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用古代汉语写的故事。和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一样，把古代汉语的精练发挥到了极致。前面说过古代汉语之所以简洁，有一个原因，就是句法比较简明。大多是简单句，句子之间的逻辑、因果和时空的承接都是省略了的。把复杂的过程，其间的因果，前后的联系，放在叙述的空白里，是文言小说家常用的手法。但在这篇文章中，文风之所以如此干净利落，还有一个原因。
全文基本都是叙述，几乎没有描写和抒情。除了最后一句是感叹外，作家的感情没有直接流露。这种白描手法可以说是用得炉火纯青。但是，要真正理解白描手法的用处，就得用还原法，把那些作者精心省略的东西补充出来。这就是说，要懂得文章的好处，就不仅仅要满足于欣赏已经写出来的，而且要把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想象出来。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光是讲解课文上已经有的东西是不够的，还要养成一种敏感，就是善于把文章中没有写的东西想象出来。例如：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
这个屠户的面目、衣着、年龄就没有写，客观的情况，除了一个“晚”字，全部省略了。省略的原则是看对后面文章的进展有无作用，有则多写，无则省略。提到没有肉，只有骨，对后文屠夫穷于应付的关系极大。如果肉很多，狼吃饱了撑得慌，情节可能就有另外一种发展。“途中两狼”，如果是一只就没有后面的惊险故事了。这里作者的省略很多，两只狼是公的还是母的，是灰的还是白的，是老的还是小的，都与后面的情节无关，所以全都省略。“缀行甚远”省略的更多，狼跟着他，摆脱不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直到追得他没有办法，才把骨头丢给狼。从这种过程的省略，不仅可以看出作者的简洁笔法，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匠心。大凡前面提到的，必然后面有发展。
蒲松龄叙述的功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比较简单的事情上，而用在叙述复杂的事情，使之具有某种不亚于描写的效果。
对于比较复杂的事情，叙述本来是比较困难的。亏得蒲松龄以简驭繁：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两狼之并驱如故。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量词的灵活运用。由于两只狼，在前面没有以形状和颜色来区别，这给后来叙述二者的不同带来了难度。蒲松龄起初用了两个“一”（“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代表两只不同的狼。紧接着，情势变化了，再用两个“一”就缺乏变化了。他改用位置来区别（后狼、前狼）。等到骨头完了，两只狼继续跟踪屠户。是并排，还是一前一后，或者是一会儿并排，一会儿一前一后，就不值得交代了。干脆就含混地用“两狼”（“并驱如故”），不再强调二者的区别了。接着，又有区别了：“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还是用一个“一”字，就轻而易举地把两只狼恰如其分地，既不过分陷于繁细，又不太粗疏地分别开来。读者只要从中获取必要的信息，凭上下文想象出二者的不同，就足够了。其他的区别，本来可以写出很多，但略而不计。这就是精练的“精”之要义。不要小看这样的文字，这里有作家的匠心，尽可能把与情节发展无关的细节省略掉。把动作和情景减少，以免干扰读者对情节因果链的注意，这是本文之所以精练异常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好处不仅是精练，而且还在于把有限的细节组织得非常有机。
随着故事的进展，叙述出现了细节和比喻，有了一点描写，如“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这是因为，这种状态是一个悬念，结局时将有一个解释，这对情节很重要：这个屠夫杀了两只狼后才悟出来，原来狼做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为了麻痹他（“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结局使得前因获得了解释，读者对于情节的意义有了新的体悟。这种情节因果的有机构成，正是小说的特点。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这篇文章表面上看，好处是写得很干净，没有可有可无的话。但光是这样，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又有一些描写的笔墨。仔细分析以后会发现，凡是花了一点笔墨的地方，都是后来有新的意义的。这就使得这篇篇幅很小的文章在文字的结构上具有一定的有机性。前文不仅仅是为了前文，而且对后文有用，后文也不仅仅为了后文，而且对前文有用，这叫做结构严密，用笔有前后照应之效。
文章最后有一点议论，从小说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省略的。把主题都讲出来，现代小说家往往是回避的。把倾向性隐藏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心理参与感。现代小说更倾向于为不同读者多元的理解留下充足的空间。但是，蒲松龄是我国的古代文言小说家。他的《聊斋志异》，几乎在每一篇故事后面都要发一通议论，有时用“异史氏”（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名义，有时则作为文章的一部分。可以把这看成一种体式。不仅《聊斋志异》如此，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文章后面就有“太史公曰”，这是一种传统的格式，蒲松龄不过是稍稍作了一些调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