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13 09:38

从《论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话语都很简短,精粹警策,内涵深厚,有格言的色彩。虽然有具体的语境,但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中自由地引用。不过,语录虽然是片断的,却又相互间有联系,且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把它们联系起来,具有逻辑的统一性。

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

片断语录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孔子一般不孤立地发表议论,在各种关系中研究事情并发表观点,往往将它们放在对立面中进行深化。如学与习的关系,光学是不够的,还要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或实习。学是新的,习是旧的,新的容易有趣味,旧的容易厌倦,但是孔子说,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不是很开心的吗?因为温习旧的,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温故而知新”,旧的就转化为新的了。这一句比之“学而时习之”更为深邃。原因是在于新与旧不但是相关的,而且是相反的,在对立的成分中看到互相转化的条件,这就是辩证的关系。

知与不知的关系也是矛盾的转化关系。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能坦白承认,就转化为知道了。如果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就不能改变无知的状态,而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就有可能转化为智慧。

从自己学习的道理,还应拓展到互相学习的道理。“不耻下问”讲的是学与问的关系。自己敏锐得很(耳聪目敏),是不是就够了呢?不够,还得向他人学习。对一般人来说,向上请教,没有心理障碍,但向下请教,心理障碍就很大了。孔子把心理障碍概括为耻,也就是羞耻感。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不以向下讨教为耻。学问的追求,要超越世俗的羞耻感。

向人讨教,只是自己为学,只是孔子事业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学者,另一方面又是教师。作为学者,他“学而不厌”,作为教师,则“诲人不倦”。故为学之道的“不耻下问”,与诲人之道的“不倦”,是紧密相联的。为了说明诲人之道,孔子把它放在三个范畴的矛盾中加以分析,这种分析以层次递进为特点。

第一个范畴:知之。即让他知道、理解,这当然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不排斥一种倾向,就是“满堂灌”,把学生弄成被动的接受者,失去自主性。由此引出了第二个范畴:好之。就是引起他的兴趣,不是老师要他学,而是他自己喜欢学。第三个范畴:乐之。即从中感到快乐。兴趣已经是主动性了,但是主动性也有层次高低之分。光有爱好,还不一定到家,还要让他在学习、钻研中感到快乐,感到幸福,这样的主动性就更为理想了。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能把现成的结论告诉他,而是让他自己去苦苦思考。即使看着他不得要领,也不轻易去启发。不到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或有所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不再教他。这就是迫使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开拓,只有这样,才有创造性。这一点和当代教育学中的自主性、建构性、创造性学习,在根本精神上是相通的。

对别人,是迫使其主动、积极地思考,不到临界点上不给予启发。那么对自己呢?已经到了临界点,还一味苦苦思索,就有可能钻牛角尖。这时,问、讨教、对话,就显得很重要。这就叫做“受学重问”。问,就是和当代人对话,而读书就是和古人对话。

运用同样的方法,孔子把学习与思考在对立中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者都重要,但也不是平衡的,而是有主要方面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在学与思的矛盾对立中,更重要的是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教人读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得”,由他自己去领悟、获得,而不是一味地告知。只有自己体悟到的,才能长久保有,才能巩固,才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了,在运用的时候,才能左右逢源。

孔子的这种思想模式,使得他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的日常话语,往往带有深刻的格言性质。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

欲速则不达。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

孟子论述学习的方法和孔子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不孤立地论述问题,如把君子深造之道放在几个层次展开,“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等四个层次中推进。这和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等三个层次,是比较类似的。但也有不同之处,孔子常常把问题放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展开,如学和习,故和新,学和思,知和不知,学和思,在矛盾中观其转化,故哲理性较强。孟子有时也有一些哲理性的论述。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把问题放在“尽信”和“不信”的矛盾中展开的。而孟子的语录比较丰富复杂一些,因为他不满足于格言式的论断,而是追求逻辑的雄辩,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养吾浩然之气”。他的浩然之气,就是用形象的类比,来进行多层次推进。孟子类比的形象性,是孔子所不及的,如“一曝十寒”和“掘井而不及泉”的故事。

孟子的比喻,有故事、有情节。如“奕秋诲人”的故事,不但有故事情节,而且有细节,如“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种为了说理和辩论的故事往往就成了寓言。《孟子》里许多寓言至今仍然家喻户晓,如“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用寓言说理,是当时的风气,先秦诸子中并不是只有孟子一人善于用寓言,韩非子、庄子等人也每每以寓言说理。但韩非子好以历史故事为寓言,庄子的寓言有神话性质,而且有明显虚拟的痕迹。而孟子的寓言,则多有民间故事色彩,最明显的是“齐人有一妻一妾”。当然,《孟子》中的寓言只是偶一为之,而到了《庄子》中,就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了。

把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浩然之气”,在这里表现为逻辑和概括的力量,这和孔子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

文章第一段,一口气举了六个名人的例子。人虽然不同,但都是来自下层社会,都有过苦难的经历,最后都被提拔到很高的权力地位,做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六个人的经历本来是个别的,但是直接并列起来,就显示出一种普遍性。这在逻辑上属于枚举归纳推理。在这样的基础上,孟子得出自己的结论:老天要把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人之前,一定要让他受苦。

为了突出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显示其规律性,孟子甚至特地用同样的句法结构加以表达:

舜发于畎亩之中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

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

百里奚举于市

从句法来说,都是同样的主语—动词—状语结构。一般说来,用同样的句法,是比较冒险的,弄不好就造成单调的感觉;但从内涵来说,处于主语位置上的人物,都是政治大人物,状语所指则均为社会底层,每句文字数量虽然不尽相同,但从内容到句法形式,却都平行排比的。这种排比是双重的排比,不仅句子形式排比,而且内容也排比。不仅不单调,相反有了一点震撼性。在逻辑上,这叫做枚举式的归纳,直接从感性材料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论点)来。

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

孟子得出的结论是: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这可以说是前面事例的正确概括,结论已经出来了。但是,在孟子看来,这样太简单,思绪和情感强度不够,文章的气势还不充沛,于是孟子就再加上排比的句法把这个意思强调一下: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连同前面的“苦其心志”,加起来一共是四个排比,增强了情感和思绪的强度,节奏也整齐强烈了。如果是孔子,或者是墨子,甚至是韩非子,这样的程度也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孟子来说,这还不够有气势,他还要强调下去。如果再用同样的句法,可能导致单调。为了防止单调,孟子改用了另外一种句法,避免呆板: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顺着一个观念,一条思路,一连用了七个短句,有严整的排比,有参差的递进,这就构成了一种思绪和语言滔滔不绝的效果,就叫做气势——浩然之气。

写到这里,才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个推理层次。

文章如果只有一个层次,免不了显得单薄。前面七个短句,已经从感性(“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上升到理性了(“动心忍性,曾益所不能”),接下来从理性上进一步提升。先从正面说:人有了过错,才能改正。就是说,没有过错,也就没有苦其心志的由头。这是一个层次。思想受到堵塞,才能奋起。说明没有堵塞,也就不可能受到忍性的磨炼。这是第二个层次。然后从反面说:在国内没有辅佐的贤士,在国外没有敌人,也就是没有威胁,则国家必然灭亡。这是第三个层次。

最后从理性上把第一个结论作更深邃的概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种规律性的概括,内涵十分深刻,又采用了格言的形式。“生于忧患”是矛盾的转化,本来忧患是逆境,反而有利于生存,有顺境的效果。“死于安乐”也是矛盾的转化,本来安乐是顺境,反而容易导致死亡,有逆境的效果。二者在形式(句法结构)上是对称的,而在内容上却是一个对比。内涵深邃而简洁,形式和节奏很明快,无怪乎成了一种格言。这样,孟子和孔子的文风殊途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