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敏勇的文章《荷塘：一代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我以为是这几年研究《荷塘月色》的突破之作。姚敏勇提出，朱自清所写的荷塘不是平常的荷塘，而是一个虚拟的、理想的荷塘。这在思想方法上已经摆脱了机械反映的俗套，在方法论上，也比较坚决地运用了辩证法，着眼于内在和外部的矛盾，而不是拘泥于作品和表现对象的一致。其条分缕析的细致足以代表这几年广大中学老师在整体素质上的提高。但遗憾的是，姚敏勇没有把他的辩证法贯彻到底，没有把矛盾分析深入到作者的主体精神世界中去，因而只看到平常的荷塘和朱自清笔下的荷塘的矛盾，而忽略了朱自清“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矛盾。
《课程标准》规定了“多元对话”的原则，但是一些课本的编写者和老师，甚至是权威的老师，拿手的还只是社会学、反映论的解读方法。这样就很难保证多元对话不会变成一元独白。比如一讲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种思路，那就是社会学的政治功利价值。该文写于1927年7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作者的苦闷，肯定是反映了当时既不能投靠国民党，又不能奔向井冈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赖瑞云在他的专著《混沌阅读》中说，在90年代以前，对《荷塘月色》有六种解读，有四种说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不宁静直接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对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不满，表现孤独的苦闷彷徨，寻求在一个清冷幽静的环境中解脱而又不能。90年代以后，看法没有多大改变，只是论述的时候，引用了朱自清当时的《哪里去》，还有朱自清夫人的回忆。旨在说明朱自清当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属于“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也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可又不安心于超然，证据就是《一封信》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这句话：“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这种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钱理群作了更为细致的阐释：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产生了不知“哪里去”的“惶惶然”，“认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有一种负罪感。钱理群认为《荷塘月色》宁静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避难所”。
我充分尊重学者们的论说，但是这种种说法，从价值观念来说，仍然是一元的，不外是社会功利的价值范畴，在这种价值观念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他价值可言了呢？这当中至少有两点可以值得深究。第一，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因为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第二，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点。因为个性和瞬息万变的心情并不是一回事。个性是多方面的统一，有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个性又是立体的，有其深层次和浅层次。个性是抽象的，由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心理表现出来。心情是丰富多彩、矛盾重重、瞬息万变的，刹那的心理只是个性的一个侧面，系统的一个线索，心理的某一个层次。故同样的个性，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荷塘月色》写的并不是他全部的个性，而是他个性的一个片断，一刹那的表现。具体说来，就是他心里乱，想离开家，离开妻子、孩子去散散心。就是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里，他的心理发生了奇异的变化，让他享受到诗意的宁静，把他平时不太容易表现出来的自我，展现了出来。文章的感染力不是统一的、抽象的个性，而是个性在这个特殊时间、空间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比较统一的个性。在《荷塘月色》中，作者明明说了：来了荷塘，他才发现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写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不管是80年代的教参，还是学者们的分析，都仅看到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于“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文章一开头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应该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对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形势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其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现吗？如果表达得好、有深度，就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吗？
如果只满足于把政治社会的形势和作者心灵之间的统一作为最终目标，这就掩盖了矛盾，只能在表面现象上滑行。从操作方法上说，不应该只是追求作品与现实的一致，相反，应从作品与现实不统一的方面入手。
《荷塘月色》开头说夜深人静了，想起日日经过的荷塘，“总该有另外一副样子吧”。许多教师觉得这句很平淡，没有什么可讲的。但这句很重要，因为这里就有矛盾可分析。光是从写作来说，平时的荷塘是一个样子，是并不值得写的，而今天的“另外一副样子”，才值得写。抓住这一句，不仅仅有利于分析文章，而且便于从中分析出为文之道。要写一处风景，一般的情况与习惯了的样子，是不值得写的，只有与平常不同的样子才值得写。平时的荷塘，是一条小煤屑路，路边的树也并不知名。“白天里很少人走，夜晚有点怕人”，一点诗意也没有。值得写一写的，是今天一个人来到这里，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作者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里的矛盾更为明显了，而且是双重的。从客观世界来说，清华园就是一个世界，哪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矛盾（两个世界）不要放过。另外一个矛盾则是“超出平常的自己”。这就说明还有一个“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呢？“爱群居，也爱独处，爱热闹，也爱冷静”，而现在的自己却是只爱“独处的妙处”。这正是文章之所以要写的原因。在群居的心情中，荷塘是一个样子，在享受独自的灵魂面前，荷塘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另外一个样子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恰恰是他心灵深处的秘密的样子。抓住这个矛盾，文章的奇妙和精彩，就不难揭示了。
文章说“一个人背着手踱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因为觉得“自由”，便感到一种“独处的妙处”，妙在“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这两句话非常关键，这是后面矛盾的线索。平时并不怎么起眼的荷塘，此时此刻变得美好起来。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要真正在艺术上读懂经典文本并不是很轻易的。70年代，余光中在一篇批评朱自清的文章中，发过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议论，说是朱自清很奇怪，晚上一个人出去居然不带太太。这就是没有读懂“自由”这两个字。朱自清要写的就是离开了太太和孩子的一种特殊的、自由的心情，这种心情和跟太太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种不一样，“独处的妙处”才值得写一下。发现了矛盾的深层是“自由”，就有可能深入分析了。
由于摆脱了白天里的烦累，心情变得解放了，平淡的荷塘就显得有诗意了。以下两三段就用非常浓重的笔法来写荷塘之美。一连用了十几个比喻（余光中统计过，一共是十四个比喻）。风是轻轻的、花香是微微的、云是薄薄的、雾是淡淡的、光是朦胧的，所有的意象不但在性质上是相当的，而且在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形容花香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还有形容月光的：“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关于这两个比喻为什么最好，论者都以通感来阐释，这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然而还不够，十四个比喻，不可能全是很精彩的，如把荷花说成像“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荷叶如“亭亭的舞女的裙”之类，孤立起来看就比较平庸。余光中在批评朱自清的文章中说：“比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并不出色。”“十四个比喻中，竟有十三个是明喻，要用‘像’‘如’‘仿佛’‘宛然’来点明‘喻体’和‘喻依’的关系。”这是因为余光中从美国新批评出发，认定明喻不如暗喻。但他又认为，这十四个比喻中，比较好的是形容月光从高处丛生的灌木中，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峭愣愣如鬼一般”。然而这是个明喻，这就有点自相矛盾了。其实，把比喻分别加以研究，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十分完善，因为就文章而言，首先是整体的效果，一般不宜拆开来分析。局部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整体功能大于要素之和，这是系统论的起码规律，整体有机也是意境范畴的根本特点。整体效果好了，就构成了一种互相渗透的和谐，没有什么语言在程度或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互相扞格、互相抵消的，也就是朱自清自己在文章中所说的“恰到好处”。哪怕局部比较差，由于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总体上就比较完善了。这篇文章属于抒情散文，靠情绪来打动人，情绪、感觉和语言达到和谐统一，给人的印象就比较隽永。在欣赏这一段文章的时候，许多教师都要求学生背诵，几乎没有对这一番风景描写加以评价。余光中认为，朱自清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拟人格”，对其评价不高。殊不知，也有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女性的暗喻，或者是“借喻”——“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却可能是真正的本体。”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但似乎并不到位，因为都离开了自由和独处以及自我欣赏之妙。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不受干扰的、甚至孤独的情怀。从心理上来说，外部的寂静和内部的安宁达到了和谐，也就是“恰到好处”，而这就使散文构成了诗化的意境。这种诗化的宁静的境界是自由的，因而是美好的。
那么这种自由是什么性质呢？相对于专制而言，自由有属于政治范畴的。这对于把《荷塘月色》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文献来阅读的学者很有利。但是，自由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涵义，自由还有属于哲学的、伦理的、实用的范畴。哲学的自由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从斯宾诺莎开始就有了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的命题。朱自清在这里追求的并不是哲学上的自由，这一种内涵可以排除。实用的自由是相对于纪律而言，和朱自清的心情也没有什么关系。伦理学上的自由是相对于责任而言。作为父亲、儿子、教师、丈夫的朱自清因为肩负着重重责任，“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因而是不太自由的。把这几种自由的范畴拿来比较一下，哪一种更符合文章的实际呢？我倾向于：文章强调的是离开了妻子和孩子获得一种心灵的解脱。这一点下面还要仔细地分析。
政治与非政治，整体与局部的矛盾抓住了，就有可讲性。接下来的文章中有几句话，几乎被所有的老师和论文作者忽略了：“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原来清华园的一角，并不是如文章中所写那样宁静幽僻，而是有喧闹的一面。朱自清不过是选择了幽僻的一面，排斥了喧闹的一面。因为幽僻的一面和他的内心相通，因而他用华丽的语言、排比的句法，营造了一种宁静的诗意境界。这种诗意来自一种“独处的妙处”，独处的好处是“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这种“自由”的性质是什么呢？余光中批评朱自清夜晚出游不带太太的文章后面还说：“在《荷》文里，作者把妻留在家里，一人出户赏月，但心里浮现的现象却是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其实，这时让朱自清激动的不是泛泛的“亭亭的舞女、出浴的美人”，而是他离开了太太（和儿子）享受着“独处”的“自由”，外部世界的蝉和蛙声都听不到，可是在内心，却想起了梁元帝的诗《采莲赋》，想到那些妖童媛女，集体采莲荡舟、传杯互饮的场面，南朝宫廷男女嬉戏，令他神往。这不是太矛盾了吗？
不难看出，有两个清华园，一个是平常的，一个是当天的。他写的自己，也有两个，第一个是平常的，另一个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个自己和平常的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感到“是个自由的人”。自由到“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那么，他想了些什么呢？这是很值得追究一下的。
从外部感觉来看，他连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都听不到，内心深处却想着梁元帝《采莲赋》中男女调情的场面和《西洲曲》中民间少男少女恋爱欢会的场面。而且还要感叹“这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福消受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
高远东的论文《“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说，《荷塘月色》中有一种“心理骚动的性质”，或者如俞平伯所说的“没来由的盲动”，用朱自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发的要求，求每段落的满足”。如果我们拿《荷塘月色》和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朱自清内心不自由的性质了。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朱自清很诚实地写出他本想听一听歌妓的歌喉的，但囿于俞平伯在场，没有了“独处”的自由，只好拒绝了。
等到文章结尾，不知不觉又回到家里，看到妻子和孩子都已经睡着了。这就是又恢复到平常的自己。
朱自清因为与父亲关系的紧张（具体情况前文已提及），1922年带妻儿回扬州，打算与父亲和解，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给其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写道：“暑假在家中，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更觉颓废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什么叫做“刹那主义”呢？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有过一次演讲，是这样说的：
古尔孟曾以葡萄喻人生：说早晨还酸，傍晚又太熟了，最可口的是正午时摘下的。这正午的一刹那，是最可爱的一刹那，便是现在。事情已过，追想是无用的；事情未来，预想也是无用的；只有在事情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捉它，发展它，改正它，补充它：使它健全、谐和，成为完满的一段落，一历程。
所谓刹那主义就是从生命每一刹那间均获得意趣，使得每刹那均有价值。至于前景和历史，那就比较将来的事情。1927年暑假中（也就是写作《荷塘月色》的7月），朱自清想回扬州，但是又怕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定，因而有“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之语。这一切都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自清的本意，至少也是揭示了比较深刻的心理和艺术的奥秘。当然，伦理的自由，也不是与政治的自由没有一点联系，前面所引用朱自清自己的话，就表明他也因为考虑到妻子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自由地作政治的抉择。但是，我以为那是比较间接的、次要的。
当然，作品一旦公开，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甚至可以有与作者不同的理解。但是这样的解读，从作者心理方面，而不是单纯从社会政治反映方面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至少可以增加学生的思考空间。这种阐释的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学的，而是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涉及意识和潜意识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一点涉猎，光有一点粗浅的社会学、反映论的哲学常识对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来说，是不够的。
光有分析的方法和自觉，并不能解决阅读的一切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学养积累的过程。对学者的解读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对问题史有所体悟。对朱自清的身世、传记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无疑对解读有很大的帮助。我在传记中发现的一些材料，对阅读《荷塘月色》和《背影》也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两篇文章中，那些似乎总有些不便明言，欲说还休意味的话语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具体的细节已在上文中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