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辈出，光是《全唐诗》里收录了作品的，就有两千五百多人。
其中，李白的作品有一千多首，杜甫的作品有九百多首，数量都很可观。不过在这项数据上名列第一的，是留下了三千多首的白居易。
“写作数量”和“传世数量”是两回事，写得多，能留下来的不一定多。为什么白居易流传下来的作品最多，是因为他既有钱又有闲；为什么他既有钱又有闲，是因为他不仅是“太子宾客”，还是个“分司官”……
“太子宾客”是太子的属官，品级是正三品，负责教导太子，由于事关皇家接班人的成长，也算个重要岗位。我们以前说过，贺知章退休时的官职也是太子宾客，还受到唐玄宗的亲自欢送。
白居易晚年也出任太子宾客，但和贺知章有很大的区别—太子在都城长安，而白居易却在东都洛阳，头衔全称是“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唐朝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长安许多重要职位，在洛阳都有个“备份”，叫作“分司官”。但因为国家的重要事务都在长安，洛阳的这些“分司官”其实都没什么正经事。白居易这个“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俸禄优厚、官位高、工作还很闲适，太让人向往了。
古人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就是说在郊野“隐居”的只能算是“小隐士”，在朝堂上“隐居”的才是真正的“大隐士”。而白居易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分司官，既不是“小隐”，又算不上“大隐”，介于二者之间，所以自称为“中隐”。
古时候，文字整理是件费时费力的事，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多时间。但作为“中隐”的白居易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自己的诗集。
早在四十岁左右时，更确切地说，是在被贬江州司马期间，白居易就有意识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
这件事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白居易年轻时就很高产；第二，白居易很重视整理自己的作品。
白居易的诗很早就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上层人士的追捧。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诗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很可能也和他注重整理作品有关系。
在中国，白居易的诗就更流行了。同样是在江州时，白居易就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得意地提到这一点：“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长安到江西这三四千里的路程中，乡村、佛寺、旅店、船舶中，到处能看到我的诗；普通百姓、僧人、寡妇、少女口中，也不时吟唱我的诗。”
甚至好几位皇帝也都是白居易的粉丝。
唐宪宗虽然贬过白居易的官，但最初正是因为欣赏白居易的文才，才提拔他当了右拾遗。唐宪宗由于对白居易屡次直言上谏不满，还曾私下对人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唐宪宗的儿子唐宣宗李忱也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他在登基后还想请白居易出任宰相，可惜白居易已经去世八个多月了。
惋惜之余，唐宣宗还亲自为白居易写了一首悼诗，特别提到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其中最后两句，明显是在模仿白居易的名句“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