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伤仲永》写得很短，与他其他篇幅较长的文章相比，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分量，却成为历史名篇，为什么呢？
文章的目的是议论，但没有用“论”的写法，而是采用了一事一论的手法。
一事乃个别之事，一论乃普遍之理。以个别之事，推出普遍之理，很难不带片面性。例如，韩信少时，在强者面前不敢对抗，曾甘受胯下之辱，不能因而推断少时缺乏自尊者一概无出息。杰克·伦敦初写小说，长期被退稿，后来一举成名，不能断定长期被退稿者将来一定是文学天才。爱因斯坦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绝对不能推出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会出在第一次高考落榜者之中。《伤仲永》立论的前提有某种世俗预期：小时决定论。关于这一点，有经典文献提供了分析的空间。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
这个十岁的孩子很有急智，自己姓孔，就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对方姓李，就算是老子的后代。孔子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551-479），孔融则生活在公元2世纪（153-208），血统相去六七百年，不论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还是说对方是老子的后代，皆可谓牵强附会，至于说有“亲”，则更是渺茫。但这表现了孩子的历史知识和现场应对的能耐。这当然引起主宾各方面的惊异。有一位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这样有这样的表现，长大了并不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水平。孔融反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个反驳有点人身攻击，意思针锋相对，但反驳的前提却是同样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种反驳方法在中国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西方辩论术叫做以你的话语来确证我的观点（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
《世说新语》的这段文章，暗示了一个道理：小时表现不凡的人，并不注定长大了就很杰出。文章并没有在道理上说明为什么，但王安石的《伤仲永》恰恰从道理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王安石的文章不过是为《世说新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提供了一个新案例。但是，《世说新语》这段话的价值还限于佳话，不能说是完整的文章。
王安石的文章却不然，他提供案例，是为了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进行因果分析。他的例子和《世说新语》的质量也不同。第一，不是一时现场的应对，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从仲永小时为诗文的不同凡响到二十岁左右退化为平庸，对比非常尖锐。第二，在叙事过程中，提示了两个原因，一是父亲把他拿来展览还获利，二是没有让他不断学习。
文章写到这里，一般说来，已经完成了主题。然而，《伤仲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王安石显然已经意识到，光是这样一件事，还只是个别的现象，道理很浅白。他要在这个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
许多赏析文章，都说到此文的好处在即事立论。然而文章的关键不在于立论，而在于从具体的、感性的事，上升到普遍的、抽象的论，当中要有一个过渡。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这个过渡就是一个“天”字，也就是天分、天资，有了“受之天也”这个抽象的、普遍性的“天”，才能把具体感性的记叙转向理性议论。“天”的意思是先天的，是自然的遗传。文章从“天”深入下去，作者推出另外一个字“贤”，“贤”是属于人的，就过渡到“人”了，在“天”与“人”的矛盾中推理。“受之于天”的结果，没有用一般化的字眼“高”，而是用了一个相当雅的“贤”，这里，就隐含着不仅有智力而且是有品味的高，不是一般的“贤于众人”，还在程度上强化到“远矣”，也就是比较极端了。但是，这样高的天资，这样的“贤”的程度，却转化为平庸，“卒之为众人”，泯灭在众人之中了（“泯然众人矣”）。作者在这里，不着痕迹地把主题提升到中国古典哲学的两个范畴“天”和“人”。当然，王安石没有作天人合一的演绎，也没有作“人定胜天”的阐释，而是展开了“天”与“人”的相辅相成。光是受于天，是不够的，还要“学”，也就是“受于人”，这就不仅仅是诗词之学等狭隘意义上的“学”，而是广义的人文传承。有了“人”学，“天”资才不至于报废。
写到这里，主题已经深化，本来可以结束了。但王安石不满足，又将推理推向新的层次。联系到实际，受之于天者不受之于人，结果是平庸，何况现实中天资本来就不超凡的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这就是说，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最后连平庸的“众人”都可能不如。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和《世说新语》最大的不同，就是既不限于表现一个孩子的智慧，也不是仅仅说天资好的人要学习，更主要的是，向天资并不高的、更多的众人发出了警示。
文章虽小，但三个层次的推理在逻辑上却层层深化，环环紧扣。
道理中又蕴含着情感。有赏析文章说，文章的题目是“伤仲永”，全文却没有一个“伤”字。在我看来，这个“伤”字，不仅在仲永一人，也不仅在警示天资特高的人，而是警示天资并不高的人，这就包括了所有的人。没有突出的天资，又不受学于人，连成年仲永那样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种伤，就不仅仅是情感性质的，而是智性的。最后一句“得为众人而已邪”，用的是反问句，情感色彩比较浓，可谓情理交融。
这篇文章一事一议，本来很可能陷于片面。然而作者不是先有论点，然后举例。这样的作法，思维是静止、僵化的。作者在叙事后的推理过程中，一步步从容推导，从前一个论点推出下一个论点，把最重要的警示放在最后。这样，在叙事与分析之间演进，思维就是活跃的。
王安石的小型议论文章，往往采用这种方法。
著名的《游褒禅山记》，虽题为“记”，似乎是游记，但如果立意仅仅是游记，就称不上什么经典了。“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随大流退出了。
王安石此文之所以经典，并不以目接景奇为务，而是内心的反思。游山不过是个引子，是特殊的、具体的事情，而反思的却是普遍人的心理。自己明明知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且“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顶不住众人之议。出来以后，有人怪罪“欲出者”，而王安石却反省自己“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这是议论的第二层次。表现了王安石这个人责己严，责人宽的品格。文章已经超越了一般满足于游记享山水之乐的水准了。但是，这只仅仅是个人的反思，王安石把这当作反思的台阶，进入第三层次，对个体经验进行超越，问题提升得既有历史的高度又有经验的广度：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这就是说，不仅仅是山水的游历，而是遍及对草木、虫鱼的观察，都能在认识上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这是古人的普遍经验。对当时人来说，“古人”这样的泛称，比之王安石这样一个今人要权威，可信性就强得多。提高到这样的层次，本来已经大大超越了游记的传统预期。但是，王安石是个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由此顺理成章地推向第四层次，得出一种更带哲理性的结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使夷近和险远的矛盾转化的条件是“有志”。在艰难险阻面前，要有志气，有毅力，就可能从逆境转化为顺境。这个论点不难得到论据，例如汉光武夸他部将耿弇的格言“有志者事竟成”。一般的文章到此可卒章显志了，然而王安石的思辨并没有结束。有了志气，就能顶住众人的舆论优势，“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王安石的精深在于，于他人无问题处，把问题推向第五层次，“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光是有志，有毅力，也不一定行。还要有相当的身体素质，要有足够的体力。有了足够的体力，是不是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王安石又提出第五层次的观念：即使有体力，如果“随以怠”没有主见，也不行。文章最精彩之处就在于第六个层次，就是有志气、有体力、有主见，也还不一定能成功，这也是很可能的，但是，只要尽力了：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即使不能成功，但是无怨无悔，这就是他最深邃的心得。
文章层层推进经历了六个层次，得出的结论与“有志者事竟成”相反，显然更深刻。当然，这里有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的内心密码，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不顾“众人”的反对，不理其讥笑，即使改革不成功，也是无怨无悔。
两篇文章，都以记为基础，从直接的、个人的经验提出问题，提升为理性的观念，又将观念层层分析，将论点有序深化。既有先叙后议，又有夹叙夹议，更有议中推演观感与思绪并进，如此笔墨有诱导读者随作者思绪神游之妙。
与此文同为经典，常常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还有苏轼的《石钟山记》。从立意上讲有异曲同工之处，苏轼实地考察，先以为郦道元所记为误，后来反复深入调查，方知古人不误。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苏轼所写情节比较曲折，文字也比王安石潇洒，但就思想深度而言，应该说比之王安石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