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伐檀》劳心的价值
“尸位素餐”这句成语，原指居位食禄而不理事的寄生虫。素是空虚，素餐就像现代话的吃白食，吃闲饭，源出《魏风·伐檀》，这里录其第一章：
坎坎伐檀兮，寘（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五四”后一些学者，都认为是对贵族人士的冷嘲热骂：既不耕种，又不打猎，为什么家里有大堆庄稼和肥大豪猪，就因这些君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之故。
这一说法，到现在更有其权威性，不少选注本、教材都作为思想性强烈的名篇选入，诗中的君子，因而也成为大花脸或小花脸式角色。
将“素餐”解为不劳而食是对的，素餐者因而也是要否定的对象，但诗中明明是说“不素餐”，负负得正，应当是肯定的对象了，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
于是有的以为是故作反语，意在讽刺。有的以为承上文而来，也是冷嘲性的反问：（难道）不会白吃白喝吗？有的以为这些君子平日养尊处优（这是事实），所以吃的不是简陋的青菜淡饭。
《诗序》说：“《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君子不得进仕尔。”说得笼统，但有其正确的一面，诗中“不稼不穑”四句确是在讽刺。而讽刺的并非君子。这当然也有先入之见：既称君子，自非应刺的贪鄙之人。
《孟子·尽心》中，有一段对话，却多少地接触到真相：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公孙丑对君子之不耕而食不理解，便去请教老师，孟子说：贤能的君子，得到国君的重用，受到安富尊荣的礼遇，他的子弟追随他，受到道德上的感化，这就已经完成不素餐的最大责任，这和孟子的劳心劳力说是一致的。就孟子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的话不算错。上层集团的人物，如果对社会的精神生活能起示范的推动的作用，也就有了极大的贡献，种田和猎兽并非检验他们对社会贡献的主要准绳。我们如果把诗中的君子看做有权位的官绅，他在安富尊荣之余，能把自己的子弟教导好，也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子弟品行的优劣，对社会是很有影响的。
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说：“《诗》曰：坎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之治身。”他把伐檀人和君子看做同一主体，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他把这个君子看做不吃白饭的实干家，还是和“不素餐”的原意相符。姚际恒《诗经通论》说：“夫君子之人岂必从事力作；即从事力作，如伐檀及稼穑、狩猎诸事，庸夫类为之，皆自食其力，君子为此，何以见其贤？”又说：“此诗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句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骂小人，乃反衬不素餐不义耳。末二句始露其旨。”后一段说得尤为警辟，前一段实是对孟子之说的补充。
恃势仗权，不劳而食的上层人物历来就有，诗中要骂的就是这些人，但为小民做些实事，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优厚些的君子也有，诗中要赞扬的就是这些人。诗人的爱憎是从下层中提炼得来的。
孟子和姚际恒自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分工的认识，劳心劳力之说，在他们又是两者人格上高下的标志，但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说，对智力价值的评价高于体力价值不能说是谬论，只是人格上应当同样得到尊重。
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对立现象，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具有正义感的诗人也曾揭露反映，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是著名例子，但对《伐檀》诗中的君子，却是褒而非贬。但这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未必完全正确。
笔者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但过去却不敢说，也无处表达，因为《伐檀》中的君子等于是一只死老虎了，不但如此，古书中出现的“君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被目为反面人物。这一篇文章，看了袁宝泉、陈智贤合著的《诗经探微》而更有同感。
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