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原文注释翻译赏析(白居易古诗)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4-22 15:36

杜陵叟作品原文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注释】

杜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

秀:指谷类植物抽穗开花。

长吏:官员。申破:指向上级奏明真相。

考课: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以定职位的升降,此处指作为考核标准的征税任务。

恻隐:怜悯、同情。弊:劳瘁困顿。

白麻纸:在唐代,一般的诏书使用黄麻纸,重要的诏书用白麻纸。德音:一种诏书,内容多为免租、赦罪等与“施恩”有关的事。

京畿:唐代设有京畿采访使,管辖都城长安周围的四十多县。这里指靠近京城的地方。放:免。

里胥:里正,古代的乡村小官。方:才。

敕牒:指免除租税的命令。榜:张贴、张挂。

蠲:免除。

【译文】

杜陵老人在杜陵居住,靠耕种一顷多贫瘠的田地维持每年的生活。今年三月份无雨,又刮着旱风,庄稼大多没有抽穗开花就枯死了;九月份早寒,降下了寒霜,庄稼的子粒还未长饱就都干了。地方官明知灾情却不上报,反而凶暴地加紧征税,以求税收达标而获得升迁。卖掉了桑园和田地来缴税,可明年该怎么生活?剥去我们身上的衣服,夺走我们口中的粮食,虐人害物的家伙便是豺狼,不一定非要长着钩一般尖锐的爪和锯一般锋利的牙。不知是谁将灾情报告给了皇帝,皇帝怜悯百姓的困苦,颁布了广布恩德的诏命,免除了京城附近一年的赋税。可是直到昨天里正才拿着公文到来,张榜宣布诏命。这时十家中已经有九家都交完了税,大家只是领受了皇帝的虚恩而已!

杜陵叟-原文注释翻译赏析(白居易古诗)

杜陵叟赏析评点

【赏析1】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至次年春天,长安周边和江南的广大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新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上疏为民请命,请求皇帝下诏减免租税。虽然唐宪宗批准了白居易的请求,并下了罪己诏,但百姓并没能得到实惠,免租成了一场骗局。白居易因此创作了《杜陵叟》和《轻肥》两首讽喻诗。

《杜陵叟》用严重的灾情为背景,展现了凶暴的官吏“急敛暴征”,强逼受灾的百姓“典桑卖地纳官租”,直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才“手持敕牒榜乡村”,宣示皇帝的“德音”的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很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自称这首诗是因“伤农夫之困”而创作的。他通过“杜陵叟”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对天下所有农民共同的遭遇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因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他在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悲愤之情无法抑制,以致改用第一人称,借用“杜陵叟”的口,发出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控诉,更作出了“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样直接的判断。身为封建王朝的官员,能够用如此激烈的言辞抨击封建官吏,其勇气着实令人敬佩。而“杜陵叟”这一形象,至今仍极具艺术价值。

对于官吏的横征暴敛,尽管白居易只用了两句来进行正面描写,着墨不多,但他却通过前面严重灾情的铺垫和后面一针见血的控诉,将“明知”百姓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颗粒无收,已经面临饥荒乃至死亡的威胁,却“不申破”,并且还要“急敛暴征”以“求考课”的官吏们凶暴的形象描写得更加逼真。

《杜陵叟》看似抨击了官吏却歌颂了皇帝,实际上诗人揭露了更为隐秘的社会矛盾。诗歌对于官吏的抨击,集中于“求考课”和“方到门”两点。官吏们“急敛暴征”的目的是“求考课”,而考课的标准,恰恰是皇帝决定的,因此官吏们“急敛暴征”实质上是为皇帝服务。“德音”乃是皇帝的诏命,地方官吏们如无强力的支持,怎敢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榜乡村”呢?一方面“恻隐”、“书德音”,另一方面却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皇帝是昏是明,岂不是昭然若揭吗?白居易能够凭着一颗“伤农夫之困”的心,挥笔揭露问题的本质,实在是难能可贵。

杜陵叟-原文注释翻译赏析(白居易古诗)

【赏析2】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

这首诗在禾穗青乾,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的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

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仅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诉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个长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两熟,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

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绎全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诗人能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笔下的艺术形象予以揭露,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在《农桑》里所写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嫁租”,就都是这种双簧戏。而白居易,则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人。

(霍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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