乃“副诸侯贡士之荐”，即是以乡贡进士入京应试，盖由今安徽取道河南，经陕南入长安，故过蓝田关。以上诸文所记行踪，与《太湖诗序》相合，只是到白门一事，《太湖诗序》未提到。
唐代诸州乡贡进士以十月入京（《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条），故皮日休咸通六年到京，当在十月之后。七年（866）春，应进士举（唐代考进士照例在春天），并未登第。《文薮》自序：“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丙戌是咸通七年。《文薮》自序所谓“退归州东别墅”，指的是寿州，因为《文薮》卷一○《三羞诗》其一序曰：“丙戌岁，日休射策不上，东退于肥陵。”其三序曰：“丙戌岁，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第后归之。”“肥陵”即是寿州，而所谓“寓小墅于州东”，亦即是《文薮》自序所谓“州东别墅”，是在寿州的。皮日休本年下第归寿州，其《文薮》是在寿州所编，并非在其故乡襄阳，《郡斋读书志》说他“丙戌年居州里所编”，殆未细考。皮日休是襄阳人，为什么下第后要回到寿州，而且有别墅呢？他的《三羞诗》其三说：
粤吾何为人，数亩清水湄。……
朝食有麦饘，晨起有布衣。一身既饱暖，一家无怨咨。
……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
食之以侯食，衣之以侯衣。归家恤金帛，使我奉庭闱。
当时寿州刺史大概对皮日休很好，皮日休的田产及一切生活费用都是刺史供给他的。
咸通八年（867），皮日休登进士第。此年进士及第者共三十人，姓名可考者，除皮日休之外，尚有郑洪业、牛徽、韦昭度、韦承贻、崔昭符及宋某，知贡举者为礼部侍郎郑愚（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三）。皮日休登进士第之后，有两段故事。其一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二，记日休榜末登第，主考官郑愚与日休谐谑事；其一见于《玉泉子》，记曲江宴时，同年崔昭符嘲笑日休事，以无关宏旨，不录。读者欲知其详，可检原书。
皮日休咸通八年进士登第以后的事迹，上文所引《郡斋读书志》说他：“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贼遣为谶文，疑其讥己，遂害之。”此外，《北梦琐言》卷二：
（日休）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黄寇中遇害，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
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门》所记与此同。钱易《南部新书》丁：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
《南部新书》癸：
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子光业，为吴越丞相。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四：
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咸通中为太常博士，遭乱归吴中。黄巢寇江浙，劫以从军，至京师，以为翰林学士。令日休作谶云：“欲识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讥之也，遂及祸。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
《文薮》十卷，唐太常博士襄阳皮日休袭美撰。日休，咸通八年进士，黄巢之难，陷贼中，为“果头三屈律”之谶，贼疑讥己发拳，遂见害。陆游《笔记》以皮光业碑辨其不然。
据以上诸书所记，我们可以知道，皮日休在咸通八年进士登第之后，曾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后归吴中。他归吴中究竟在何时呢？《唐诗纪事》只说他“遭乱归吴中”，未言在何时。《郡斋读书志》说他：“乾符丧乱，东出关。”乾符是唐僖宗年号。乾符二年（875）正月，王仙芝起义，是年六月，黄巢起义响应仙芝。所谓“乾符丧乱”，大概即指王仙芝、黄巢起义而言。据《郡斋读书志》所记，似乎皮日休中进士后即留京为官，其归吴在僖宗乾符二年以后。但是皮日休自己作品中所记行踪与此不合。《全唐诗》皮日休诗三《太湖诗序》：“咸通九年，自京东游，复得宿太华，乐荆山，赏女几，度轘辕，穷嵩高，入京索，浮汴渠，至扬州，又航天堑，从北固至姑苏。”又说：“十一年夏六月，会大司谏清河公忧霖雨之为患，乃择日休将公命祷于震泽。”《全唐文》卷七九六皮日休《松陵集序》：“（咸通）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牧于吴，日休为郡从事。居一月，有进士陆龟蒙者以其业见造，凡数编。”据以上两文所记，可知皮日休在咸通九年出京至苏州，十年，“大司谏清河公”出为苏州刺史。（按，所谓“大司谏清河公”者，即是崔璞，时崔璞正以谏议大夫出为苏州刺史，见《四库提要》卷一八六“《松陵集》”条。）日休为郡从事，是年与陆龟蒙相识，咸通十一年，日休曾奉苏州刺史之命祷于太湖。再考《全唐文》卷七九七皮日休《破山龙堂记》，是为常熟令周君所作，常熟乃苏州属县，作文的日期是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可见一直到咸通十三年春，皮日休仍在苏州。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死，僖宗即位，翌年改元乾符。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们对于皮日休中进士后的事迹，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皮日休自京归吴，共有两次。他在咸通八年中进士后并未作官，九年东游至苏州，十年为苏州从事，至十三年春仍在苏州，其后又到京，为太常博士，乾符二年王仙芝起义后，又归吴，即《郡斋读书志》所谓“乾符丧乱东出关”者，此乃指第二次归吴而言。何以知道皮日休在咸通九年归吴前并未做太常博士呢？因为《全唐诗》皮日休诗二《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因成一千言……亦迭和之微旨也》诗中有句云：“避兵入句吴，穷悼只自跧。平原陆夫子，投刺来翩跹。……我未九品位，君无一囊钱。”可见日休在咸通十年认识陆龟蒙后互相唱和时他还没有九品位。按《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太常博士，从七品上，日休如果已经作过太常博士，就不至于说“我未九品位”了。诗中所谓“避兵入句吴”，不是指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大概是指庞勋起兵之事，庞勋起兵正是在咸通九年，即日休出京东游至苏州之岁。范坰、林禹《吴越备史》卷三记日休子皮光业事，言及光业“父日休，有盛名，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亦可见日休作太常博士在为苏州军事判官之后。
皮日休于咸通十年在苏州认识陆龟蒙，很欣赏他的诗才，以为“其才之变，真天地之气”（《松陵集序》）。此后数年中，他们二人时常唱和，共作诗三百馀首，再附以其他友人相随酬唱之作，编为《松陵集》十卷。陆龟蒙，字鲁望，苏州吴县人。陆氏自三国两晋以来即是吴中大族，龟蒙是唐武后时宰相陆元方七世孙，家中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是世族大地主。龟蒙举进士一不中，隐居不仕，以著述自娱，过着一种闲逸生活。（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六《甫里先生传》，《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陆龟蒙传》。）故《松陵集》中皮日休诗内容多写闲情逸致，亦颇重字句之锤炼，与《文薮》中诸诗不同，皮日休此时大概多少受了陆龟蒙的一些影响。
皮日休后来参加黄巢农民起义的经过情形，难以详考。《唐诗纪事》说日休“遭乱归吴中，黄巢寇江浙，劫以从军”。《郡斋读书志》也说日休“为毗陵副使，陷巢贼中”。按，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乾符五年（878）渡淮，渡江，攻宣州，入浙西，八月，攻下杭州，九月，攻下越州（浙江绍兴）（《新唐书》卷九《僖宗纪》），《唐诗纪事》所谓“黄巢寇江浙，劫（日休）以从军”，盖在此时。但《郡斋读书志》说日休为“毗陵副使”，毗陵是常州，黄巢起义军入浙西时是否曾至常州境，皮日休在何地“被劫”，详情均不可考。
皮日休以一个曾中进士为官的地主阶级士大夫，而参加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如果就当时历史社会的情形与皮日休平日的思想加以考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晚唐懿宗、僖宗之时，政治腐败已极，不但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痛恨封建统治者，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些读书人，或因具有正义感，或因怀才不遇，也对于当时腐化的统治者及其政治表示愤恨，因而同情黄巢起义军，愿意参加。《旧唐书》卷二○○下《黄巢传》：
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浊乱，时多朋党，小人谗胜，君子道消，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既一朝有变，天下离心，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
可见黄巢军中有不少读书人参加，而黄巢的政策也争取读书人参加到起义军中。《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
初，军中谣曰：“逢儒则肉师必覆。”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时六年三月也。儳路围福州，观察使韦岫战不胜，弃城遁。贼入之，焚室庐，杀人如蓺。过崇文馆校书郎黄璞家，下令曰：“此儒者，灭炬弗焚。”又求处士周朴，得之，谓曰：“能从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从贼？”巢怒，斩朴。
当然，皮日休由于阶级的局限，并未自动参加到黄巢起义军中，但是当他为黄巢军队所得之后，由于他平日思想中原有一些进步成分，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详后），又由于黄巢一贯地争取读书人的政策，于是他即不至于像周朴那样顽固拒绝，而愿意参加起义军了。
关于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之事，虽然许多宋人书中都这样记载着，但是北宋尹洙为皮日休曾孙皮子良所作的墓志铭（《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五）中竟否认此事。这篇文章中说：
公讳子良，字汉公，其先襄阳人。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及钱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佐吴越国为其丞相。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有一条，即根据此文，认为皮日休从黄巢事是“小说谬妄”，陆游这样说：
《该闻录》（钺按：此书已佚）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据此，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袭美雪谤于泉下。
《通鉴·唐纪》僖宗广明元年胡三省注曾引陆游此文。《四库提要》卷一五一《皮子文薮》条亦论及此事，作模棱两可之辞，说：“未知果谁是也。”可见陆游的意见对后世还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按，五代两宋人的著作，无论正史或杂史笔记，如《新唐书》、《通鉴》、《北梦琐言》、《南部新书》、《唐语林》、《唐诗纪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都记载皮日休曾从黄巢，并于黄巢称帝后为翰林学士，可见此事是极确实的。尹洙作《皮子良墓志》，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要知道，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这件事，在封建社会士大夫看来，是“叛逆”，是“不体面的”，尤其是他的子孙，既然仍是读书作官的士大夫，对于他们祖先这件“不体面的”事情，当然要设法隐讳，而作墓志铭照例是根据死者子孙供给的材料，虽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也只好根据它去写，这是封建社会人情之常，所以自来墓志铭多溢美隐恶之辞。最以善作碑文墓志著称者，莫过于东汉蔡邕与唐代韩愈，而蔡邕自称“有惭德”，韩愈被讥为“谀墓”，就是这个缘故。我想，北宋时皮氏子孙因为要隐讳他们的祖先日休参加黄巢起义，所以伪造事实，说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及钱氏王其地，遂依之，而将皮日休在唐朝所做的官太常博士转移于钱氏政权之下。尹师鲁（洙）尽管“刚直有守”，也许他知道皮日休曾从黄巢，但是当他作《皮子良墓志铭》时，也要照顾到封建社会的人情，所以就照此而书。其实，皮日休如果真在钱氏政权下做官，则吴越人应当知道得最清楚，但是吴越掌书记范坰、林禹所撰《吴越备史》卷三记日休子光业事说：“光业，字文通，世为襄阳人。父日休，有盛名，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光业生于姑苏，十岁能属文，及长，以所业谒武肃，累署浙西节度推官。”并未说日休移籍会稽，也未说他在钱镠政权下做官，而日休之子光业始“以所业谒武肃（即钱镠）”。可见尹洙《皮子良墓志铭》所记日休徙居会稽依钱氏之事是假造的，而陆游反倒相信这一记载，欲为日休“雪谤于泉下”，这正说明他的地主阶级士大夫的立场观点，不满意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的这种行为。
皮日休的卒年不可考，据上文所引诸书所记，都说他因为作谶词触犯黄巢的忌讳而被杀（只有《老学庵笔记》所引《该闻录》说日休在黄巢兵败后被杀），则日休之卒，应在唐僖宗中和四年（884）黄巢兵败自杀之前，年四十馀岁。至于皮日休作谶词所谓“果头三屈律”者，是用拆字法，隐指“巢”字，并无讥刺黄巢发丑之意，黄巢误以为皮日休讥己而将他杀掉。
皮日休的著作，有《皮子》三卷、《文薮》十卷，又与陆龟蒙唱和诗编为《松陵集》十卷。皮子《三卷》已佚，其馀二书均存。
皮日休之子光业，仕吴越为丞相，卒于后晋天福八年，即吴越王钱弘佐二年，当公元943年，六十七岁。（《吴越备史》卷三）据此推算，皮光业应生于公元877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吴越备史》谓“光业生于姑苏”，此时皮日休正居吴中。乾符五年，皮日休为黄巢军所得参加起义之后，其家盖仍留居江南，所以皮光业长大之后出仕吴越。郑文宝《江南馀载》卷下记皮光业使南唐，南唐人以庄布致皮日休书相嘲之事，以无关重要，不录。
二
以上已经将皮日休生平事迹大致弄清楚了，现在再略论他的思想与作品。
皮日休出身于襄阳一个地主家庭，他家在唐代二百年中没有做官的，不是高门世族，他家中的土地大概也不很多，不是大地主。《文薮》卷六《食箴序》说：“皮子少且贱，至于食，自甘粢粝而已。”《文薮》卷一○《贫居秋日》诗：“事午头未冠，端坐独愁予。贫家烟爨稀，灶底阴虫语。门小愧车马，廪空惭雀鼠。尽室未寒衣，机声羡邻女。”可见皮日休少时生活并不很优裕。这一切都使皮日休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与人民相当接近。
皮日休少壮时所处的时代，当唐懿宗之时，正是唐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时代。自安史乱后，唐代的“盛世”已成过去。肃宗、代宗以降，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相争，政府对人民的苛税与征发，层出不穷，到懿宗时，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大中十三年（859），宣宗死，懿宗即位，这一年十二月，裘甫在浙东起义；懿宗咸通九年，庞勋率桂州戍卒回徐州反抗中央，大批农民都参加进去。此外，小规模的暴动，如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止，民怒，逐仁规，掠其家赀。咸通十年六月，陕州民诉早，观察使崔荛杖之，民怒，逐荛，以溺饮之（均见《通鉴》）。这些起义，虽然都被唐官兵镇压下去，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对腐败的政治痛恨已极，认识到只有以武力推翻它才是出路，正在酝酿一种更大规模的起义，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皮日休少年在襄阳隐居读书时，很推重孟子，他后来曾上书政府，请立《孟子》为学科，“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文薮》卷九）他上书在哪一年虽不可考，然既编于《文薮》中，大概总在咸通七年之前，或许是他考进士到京都时所上。我们知道，《孟子》书中本有一些民主的进步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一个国家中，应以人民为主体，君主是次要的。因此，孟子认为，一个残暴虐民的君主，臣下可以起来杀掉他，并无罪过，不算弑君，所以他论到周武王之杀纣，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又认为，君主平日对人民残暴，人民有机会时，可以加以报复，这是合理的，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这些议论可能影响皮日休的思想。皮日休在请立《孟子》为学科书中也明明说出：“呜呼，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可见他很赞成孟子论武王杀纣为诛一夫的意见。并且这时他已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痛恨官吏的贪暴，所以《鹿门隐书》中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文薮》卷九）将当时的官吏比作盗贼。
当皮日休大约在咸通四年出游之后，数年之中，往返经过今湖北、湖南、江西的北部、安徽、河南、陕西等广大地区，亲自观察，更具体了解当时社会的矛盾，民生的疾苦，而到长安应进士考试，也看透了当时腐败的政治，因此，使他原来所具有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唐懿宗时政治与社会的情况如何呢？《通鉴·唐纪六十八》僖宗乾符元年，有几句简括的叙述：
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莩。
皮日休在南北游行的数年之中，耳闻目击，看到许多具体事实，于是更证实了他早年“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的看法，他谴责当时的官吏，“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或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箠。”（《文薮》卷一○《正乐府·贪官怨》）因此，他理想的“真吏”是唐玄宗时的廉吏元鲁山（元德秀，字紫芝）那样的人。他歌咏元鲁山说：
吾爱元紫芝，清介如伯夷。
辇母远之官，宰邑无玷疵。
三年鲁山民，丰稔不暂饥。
三年鲁山吏，清慎各自持。
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
一室冰蘖苦，四远声光飞。
（《文薮》卷一七《爱诗元鲁山》）
但是像这样廉洁的官吏，在晚唐时恐怕是千百人中找不到一个的。皮日休看到当时农民受征敛劳役之苦，作《橡媪叹》、《农父谣》等诗（《文薮》卷一○《正乐府》），替他们发抒怨愤。他看到当时人民受到征兵之苦，因遭蝗旱而流离饥饿，不但同情他们，并且想到自己以士大夫之故幸免于此种痛苦而感觉惭愧。他的《三羞诗》其二序（《文薮》卷一○）说：
日休旅次于许传舍，闻叫咷之声动于城郭，问于道民。民曰：“蛮围我交趾，奉诏征许兵二千征之。其征且再，有战皆殁，其哭者许兵之属。”……皮子谓（全唐诗作“为”）之内过曰：“吾之道不足以济时，不可以备位，又手不提桴鼓，身不被兵械，恬然自顺，怡然自乐，吾亦为许师之罪人耳。”作诗以吊之。
诗中叙述了许州兵士战殁交趾：“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而自己惭愧：“家不出军租，身不识部曲。亦衣许师衣，亦食许师粟。……念此向谁羞，悠悠颍川绿。”《三羞诗》其三序说：
丙戌岁，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第后归之，见颍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呜呼，天地诚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椸有袭，镬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颍川民而独享是为？将天地遗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
这种伟大的同情，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中所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几乎是一样的。皮日休看到当时许多官僚大地主广占田宅，但是往往听其旷废，而不从事种植桑树与五谷，社会上有许多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寄生者，于是他主张按周礼载师之职“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的办法，请政府下令，对这些官僚大地主及游惰寄生者课以重税，“居不树桑，虽势家亦出里布。……田不耕者，虽势家亦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有钱者不敢游惰（《文薮》卷七《请行周典》）。这些思想都是符合人民要求的。
皮日休虽然同情人民疾苦，愤恨时政腐败，但是他能有什么办法呢？由于历史时代与阶级性的局限，他仍然是抱着封建社会士大夫传统的想法，想得君行道，改善政治，“欲佐王”而“功名成立”（《文薮》卷一○《秋夜有怀》诗），慨叹自己未“备位”，所以不能“济时”（《文薮》卷一○《三羞诗》其二序），希望自己能像房玄龄、杜如晦，“粤吾少有志，敢蹑前贤路。”（《文薮》卷一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他当然不会想到革命起义。尤其是当他在苏州与陆龟蒙唱和的那几年中，登临山水，歌咏茶酒，都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逃避现实的悠闲情思，不像他以前那样热心注意政治、社会与民生，这是皮日休思想落后的一面。但是当王仙芝、黄巢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社会上发生很大的动荡，“一朝有变，天下离心”。不但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就是读书人中，也有一些，因不满意当时腐败政治而参加了起义，皮日休思想中本来有进步的成分，在这种社会大动荡的情势激发之下，当他被黄巢军队得到之后，于是也就参加起义了。
最后，我们要论述皮日休的诗。中唐以后，诗的发展大致有两条道路。一派作者特别注重诗的思想内容，能忠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陈诉民生疾苦，弹劾时政腐败，有意地发挥杜甫《三吏》、《三别》等作品的精神，此派以白居易为代表，其词句是平易近人的。另一派作者虽然也相当地反映现实，但是特别注重诗的艺术性，字句锤炼，风格奇警，甚至流于僻涩，此派以韩愈为代表。皮日休的诗似乎兼受此两派的影响。由于皮日休出身于普通中小地主家庭，接近人民，当他少年出游时，又接触到当时社会的现实，看到阶级矛盾的尖锐，所以皮日休那时作诗，很容易接受白居易的影响，而与他走同一的道路。他作《七爱诗》（《文薮》卷一○），歌颂平生所敬爱的本朝名人，其中即有白居易，他在《文薮·序》中说他的作品“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这很明显的是遵循了白居易论文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他在《正乐府十篇·序》中说：“乐府盖（《文薮》作‘尽’，从《全唐诗》校改）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今人“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所以要以“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歌”。（《文薮》卷一○）这正是承继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诸诗的精神，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而不是如梁陈间之“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但同时皮日休对于韩愈也很向往，他曾上书政府，请将韩愈配飨太学（《文薮》卷九），他喜作古文（《全唐诗》皮日休诗二《奉酬崔璐进士见寄次韵》：“纵性作古文，所为皆自如”。），因此他的诗也相当受韩愈的影响，注重风格的奇警，字句的锤炼。他在吴中与陆龟蒙唱和时所作的诗多是这一类，兹举《二游诗》的《任诗》（《全唐诗》皮日休诗二）一段为例：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闲林泉，终身远嚣杂。
尝闻佐浩穰，散性多儑?。欻尔解其绶，遗之如弃靸。
归来乡党内，却与亲朋洽。
开溪未让丁，列第方称甲。
入门约百步，古木声霎霎。
广槛小山欹，斜廊怪石夹。
白莲倚阑楯，翠鸟缘帘押。
地势似五泻，岩形若三峡。
猿眠但腽肭，凫食时睫唼。
拨荇下文竿，结藤萦桂楫。
门留医树客，壁倚栽花锸。
皮日休诗的造诣大致是如此。
以前人论皮日休诗，大概多注意于他的艺术风格方面，也就是他受韩愈影响的那一方面，例如沈德潜说，陆龟蒙与皮日休“另开僻涩一体”（《唐诗别裁》卷四）。据我们今日看来，皮日休诗中有价值的部分，还是受白居易影响的那些作品，也就是《文薮》卷一○所载者。这一部分诗虽不多，但如《三羞诗》三首、《正乐府》十首，以平易近人的语言，歌咏民生疾苦，揭发统治阶级的罪恶，为晚唐诗中不可多得的作品。《三羞诗》其二是皮日休写他于咸通七年路过许州时所看到的当地人民因政府用兵安南所受征兵之苦，录此诗前半首如下：
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
绵联三四年，流为中夏辱。
懦者斗即退，武者兵则黩。
军庸满天下，战将多金玉。
刮则齐民痈，分为猛士禄。
雄健许昌师，忠武冠其族。
去为万骑风，住作一川肉。
昨朝残卒回，千门万户哭。
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
谁成听昼鼙，不忍看金镞。
安南战事之所以引起，是由于“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买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通鉴·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十二年）后来战事日益扩大，继续殆将十年。咸通三年二月与五年三月，曾两度征发诸道兵赴援安南战事，许州均在征发之内，而将帅庸懦贪婪，如安南经略使李蒙吃兵士缺额的衣粮；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见敌不设备，以至于五道兵八千人皆战死。皮日休这首诗正揭发出这些官吏贪暴，引起边疆战事，将帅腐化，人民被征发出征、白白送死的事情。《三羞诗》其三描写咸通七年淮右旱蝗，人民流离饿死，而政府并不救济，录此诗前半首如下：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饥。
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
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
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
一金易芦卜，一缣换凫茈。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
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文薮》作“嬴”，从《全唐诗》校改）。
斑（《文薮》作“班”，从《全唐诗》校改）白死路傍，枕上皆离离。
方知圣人教，于民良在斯。
疠能去人爱，荒能夺人慈。
如何司牧者，有术皆在兹。
《正乐府》十首中，《卒妻怨》慨叹河湟戍卒战死边疆，而“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以至于流为“‘饿殍”。《橡媪叹》写农民种稻，都纳于官，而自己拾橡子充饥，将稻米纳租时，贪吏舞弊，一石只作五斗量，录全诗如下：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
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
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
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
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
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
持（“珰持”二字《文薮》缺，从《全唐诗》补）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文薮》作“厢”，从《全唐诗》校改）。
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
狡吏（“狡吏”二字《文薮》缺，从《全唐诗》补）不畏刑，贪官不避赃。
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
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文薮》作“肌”，从《全唐诗》校改）肠。
吾闻田成（“成”字《文薮》缺，从《全唐诗》补）子，诈仁犹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贪官怨》弹劾当时贪污的地方官吏，“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祖受鞭箠。”《农父谣》写江淮米粮漕运长安的劳苦，《哀陇民》写陇民为统治者登山捕鹦鹉之苦。这些作品，都能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晚唐黄巢大起义前夕政治腐败、贪吏横行、剥削加甚，民不聊生的情况，也可以称为“诗史”。
总之，皮日休有进步的思想，他的诗歌能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情人民，抨击政府，后来终于参加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他在晚唐诗人中是很值得重视的。
（《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注释〗
参看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二卷第八章第六节第四子目《黄巢起义时现实主义诗歌的继续发展——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及许文雨《晚唐诗的主流》，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
《皮子文薮》中作品，有明记咸通年号者，有未写年号，只写“四年”或“五年”者，按文中情事推之，应亦是指咸通，因为如果不是指咸通，则即应指懿宗以前的宣宗大中，大中共十三年，如果推到十三年以前，与皮日休的年岁与事迹即不合了。
《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皮子文薮》卷一《河桥赋序》：“咸通癸巳岁，日休游河，观桥之利，不楫而济，美其事，著《河桥赋》。”《全唐文》卷七九六皮日休文《河桥赋》亦作“咸通癸巳”。按，咸通癸巳是咸通十四年，而《皮子文薮》是咸通七年所编写的，当然不能有咸通十四年的作品。因此，我怀疑“癸巳”或是“癸未”之误，癸未是咸通四年，这一年皮日休离襄阳南游，经郢州，浮沅湘，到白门，也许北上看过黄河。疑莫能决，姑记于此，以俟知者。
关于王仙芝起义年月，一般都根据《通鉴》，认为在僖宗乾符元年岁末，兹据岑仲勉《隋唐史》第五十一节“大革命之爆发——领导者黄巢”中所考证者，定为乾符二年正月。
《全唐文》卷七九九皮日休文有《题同官县壁》一篇，记日休于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曾到过铜官县，其全文如下：“余行邑过此，偶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四小柏郁然于草莽间，与菅茅并处，良可叹者。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中和三年三月望日，日休书。”按，此文可疑。唐同官县属京兆府，在今陕西耀县东北，“行邑”乃是地方长官巡视属县之意，日休为黄巢政府的翰林学士，不会去“行邑”，并且自中和三年正月以来，唐兵逼近长安，黄巢兵数败，四月，李克用即攻入长安，黄巢退走，此时黄巢政府似乎不会再派官吏去巡察属县。皮日休既在黄巢政权下作翰林学士，作文时应当用黄巢的年号“金统”，不应用唐僖宗的年号“中和”。根据以上诸理由，我怀疑此文不是皮日休所作，盖编《全唐文》时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