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是一篇著名的古典散文。
墓碑、墓表、墓志这一类的文章，是叙述一个死者的生平事迹，刻在石上，或立于墓前，或埋之圹中，它的性质类似传记，但是作碑志的情况又与作传记不同。传记是作者主动撰述的，不一定由于传主子孙的请求，撰成后也不一定立即公开给人看，所以作传记时，可以就作者所知道的据事直书。作碑志则不然。碑志是应死者子孙或亲故的请求而作的，总是要隐恶扬善，甚至于有曲笔，有虚美，不能全根据真实事迹去写。汉蔡邕、唐韩愈都是以善于作碑志出名的。蔡邕曾说，他生平所作墓碑皆有惭德，惟《郭有道碑》无愧色（《后汉书·郭太传》）。韩愈亦曾被人讥讽为“谀墓”（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我们读古人集中碑志之文，必须了解这一点。碑志文中常有假话，而在采用碑志作史料时，尤其应当审慎。
但是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时，则有一种特殊的情况。韩愈与柳宗元是很好的朋友，柳宗元贬死岭外，身后萧条，幼儿只有四岁，这篇墓志并非由于柳宗元家属的请求，而是韩愈主动作的；同时，柳宗元的政事与文章皆卓然有所树立，韩愈也深知柳氏生平，所以作这篇文章时，用不着一般碑志文的虚辞溢美。但是文中所载，是否都是实录呢？是否都是柳宗元生平的真实描述呢？却又不尽然。原因何在？需要分析。
柳宗元生平的活动，不外政治与文学两端。关于文学方面，韩愈对于柳宗元是知之深，言之当。譬如墓志中说，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贬官之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并且推许他的文章“必传于后”。这些评价都是切当的，并无虚美。但是叙述到柳宗元的政治活动则不然了。柳宗元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他曾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集团，代表中小地主阶层，想改革弊政，裁抑宦官。当顺宗在位的数月之中，王叔文执政，颇有一些好的措施；不久，他们就受到宦官的排挤而失败了，王叔文贬官后赐死，柳宗元等都远贬。韩愈在政治上的思想见解比柳宗元保守而落后，他很反对王叔文，骂他是“小人乘时窃国柄”（《永贞行》），因此，也不同情柳宗元，以柳宗元与王叔文合作为过错。所以他在墓志中叙述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时，对于他的进步思想、改革措施，完全不提，只简单地写了这样几句：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
这几句话很含混。“用事者”是谁？为何得罪？“用事者”得罪，柳宗元为何又要远贬？文中都无交代。这并非是韩愈作文章不清楚，而是他故意要如此写，其中还费过斟酌修改的工夫。据朱熹校《昌黎先生集》考异中曾征引另一种本子是这样的：
贞元十九年，拜监察御史。王叔文、韦执谊用事，拜尚书礼部员外郎，且将大用。遇叔文等败，例出为刺史。
朱熹认为这可能是初稿，后来又更定过。朱熹的推断是对的。韩愈反对王叔文，所以初稿是直书其事，后来大概觉得王叔文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认为是罪有应得的“奸邪”，而作柳宗元墓志时，明说出他与王叔文的密切关系，似乎不妥，所以改为“用事者”而含混过去。柳宗元进步的政治活动被韩愈否定了，事实真相用含混之笔带过去了，这也是曲笔，是不真实的。
碑志既然是传记性质的文章，当然以叙事为主，但是也可以夹叙夹议。《柳子厚墓志铭》就是夹叙夹议的。自“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至“必有能辨之者”，连发两大段议论，反复感叹，情辞激宕，为全篇精华所在，也是读者所最爱讽诵的。仿佛演戏一样，前面是道白，这里加上一大段优美的歌唱，所以很能动人。后来北宋古文家如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作碑志时，也常用夹叙夹议的方法。
韩愈又有一篇《柳州罗池庙碑》，是柳州人士纪念柳宗元，修庙祭祀，请韩愈作的碑文。这两篇文章都是叙述柳宗元的事迹，但是墓志综述生平，庙碑只说政绩，互不相犯，并无重复。比较读之，可见作文贵乎各得体宜。
韩愈提倡古文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以一种朴素清畅、接近人民语言的新散文替代六朝以来雕琢、排偶、华靡而日趋于贵族化的骈文体。韩愈论文，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昌黎集》卷三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皇甫湜评论韩愈文章的优点，也特别提出“章妥句适”（《皇甫持正文集》卷六《韩文公墓志铭》）。这是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因为韩愈好奇，他作文有时矜才使气，故意用些生僻之字（如《曹成王碑》），或者造些艰涩之句（如《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以表示不平凡。当时裴度《寄李翱书》已经指出韩文中这一缺点，批评韩愈“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唐文粹》卷八四）。本来骈文的弊病就在于它违反了自然的语言，而韩愈这种作法也同样地违反了自然的语言。晚唐作古文者，许多人受了韩文中这种影响，形成生僻艰涩之弊。到北宋欧阳修出来，才学习、发扬韩文中“章妥句适”的优点，而又有所创新，树立平易畅达的风格，使古文的发展走上更健康的道路。韩文中既有这种复杂的情况，所以我们读韩文时，应当加以甄别，不可以震于他“文起八代之衰”的高名而一概赞赏。
《柳子厚墓志铭》这篇文章，没有生僻之字与艰涩之句，真是做到了“章妥句适”，初读起来，就使人有一种清爽自然的感觉，而仔细寻绎，却又是经过精练的工夫。兹举文中一段为例：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这一段议论有好几层意思，并且非常曲折，如果其他的人来写，恐怕要费许多笔墨，但是韩愈只用了一百五十多字就把它表达出来。他尽量地将复杂曲折的意思熔炼于一个长句之中，做数层顿折，而又能劲气直达，既精简，又有力。同时，这一段文章的音节也很好，句法长短错落，接近语气的自然，读起来铿锵悦耳。
读了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首先，作传记性质的文章，应当如实地反映传主的生平，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牵涉到作者的态度与思想。一般墓志文所以不尽真实，是作者态度的问题。作者根据死者子孙或亲故供给的资料，明明知道其中有些夸饰溢美的成分，不是真实情况，但是因为情面关系，还是写进去。韩愈作《柳子厚墓志铭》时，态度是对的，他不需要敷衍情面，而是想据事直书，如实地描述柳宗元的为人。但是作者主观上虽是以公正的态度去写，并不就完全没有问题。由于作者思想水平不同，对于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思想水平低的人，观察事物常有错误，写在文章中也就不可能避免歪曲。韩愈在政治思想上是落后的，他对于柳宗元进步的政治活动不但不能了解，而且还反对，所以他在墓志中写柳宗元的性情风义、文章造诣，都很真实，而写柳宗元的政治活动时，对其进步性质则完全加以抹杀，使我们读毕之后，不能看出柳宗元政治思想与活动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缺点。作传记文如是，作其他体裁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情况，作者写作的态度与思想水平是很重要的。态度对了，主观意图对了，而思想水平不高，仍然会出问题。今天，我们对于一个作家修养的要求，首先是世界观的改造，也就是思想水平的提高，这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是关于写作散文的艺术问题。韩愈写散文是很有天才的，在艺术风格上，他曾做过多方面的尝试，有奇崛的，也有平易的。究竟哪一种艺术性高呢？后人的看法不同。有人欣赏韩文的奇崛，于是专学这一种，遂走入生僻艰涩的歧途，如晚唐一些古文家。有人欣赏韩文的平易，如欧阳修，开辟了北宋健康的文风。但是所谓“平易”，并不等于平庸，并非漫不经心，信笔而写，平易朴素乃是由辛苦锤炼得来，古人所谓“绚烂之馀，归于平淡”，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都是指的这种境界。现在有的人，一谈到写散文要有艺术性，于是就联想到多用点华丽的辞藻，多用点形容词，或者造些结构不寻常的句子，甚至于很欧化的句子，以为这就提高了文章的艺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好的散文应当是运用平淡自然而经过锤炼的语言，以精简的词句表达丰富的内容，生动有力，而又有一种音节之美，使人初看时感觉清爽，细读起来，更有味道。我国古典散文中有许多好作品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也是其中之一（并不是《韩昌黎集》中所有的文章都达到此境界，理由已详前），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玩味的。
（《四川文学》1961年第9期。收入《冰茧庵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