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府曲江楼记》原文翻译赏析-朱熹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3-01 08:20

江陵府曲江楼记作品原文

江陵府曲江楼记

朱熹

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岁丰人和,幕府无事。顾常病其学门之外,即阻高墉,无以宣畅郁湮,导迎清旷。 乃直其南凿门通道,以临白河,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且为楼观以表其上。

敬夫一日与客往而登焉,则大江重湖,萦纡渺弥,一目千里;而西陵诸山,空濛晻霭,又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 敬夫于是顾而叹曰:“此亦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邪? 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 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呜呼,悲夫!”乃书其扁曰“曲江之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

时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获。 读敬夫之书,而知兹楼之胜,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览观形制,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 顾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抑尝思之:张公远矣,其一时之事,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顾亦何预于后之人?而读其书者,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是则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使人忧悲愉佚勃然于胸中,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间,而亦孰使之然哉?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登此楼者,于此亦可以反诸身,而自得之矣。

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 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

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注释】

[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其思想上承北宋程颐程颢,为宋朝理学集大成者。

[1]学门:府学的大门。府学是府级官办教育机构。高墉:高墙。郁湮:滞塞不通。

[2]榜:匾额。这里做动词用,指作为匾额。

[3]晻霭:昏暗不明。

[4]曲江公:即张九龄,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宰相,后受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

[5]翛(xiāo)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出尘:超出世俗,脱离烦恼。

[6]侵陵:也写作“侵凌”,侵犯,欺凌。

[7]庶:差不多。夙心:平素的心愿。

[8]愉佚:安逸快乐。

[9]“天生烝民”四句:出自《诗经·大雅·烝民》,意思是上天生下这些人,有形体有法则。人的常性与生俱来,追求善美是其德。烝民:庶民,百姓。秉彝:常理,常性。懿:美好。

[10]次第:依次排比。

《江陵府曲江楼记》原文翻译赏析-朱熹作品

江陵府曲江楼记作品赏析

宋人写诗作文喜欢讲道理,作为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的文章中自然也少不了“道理”。这篇《江陵府曲江楼记》,是朱熹应友人张敬夫之邀而写,从友人以“曲江”作为楼名这一举动中,看到了“天理”的存在。

“曲江”指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张九龄,因他是岭南曲江人,故后人又称他为“张曲江”。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罢相后,被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是唐玄宗朝的最后一位名相,在他之前,有姚崇、宋璟、张说等名相,这也是唐代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在他之后,则是李林甫、杨国忠长期为相,唐玄宗也不复前期的励精图治,唐朝政治开始渐趋昏乱,危机开始显现,最终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由盛转衰。

张敬夫任职荆州,为府学开门筑楼,登楼眺望,心有所感,想到张九龄被贬荆州时所作的《登郡城南楼》诗,感叹张九龄在仕途上遭受打击后,虽有辞官归隐的念头,但内心最主要的还是不忘国家,心忧天下,“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

朱熹为曲江楼作记,便把张敬夫对张九龄的共鸣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二人异代,相隔四百年,即便张九龄在唐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与张敬夫有何关系呢?再推而广之,不只张敬夫,凡是读张九龄之诗文者,没有不掩卷叹息的。即如朱熹自己,也同样被感动。当朱熹接到张敬夫来信时,正在知南康军任上,心有归隐之念:“疾病侵陵,求去不获。”而读张敬夫来信,顿生神往之情,希望能和张敬夫同游于曲江楼上,指点江山,纵论古今,“然后举酒相属,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

那么张九龄诗文中感动激发人心的力量来自哪里呢?朱熹认为来自“天理”:“是非邪正之实,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天理”一直存在着,张九龄体认到了,在他的诗文中表现了出来。此后不管隔百代千代,只要人心体悟到“天理”,便能和张九龄产生共鸣,虽千载之下,也能“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

与朱熹同时代的另一位儒学大家陆九渊,曾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认为心是本体,理在心中,只要发明本心,即能体悟天理。朱熹此文作于淳熙己亥,即淳熙六年(1179),而在此之前的淳熙二年(1175),朱熹曾与陆九渊进行了著名的“鹅湖之会”,就双方所持学说进行了三天的辩论。朱熹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天理固然”,而人心相感,天理在人心之先,恐怕不为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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