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13 10:21

两篇游记,写的是同一个地方景致,同一种季节月份,两位作者又是亲兄弟,但却有不同的观感。第一篇是袁宏道写的,赞美高梁桥初春的景色,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清到鱼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从效果上着笔写水清的方法是传统的。不过,这篇文章增加了一点闲情逸致,从几席间观望寺庙,觉得眼前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存在:“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

写到这里,还只是概括地称赞高梁桥的美好,还没有具体写到游览。下面一段才是叙事记游:

趺坐古根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具。

这是很高雅的情趣。趺坐“古根”上,就暗示着不求一般的物质享受,而是以自然为美。古根不像椅子那样舒服,却有自然的情趣。“茗饮以为酒”,以茶当酒(古诗有句云:“寒夜客来茶当酒。”),比之饮酒要高雅。作者在下文中,就是拿这种情趣与“彼筵中人”(摆宴饮酒的人士)对比。饮茶比饮酒要清淡,淡和雅相联系,淡雅了,层次就高,叫做高雅;浓了,就不一定雅。山水之乐甚于酒,审美价值超越物欲,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欧阳修总结出来的。有情趣,还得有景,情与景偕,叫做情景交融,才有诗意。故下面写“浪纹树影以为侑”,是很雅致的。茶为酒,已经是淡雅了,而具有象征性的下酒菜。“浪纹树影”,在一般人看来,既不是菜肴,也算不上美妙的风景。但是其中有水的空灵,阳光的透明。至于“鱼鸟之飞沉”,则更是自然之趣。天水一色,都是透明的,见鱼之游,如观鸟之飞翔。后来毛泽东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名句,也许和这种情景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境中,作者是很超然的。把鱼鸟之飞翔和人物的往来,或者说,把世俗之人和鱼鸟一样,当成好玩的景象(“以为戏具”)。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从四个方面来强调自己沉醉于“山情水意”:一,以淡雅之茶代替酒,避免被口腹之欲冲淡超然物外的雅趣;二,对拘于世俗之欲念的“筵中人”显示一种藐视;三,设想那些筵中人耽于世俗,对自己乐趣的不理解:

堤上游人,见三人枯坐树下若痴禅者,皆相视以为笑。

以为自己是呆和尚,可见其蠢,写他人的“相视以为笑”,却表现出作者不以相视而笑为意,越发显得自得其乐,超凡脱俗;四,对世俗之人表白自己的优越:

而余等亦窃谓彼筵中人,喧嚣怒诟,山情水意,了不相属,于乐何有也。

笔力就在于取两种乐趣以作对比,显示自己的高雅。

这是一篇游记,从字面上来说,重点、焦点、感人之点应该是在游的过程中,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游的过程中,所见之景,如“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丝管夹岸”,和世俗之人观感也许区别不大,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游,而在内心感受,对乐和趣的感觉。世人以为痴者,我以为乐;世俗以为乐者,我以为呆。

游记当以特殊的情趣、独特的性灵为主脉,而不当以景物为主干。景物美则美矣,然人所见略同。略同之景,难以为文;而不同之情与趣,方为文章之灵魂。

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

下面所选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同题散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袁宏道的文章,记三月一日之游;袁中道的文章,是三月中旬。三月一日已经“柳梢新翠,山色微岚,水与堤平”。三月中旬,却是“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如果不是同一年,则物候之差,何以如此巨大?如果是同一年,作者所取之异,何以如此悬殊?

这个问题要从袁中道的文章中求解。袁中道的文章,竭力强调北京春日实在煞风景。先是所见不美:北风劲吹,弄得“对面不见人”。更有力的一笔是,风吹得沙子“中目塞口,嚼之有声”。一般写景象,大都着重于眼耳之间,以视觉与听觉为主。而这里却写到触觉,引出特殊的听觉,一点没有春天的感觉,甚至比冬天还要扫兴。穿上厚皮袄“犹不能堪”,游兴完全败坏,只能狼狈逃离。折腾到黄昏,忍受“百苦”以后,才到家,还要加上一笔:“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这一笔,不仅仅是写北京春天的特征,而且是写作者摆脱折磨以后,心中之余憾未消。

把春天写得比冬天还差劲,是为了什么呢?看了下面才知道,这是反衬。

想到自己家乡,“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本来可以过舒服的小日子,偏要风尘仆仆,折腾到京师来干什么?下面的回答直截了当——“为官职也”。这句话接近于口语,很是坦率,没有用比较委婉的“仕进”之类的文言语词,对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样坦言是很不容易的。更坦率的是,说自己“屡求而不获”,完全是白忙活、瞎折腾。在中国古典文人中,这种坦率很罕见,也很可贵。

这就是明清小品中真正的“性灵”,五四散文兴起,能够迅速取得重大成就,就得力于继承了这种宝贵的传统。

把矛盾无情地揭露出来以后,文章已经不是游记,而是议论了。作者进一步拷问自己:这样自寻烦恼,自讨苦吃,为了什么呢?先是“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有游就应该有文字记载(“游也宜书”),记载些什么呢?

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这可真是最勇敢的一笔。写文章、写游记不是为了诗意,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耻辱记载下来。这里用了一个口语色彩极浓的字眼——“无耻”。前文还比较含蓄,说自己荒谬,用了一个挺古典的词语——“舛”。“舛”,就是荒谬的意思。但没有直接说荒谬,用古代汉语的“舛”,就比较文雅、含蓄一点。到这里却用了一个在程度上最严重的、最没有回旋余地的话语。对自己毫不容情,不容情到不怕自我暴露、自暴其丑的程度。古人云:“文以载道。”而作者却把“载道”的散文用来进行自我批判,彻底放下了士大夫做文章的架子,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

这种文章,在中国古典游记中,是独创一格的。它的特点是:第一,不以抒情和诗化为目的,反倒在没有诗意、煞风景的地方入手;第二,不追求自我美化,反倒自我暴露,自我批判,甚至到不怕丑的程度。

这对我们今天文本分析有启示,同样对作文教学也是有深刻警示的:游记是写景还是写心,写不同他人的心为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