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阙。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名章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一《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研究古三百篇如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前599），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孔子生时，（按，此据《公羊》、《穀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曰：《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駧 》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曰”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蒍 、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颁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属《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馀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此诸诗自当掌于王朝大师之官。至于诸国《风》诗，如何收集，旧说皆谓由于采诗之制。然采诗制之实况，果如何乎？古书中记采诗制最详者，为班固《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而班、何两家之说，即相参差。《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艺文志》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家说不同之点，即班书所言，似行人乃王官，直至各国采诗，归而献之大师，而何休所说，则采诗并无专官，由各国自采集之，以闻于天子。二说孰为近真，固难臆断。如进而研究之，古书言采诗之官者，除《汉书》外，如刘歆所谓“逌人”（《与扬雄书》），扬雄所谓“鞧轩之使”（《答刘歆书》），许慎所谓“逌 人”（《说文》第五篇上），皆汉人之说。先秦诸书，未有明言采诗之官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据此，则遒人或行人，即古采诗之官。惟细绎之，师旷引《夏书》只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未言采诗，而“求歌谣之言”一语，乃杜注所增。《周礼》虽六国时书，然亦多据成制，非尽虚构，其中无遒人之官，而记大小行人之职，亦无采诗一事。《周礼》作者熟于掌故，杂采以前官制而增益弥缝之，不厌详密，以寄其理想。苟王朝有采诗之官，作《周礼》者谅不致删弃。至于“以木铎徇于路”之制，《周礼》中有之，如乡师“以木铎徇于市朝”，乃所以警戒人民，发布政令。木铎警众，盖为古制。然则师旷引《夏书》所谓“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殆亦警戒人民，宣布政令，与采诗无涉。（师旷引《夏书》之语，伪古文《尚书·胤征》篇袭取之。伪孔注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其义似较杜氏为长。又按《论语·八佾》篇，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谓天将使孔子明道施教，以化天下，非谓使孔子采诗也。）且古者天子与诸侯之关系，非若后世朝廷之与郡县，刑政教令，未能直达，况采诗小事，何劳王官遍游各国，巡行乡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凡王官至鲁，如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隐公元年），武氏子来求赙（隐公三年），凡伯来聘（隐公七年），南季来聘（隐公九年），宰渠伯纠来聘（桓公四年），仍叔之子来聘（桓公五年），家父来聘（桓公八年），祭公来（桓公八年），家父来求车（桓公十五年）等，均书于《春秋》经，独无王朝采诗之官来鲁之事。故吾疑班书说古代采诗制之隆重，不免稍有理想化之嫌。何休所言，或近真欤？
前人亦有怀疑采诗制者，故魏源有霸者陈诗之说，其言曰：“问郑自子产执政以后，褚其衣冠，伍其田畴，诲其子弟，风俗大变，而始谤终颂之谣不登于诗者何？曰：诸国之风，皆陈于齐桓、晋文，而桓、文以后，惟秦康公诸诗陈于晋襄，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此外无闻焉。盖晋景、悼连年争霸，不过志在主盟，而采风陈诗之典阒如矣。”（《诗古微》九《桧郑答问》）然魏说似亦有不可通者。《国风》诸诗，除少数有确证者外，颇难考定某诗作于某公之时，或为某事而作。魏源先信《毛诗序》定《木瓜》为美齐桓之诗，（贾谊《新书·礼》篇谓《木瓜》为臣下思报礼而作，与《毛序》不同，盖三家说。朱子《诗集传》则疑《木瓜》为男女相赠答之词，亦颇近情理。）因谓“《卫风》终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齐桓所陈于王朝。”又谓“《卫风》终于《木瓜》，所以著齐桓攘狄之功。”（《诗古微》三《邶鄘卫义例》篇下）《郑风·羔裘》乃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有女同车》、《褰裳》、《山有扶苏》，皆男女情诗，而魏源必谓《清人》以下皆文公后诗，谓《羔裘》乃美郑叔詹、堵叔、师叔三良所作，谓《有女同车》亦刺文公诗，《褰裳》之狂童、《山有扶苏》之狡童，皆指文公，因谓“诸国变风，类皆陈于齐、晋二伯，而图伯之事，莫大于攘楚，攘楚之事，莫要于服郑，故齐桓陈其诗，自《清人》以下，于文公独详。”（《诗古微》九《桧郑答问》）此种种说法，殆皆不免于附会。此其不可通者一也。魏源谓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楚庄既陈他国之风，何以独不陈其本国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齐桓、晋文称霸之时，鲁、宋两国，列于会盟，奉命惟谨，桓、文陈诗，何以独缺鲁、宋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三也。
王朝采诗之制，既有可疑，而霸者陈诗之说，又难尽信。各国风诗之所以搜采而纂辑，盖应据何休之说，乃由各国自行采集而献之王朝者。兹更详细说明之。古代侯国为具体而微之王朝，王朝制度，侯国往往有之，惟较简而已。（西汉初，诸王国制度与汉廷相似，犹存古意。）王朝有献诗之制。邵公谏厉王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周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对楚王，谓“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即献诗讽谏之例。大、小《雅》诗本文中亦多可征者。《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大雅·卷阿》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皆王朝公卿列士献诗之证。此种制度，侯国亦应有之。《魏风·葛屦》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此皆作者自述作诗讽讥之意，与《小雅》“以究王讻”、“以极反侧”，口吻相似。故《国风》中一部分讽政谏君之诗，如郑之《清人》、秦之《黄鸟》，殆皆本国卿大夫所作，献之朝廷，存于大师，此固不劳采访。至于《国风》中之一部分，为里巷讴谣，写民间哀乐，盖出于庶民之手，此种诗非必作者自献于朝，盖由采集而来。任采集之事者，无须特异之才能，故亦未必特设专官也。〔此种采诗之制，盖侯国与王朝所同。《国风》中之一部分，为各国自行采集者。《王风》中之一部分，为东周王朝在其畿内所采集者。《小雅》中如《黄鸟》、《我行其野》、《采绿》、《苕之华》、《何草不黄》等，多里巷讴谣，其体极似《国风》，此盖西周王室在其畿内所采，相当于东周之《王风》，而所以列于《小雅》者，盖以雅本西周王畿内之乐调（本章炳麟《太炎文录·大疋小疋说》），周人发迹豳岐，建都丰镐，故用其本地音乐为朝会宴享之乐，地位特尊，号为正乐。至如《黄鸟》等诗，乃西周王畿民歌，自应以其本地乐调歌之，故不必特称某风，而即可列于《小雅》中矣。〕或曰：各国风诗，一部分为士大夫所献，一部分由采集而来，保存于本国之乐官，既可知矣。而侯国献诗王朝之制，除何休之言外，又何从得更古之证明乎？曰：《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王国维释之曰：“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观堂集林》卷一《说商颂》）按王氏解“校”字义甚精确。且《商颂》非商代之诗，乃宗周中叶宋人所作，故《商颂》即宋颂，王氏《说商颂》中亦证明之。由宋正考父献其本国颂诗于周大师之事推之，则各国亦均可有献诗之举，更证以何休记采诗制“国以闻于天子”之言，其事益明，而各国风诗集于王朝，即以此故。（朱熹《诗集传·国风》注曰：“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是朱子之意亦以为各国诸侯自采其本国之诗而贡于天子也。）此说可以解释数种疑问。第一，楚亦春秋时大国，《诗》三百篇何以独无楚风？曰：非以楚国无诗，盖楚虽有诗，而未尝献于王朝，故周大师无从纂录也。楚僻居南服，自称“蛮夷”（《楚语》、《史记·楚世家》），而中夏亦以“蛮荆”（《诗·小雅·采芑》、《吴语》）、“荆蛮”（《晋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目之。楚不但自称王，且观兵雒郊，问鼎轻重，其视王室，蔑如也。凡诸侯承奉王朝之礼制，楚皆无与，献诗之事，遂亦缺如。第二，宋、鲁两国，何以无风，而只有《商颂》、《鲁颂》？曰：若果由天子命行人之官至各国采风，则宋、鲁两国，不当遗漏，正因各国自献其诗，故有参差。盖宋为殷王之后，鲁乃周公子伯禽所封，此两国皆可用天子礼乐，异于他邦。故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颂为天子之乐，诸侯中惟宋、鲁能用之，故宋、鲁两国只献其颂诗以自表异，而不献风诗，周大师就其所献者而编录之，此宋、鲁之所以无风也。第三，《诗》三百篇何以止于陈灵，岂陈灵以后即无诗乎？曰：观《左传》襄公四年所记鲁人之歌臧纥，襄公三十年所记郑人之歌子产，昭公十二年所记南蒯乡人之歌，知陈灵以后，未尝无诗。而《诗》三百篇所以止于陈灵者，盖周室东迁，威灵虽损，而齐桓、晋文创兴霸业，犹以尊王相号召，各国亦推奉王室，献诗之制仍存，桓、文既殁，诸侯强恣自雄，尊王之心益泯，故不但楚国不献诗，即中夏诸侯，亦废此制。太师编录，止于陈灵，三百之篇，遂为定数矣。
当陈灵以前，献诗之制犹存，诵诗之风甚盛，各国风诗，自作成之后，迄于纂录于王朝，传诵于诸国，为时并不甚久。举一事以明之。《鄘风·载驰》乃许穆夫人所作，《左传》记于闵公二年，而据魏源考证，此诗应作于闵公二年之次年，即僖公元年。（《诗古微》八《邶鄘卫答问》：“郑笺以‘归唁卫侯’为戴公，然狄以闵二年冬入卫，宋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漕，甫一月卒，安有芃野之麦，采丘之蝱，其作于次年文公初立，楚丘未成之时乎？”）其后四十五年，即鲁文公十三年，郑伯与文公宴于棐，郑子家已赋《载驰》之四章，义取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为助，鲁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以答之。（《左传》）可见其时《载驰》一诗必已见录于王朝之大师而颁布诸邦，传诵人口，故会盟宴享之际，赋诗者举其辞以见志，而闻之者即知其意而答之也。唐宋两代文物昌明，楮墨利便，旗亭赌诗，标之涣之警句，井水饮处，歌屯田之乐章，后人歆其韵事，播为美谈。春秋之时，舟车之利，书写之便，远逊后世，而一诗脱稿，竟能于三四十年后，传诵诸邦，歌咏坛坫，文雅盛况，千载同符，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
陈灵以降，不但献诗制废，诗多散亡，即诵诗之风，亦不能久延。观《左传》所记，成、襄、昭三公约八十年中，各国君卿大夫宴享赋诗言语引诗之风甚盛，而定、哀两公四十二年之中，引诗赋诗者仅七条。（定公四年，楚郧公辛引《大雅·烝民》，秦哀公赋《秦风·无衣》；定公十年，鲁驷赤引《唐风·扬之水》；哀公二年，晋乐丁引《大雅·绵》；哀公五年，郑子思引《大雅·嘉乐》及《商颂·殷武》；哀公二十六年，鲁子赣引《周颂·烈文》。此外君子曰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辞，不在此列。）盖世尚征战，文教渐衰，顾炎武论周末风俗，谓：“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日知录》卷一三）慨然于世运之变。实则不待七国，定、哀之间，引诗赋诗之风，已渐消歇。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四十岁以前，当昭公之时，犹及见诗教盛世，至其晚岁，世运潜移，观《论语》中屡记孔子劝人学《诗》之言，或以时人已非复若曩昔之重诗，故谆谆言之欤。
总之，《周颂》与大、小《雅》，多王朝歌颂功德及祭祀宴享之乐歌与士大夫所献之诗，而其撰作时代多在西周，自应早为王朝大师所纂录而颁布于诸国，此外各国之诗，率由本国收集而献于王朝，录于大师者。《周南》、《召南》为南国之诗。南国非一国之专名，乃一区域之名。据近人研究，周之开辟南国，在西周中叶以后，而至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南国诸侯渐为楚所并。二《南》诸诗，殆此百余年中陆续所献。其馀各国风诗，亦各国陆续献于王朝，王朝大师因而编录之。鲁、宋两国仅献颂诗，而不献风诗，故有《鲁颂》、《商颂》而无鲁风、宋风。侯国自集其诗，本国大师盖加以选择，及献于王朝，王朝大师或又加删汰，非必有诗即录也。故《诗》三百篇中，各国风诗多者不过三十馀篇，如邶、鄘、卫风，少者则十馀篇或数篇而已。（《鲁语》所记，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而《诗》三百篇中《商颂》仅存五篇，其馀七篇或因历时久而亡佚，或当时即为周大师所删，均不可知。）侯国随时献其诗，王朝大师亦随时纂录颁布之，各国士大夫皆讽诵而肄习焉。《载驰》一诗，乃许穆夫人于鲁僖公元年所作，而文公十三年郑子家赋之，襄公十九年鲁穆叔亦赋之。就《左传》、《国语》所记，甲国之诗，乙国大夫赋之，而丙丁诸国士大夫亦均能解其义，此例甚多。苟非王朝集录各国风诗颁布诸邦，不能有此现象。及春秋中叶之后，献诗制废，大师辑录风诗，止于陈灵，合《雅》、《颂》计之，适为三百馀篇。举成数而言，则曰“三百”。此后《诗》三百遂成定本，故孔子两称“《诗》三百”，而《墨子》书中亦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也。
以上所陈，皆就有事证可录者加以推论，而年祀绵邈，载籍多佚，古代情事，或难强解者，则付诸阙疑，以俟好学深思之君子。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三集，1942年。收入《诗词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