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原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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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原文

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

清·许浑

作文之最乐者,莫如填词,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词。填词之乐,详后《宾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无一不随意到,较之南面百城,洵有过焉者矣。至说其苦,亦有千态万状,拟之悲伤疾痛、桎梏幽囚诸逆境,殆有甚焉者。请详言之。

他种文字,随人长短,听我张弛,总无限定之资格。今置散体弗论,而论其分股、限字与调与叶律者。

分股则帖括时文是已。先破后承,始开终结,内分八股,股股相对,绳墨不为不严矣;然其股法、句法,长短由人,未尝限之以数,虽严而不谓之严也。

限字则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语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声,对必同心,意难合掌,矩度不为不肃矣;然止限以数,未定以位,止限以声,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尝不可,虽肃而实未尝肃也。

调声叶调,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则诗中之近体是已。起句五言,是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则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韵,则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则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第三、第四又复颠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则七言之句不来矣;起句用某韵,以下俱用某韵;起句第二字用平声,下句第二字定用仄声,则拈得平声之韵,上去入三声之韵,皆可置之不问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语,再无变更,自一乎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辙,保无朝更夕改之令阻人适从矣,是其苛犹未甚,密犹未至也。

至于填词一道,则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长者短一线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复忽长忽短,时少时多,令人把握不定。当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当阴者阴,换一阳字不能。调得平仄成文,又虑阴阳反复;分得阴阳清楚,又与声韵乖张。令人搅断肺肠,烦苦欲绝。此等苛法,尽勾磨人。作者处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顿极妥,便是千幸万幸之事,尚能计其词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

予襁褓识字,总角成篇,于诗书六艺之文,虽未精穷其义,然皆浅涉一过。总诸体百家而论之,觉文字之难,未有过于填词者,予童而习之,于今老矣,尚未窥见一斑。只以管窥蛙见之识,谬语同心;虚赤帜于词坛,以待将来。作者能于此种艰难文字显出奇能,字字在声音律法之中,言言无资格拘挛之苦,如莲花生在火上,仙叟弈于桔中,始为盘根错节之才,八而玲珑之笔,寿名千古,衾影何惭!

而千古上下之题品文艺者,看到传奇一种,当易心换眼,别置典刑。要知此种文字作之可怜,出之不易,其楮墨笔砚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处为人掣肘,非若诗赋古文,容其得意疾书,不受神牵鬼制者。七分佳处,便可许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敌他种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词家,实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请作者同拈一题,先作文一篇或诗一首,再作填词一曲,试其孰难孰易,谁拙谁工,即知予言之不谬矣。然难易自知,工拙必须人辨。

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凡有作者,当以之为戒,不当取之为法。非止音律,文艺亦然。请详言之。

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

兹请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隶一人,虽有数人在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故深《北西厢》甚易。昆调悠长,一字可抵数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以长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有铜喉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此北本虽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补此缺陷,遂割裂其词,增添其白,易北为南,撰成此剧,亦可谓善用古人,喜传佳事者矣。然自予论之,此人之于作者,可谓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谓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则俗优竞演,雅调无闻,作者苦心,虽传实没。所谓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

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无其具也。今之观深此剧者,但知关目动人,词曲悦耳,亦曾细尝其味,深绎其词乎?使读书作古之人,取《西厢》南本一阅,句栉字比,未有不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者也。若曰:词曲情文不浃,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凑此,自难帖合,虽有才力无所施也。然则宾白之文,皆由己作,并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为俗口鄙恶之谈,以秽听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尽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补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参作诸曲之过文者,此则束缚无人,操纵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之句,以混观者之目乎?使王实甫复生,看演此剧,非狂叫怒骂,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对原本而悲其不幸矣。

噫!续《西厢》者之才,去作《西厢》者,止争一间,观者群加非议,谓《惊梦》以后诸曲,有如狗尾续貂。以彼之才,较之作《南西厢》者,岂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视乞丐!乃今之观者,彼施责备,而此独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户祝,居然配飨《琵琶》,非特实甫呼冤,且使则诚号屈矣!

予生平最恶弋阳、四平等剧,见则趋而避之,但闻其搬演《西厢》,则乐观恐后。何也?以其腔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南本则聋瞽、喑哑、驼背、折腰诸恶状,无一不备于身矣。

此但责其文词,未究音律。从来词曲之旨,首严宫调,次及声音,次及字格。九宫十三调,南曲之门户也。小出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则分门别户,各有依归,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难紊乱。此剧只因改北成南,遂变尽词场格局:或因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后曲与后曲体段不合,遂向别宫别调随取一曲以联络之,此宫调之不能尽合也;或彼曲与此曲牌名巧凑,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数不符,如其可增可减,即增减就之,否则任其多寡,以解补凑不来之厄,此字格之不能尽符也;至于平仄阴阳与逐句所叶之韵,较此二者其难十倍,诛将不胜诛,此声音之不能尽叶也。词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尝缺一,能使天下相传,久而不废,岂非咄咄怪事乎?

更可异者,近日词人因其熟于梨园之口,习于观者之目,谓此曲第一当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谱;所填之词,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执而讯之,则曰:“我用《南西厢》某折作对子,如何得错!”噫,玷《西厢》名目者此人,坏词场矩度者此人,误天下后世之苍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为拈出,则《南西厢》之流毒,当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门,魏贞庵相国取崔郑合葬墓志铭示予,命予作《北西厢》翻本,以正从前之谬。予谢不敏,谓天下已传之书,无论是非可否,悉宜听之,不当奋其死力与较短长。较之而非,举世起而非我;即较之而是,举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贵远贱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谁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时流下?彼文足以传世,业有明征;我力足以降人,尚无实据。以无据敌有征,其败可立见也。时龚芝麓先生亦在座,与贞庵相国均以予言为然。

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厢》,又有一人欲续《水浒传》,同商于予。予曰:“《西厢》非不可改,《水浒》非不可续,然无奈二书已传,万口交赞,其高踞词坛之座位,业如泰山之隐,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让席于予,此万不可得之数也。无论所改之《西厢》,所续之《水浒》,未必可继后尘,即使高出前人数倍,吾知举世之人不约而同,皆以‘续貂蛇足’四字,为新作之定评矣。”二人唯唯而去。

此予由衷之言,向以诫人,而今不以之绳己,动数前人之过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郑声音,非仇郑声,存雅乐也;辟异端者,非分异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西厢》,非分《南西厢》,欲存《北西厢》之本来面目也。若谓前人尽不可议,前书尽不可毁,则杨朱、墨翟亦是前人,郑声未必无底本,有之亦是前书,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不遗余力哉?

予又谓《北西厢》不可改,《南西厢》则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观此剧,非故嗜痂,因此剧之外别无善本,欲睹崔引旧事,舍此无由。地乏朱砂,赤土为佳,《南西厢》之得以浪传,职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别出新裁,创为南本,师实甫之意,而不必更袭其词,祖汉卿之心,而不独仅续其后,若与《北西厢》角胜争雄,则可谓难之又难,若止与《南西厢》赌长较短,则犹恐屑而不屑。予虽乏才,请当斯任,救饥有暇,当即拈毫。

《南西厢》翻本既不可无,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剧。蔡中郎夫妇之传,既以《琵琶》得名,则“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当年作者何以仅标其名,不见拈弄真实?使赵五娘描容之后,果然身背琵琶,往别张大公,弹出北曲哀声一大套,使观者听者涕泗横流,岂非《琵琶记》中一大畅事?而当年见不及此者,岂元人各有所长,工南词者不善制北曲耶?使王实甫作《琵琶》,吾知与千载后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

予虽乏才,亦不敢不当斯任。向填一折付优人,补则诚原本之不逮,兹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扩为全本,以备词人采择,如其可用,谱为弦索新声,若是,则《南西厢》《北琵琶》二书可以并行。虽不敢望追踪前哲,并辔时贤,但能保与自手所填诸曲(如已经行世之前后八种,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种)合而较之,必有浅深疏密之分矣。然著此二书,必须杜门累月,窃恐饥为驱人,势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为数十口家人筹生计乎?伤哉,贫也!

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原文翻译

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译文

写文章最快乐的,莫过于写剧本,那最痛苦的,也莫过于写剧本。写剧本的快乐详见后面《宾白》的第二篇,就在能够上天入地,做佛成仙,没有一件事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做到,比起南面拥有百城的称王封侯的快乐来,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到写剧本的痛苦,也有千形万态,比起悲伤病痛、身陷囹圄等逆境,恐怕还要痛苦得多。请允许我详细说说这些。

其他的文章,可以让人随意写长写短,也可任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总没有限定的格式。现在把散文放在一边不说,就说说其他文章的分股、限定和声调押韵。

分股就是现在时兴的八股文。先破题,后承题,开始立论,最后总结,里面分为八股文字,股股相对,规矩不能说不严格了。然而它的股法和句法,是长是短任人选择,没有限定字数,虽然说严格,却也说不上太严格。

限定指的就是四六句的骈体文,每句话有一定的字数,每个字有一定的声调,对仗的字必须对齐,意思上又不能重复,规矩不能说不严格了,然而它只限定了字数,没有限定位置,只限定了声调,没有限定格式。上半句四个字下半句六个字是可以的,上半句六个字下半句四个字也未尝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也未尝不可,虽然说严格,实际上也未尝严格。

讲声调押韵,又要分股限字的文体,就是诗歌中的近体律诗。起句是五个字,那么句句都是五个字;起句是七个字,那么句句都是七个字。起句用某韵,那么以下各句都用某韵。起句第二个字用平声,那么下句第二个字一定用仄声,第三句和第四句又再颠倒过来用。前人的规矩也可说是苛刻而又严密了。然而起句是五个字,每句都是五个字;起句七个字,每句都是七个字,这样就有一定的规矩可以遵守。想要写五言诗,那么七言诗的句子就不能用了;起句用某韵,以下各句都用某韵;起句第二个字用平声,下句第二个字一定用仄声,那么选择使用平声字,上声、去声、入声的字都可以置之不理了;遵守平仄、仄平的规矩,再也没有变换,从一首直到千百首都同出一辙,保证没有朝令夕改的变化阻碍人们适从了。这就是它苛刻但还没有过分,严密但还没有到极端了。

至于剧本,就是句子的长短,字数的多少,声调的平上去入,韵的清浊阴阳,都有固定不变的格式。长的句子不能少一个字,短的句子不能加一个字,并且又忽然长忽然短,有时少有时多,让人把握不定。应当用平声字的一定要用平声字,不能用一个仄声字;应当用阴平字的一定要用阴平字,不能换一个阳平字。把平仄调整成文了,又要担心阴阳颠倒;把阴阳分清楚了,又要担心与声律不协调,使人搅断肝肠,烦苦欲绝。这样苛刻的规矩,确实折磨人。作者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布置适宜,安排极为妥当,就是千幸万幸的事,难道还能顾及唱词品味的高低、文采的优劣吗?

我幼年识字,少年就能成文,对诗书、六艺方面的文章,虽然没有精通它们的义理,然而都粗浅地涉猎过。总括各种文体的百家著作来说,我觉得没有比写剧本更难的了。我幼年就学习它,到现在人已老了,还没有窥见一斑,只能把自己一些狭隘肤浅的认识告诉同行们,戏剧界的大旗还期待将来的高手来树立。作者能在这种艰难的文字创作中显现出奇特的才能,字字合乎声律,句句没有格律束缚的痛苦,就像莲花生长在火上、仙翁在桔中下棋那样从容,才能称得上盘根错节的才华,八面玲珑的文笔,也才能名传千古,扪心无愧。

古往今来评论文艺的人,看到一部剧本,都应换副心肠换双眼睛,另外设置评判的标准。要知道这种文字创作的可怜,写出来很不容易。写的时候,那些纸墨笔砚似乎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耳目心思也似乎不能发挥效用,到处被人牵制,不像诗赋古文能够容人奋笔疾书,不受神鬼的牵制。一部剧本有七分好,就可算作十分;如果有十分好,就可相当于其他文字的二十分了。我并不是要偏袒剧作家,实在是想主持公道,如果谁不相信,只请他挑选一个题目,先写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再写一部剧本,试一试它们哪个难哪个容易,哪个劣哪个优,就知道我说的话没有错了。然而,难易是自己知道的,优劣却必须让别人来辨别。

戏曲中音律差的,就是《南西厢》。凡是作者,应当以它为戒,不应当把它当作效仿的榜样。不只在音律上,就是在文字上也是这样。请允许我详细地说说。

剧作除了杂剧不说,只说全本的剧作,文字的优美,音律的美妙,没有超过《北西厢》的。自从《南西厢》一出,就把极其优美的文字变成了极其糟糕的文字,把极其美妙的音律变成了极其糟糕的音律。推究写作《南西厢》的最初用意,也是情有可原。不过是因为《北西厢》是戏曲中最杰出的作品,人人赞赏,可是它只能配上音乐演唱,不便于在场上演出,只适弋阳、四平等腔调,不便于勉强用来唱昆调,因为它是北曲而不是南曲。

这里让我先说其中的原因。北曲中的一折戏,只属于一个人,虽有几个人上场,那唱词却只由一个人演唱,从来没有对歌重唱的事。弋阳、四平等唱腔,字数多而乐曲短,一唱就唱完了,又是由一个人开始唱,几个人接着帮腔,名义上是一个人唱,实际上是出于众人之口,所以演唱《北西厢》很容易。昆腔调子悠长,一个字可抵得上几个字,每唱二支曲子,又一定是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没有可以帮腔的人。把像长江大河一样长的全套曲子,只让一个人来唱,即使他有钢喉铁齿,又怎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呢?这《北西厢》虽然好,却不能用吴音来演唱,创作《南西厢》的人,本意是想弥补这个缺陷,于是割裂它的唱词,增添它的对白,变北曲为南曲,撰写了这个剧本,也可以说这人是擅长改写古人的作品,喜好传播好事的人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人对于原作者来说,可以说是功臣又是罪魁祸首。之所以说他是功臣,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人,那么低俗的演员就会竞相上演《西厢记》,也就听不到高雅的曲调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虽然流传下来,实际上也就湮没了。之所以说他是罪魁祸首,是因为他把价值千金的狐皮剪成了轻贱的鸿毛,把一块纯金点成了废铁。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他有改写古人作品的好心,却没有那样的才能。现今的人们观看这部戏,只知它情节动人,唱词悦耳,可曾细品它的味道,深究它的唱词呢?让读古书的人把《南西厢》拿来看看,逐字逐句地推敲,没有不把它丢弃而掩住鼻子,怪它秽气熏人的。如果说该剧唱词文理不通,是因为它是根据《北西厢》增删而成,这里割一些,那里凑一些,自然很难贴切,作者即使有才能,也不能施展。这样,宾白的文字都是由作者自己写的,并没有依据原本来写,为什么有才华偏不用,有能力偏不做,却要说些粗俗浅陋的话,用来污染听众的耳朵呢?况且唱词之中,有许多不是根据原本来增删的,有的是作者自己写一折戏来弥补原本的缺欠,有的是自己写一支曲子来作为诸多曲子的过渡,这样就不受别人的束缚,任凭作者自由发挥,为什么有才华偏不用,有能力偏不做,还要写些勉强支吾的语句,用来蒙混观众的眼睛呢?假使王实甫再生,观看这部戏的演出,他不是狂叫怒骂,求取删改本并把它付之一炬,就是痛哭流涕,面对原本悲叹它的不幸了。

唉!续写《西厢记》的人的才华,与《西厢记》的作者相比,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是观众却都纷纷痛加非议,说《惊梦》以后的各支曲子,就像狗尾续貂。可是凭他的才华,比起写《南西厢》的作者,怎么仅仅是主人和奴婢的关系,简直就是帝王看待乞丐一样啊!但是现今的观众,对续书大加责备,却对《南西厢》独独给予包容,这已是不可理解的了;况且让它家喻户晓,居然和《琵琶记》相提并论,这不仅会使王实甫喊冤,而且也会使高则诚叫屈了!

我平生最讨厌弋阳、四平等腔调的戏剧,见到了就会躲避它,但是,只要听说上演《西厢记》,就会高兴地去观看,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腔调虽然讨厌,可是它的唱词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完整无缺的《西厢记》,而不是改头换面、断手跛脚的《西厢记》。《南西厢》却是集聋耳、喑哑、瞎眼、驼背、弯腰等各种丑陋形状于一身了。

这里只是批评它的唱词,没有深究它的音律。从来戏曲的要旨,首先要求宫调严谨,其次是声音,再次是字格。九宫十三调,是南曲的主要特征。短小的折子戏可以不受拘束,那成套的大戏,就要分门别类,各有依据,不但彼此不可通融,而且次序也不可弄错。这部戏剧只是因为北曲改成了南曲,于是完全改变了曲词的格局:有的因为前曲与前曲字句相同,后曲与后曲体式不合,就向别的宫调随意选取一支曲子来连接它,这样宫调就不能完全相合了;有的那支曲子与这支曲子牌名凑巧相合,其中只有一两句的字数不相符合,如果它们可以增减,就增减来使它们相合,否则就放任它们或多或少,用来解决补凑不出来的难处,这是字格不能完全相符的原因;至于平仄阴阳与每句押的韵,比前两方面还要难上十倍,改又不能改过来,这是声音不能全都押上韵的原因。戏曲作家所重视的,就在这三方面,可是这三方面的弊病,《南西厢》不曾缺漏一方面,却能让天下人相传,经久不衰,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

更奇怪的是,近来词曲作者因为《南西厢》被戏班子唱熟了,观众也看习惯了,就认为这部戏曲应当排列第一,可以效仿,用来作曲谱;有人所写的唱词,凡有不符合规定音律的,别人拿来问他,他就会说:“我是照着《南西厢》中某折写的,怎么会错!”唉,玷污《西厢记》名声的是这种人,破坏词场规矩的是这种人,贻误天下后世的也是这种人。这类弊端,如果我不赶紧把它指出来,那么《南西厢》的流毒,要到哪年哪代才能被肃清呢?

我以前在都城时,魏贞庵相国拿崔、郑的合葬墓志铭给我看,要我创作《北西厢》的改编本,用来纠正以前的人的错误。我谢绝了,认为天下已经流传的书,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应听任它,不应拼命去跟它比长比短。和它相比,如果写得不好,所有世人就会群起而非议我;即使它写得好,所有世人也会群起而非议我。为什么呢?因为贵远贱近,厚古薄今,是天下人的通常情理。谁肯把千古不朽的名人贬低到当代人之下呢?他的作品足以流传世上,已经有了明证;我的才能足以降服世人,却还没有实在的证据。用没有证据与有了明证相比,那失败是马上可见的。当时龚芝麓先生也在座,他和魏贞庵相国都认为我说的这番话是对的。

以前有一个人想改写《北西厢》,又有一个人想续写《水浒传》,都来和我一同商量。我说:“《西厢记》不是不可以改写,《水浒传》不是不可以续写,然而怎奈这两已经流传世上,万众交口称赞,它们高居戏剧的巅峰,已经如同泰山一样稳定,如同磐石一样坚固,想要急着喊他们起来,让座位给我们,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不论是所改写的《西厢记》,还是所续写的《水浒传》,不一定能够继它们的后尘,即使比前人高出几倍,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用‘续貂蛇足’这四个字,作为新作的定评了。”两人表示赞同,离开了。

这是我的由衷之言,一向用来告诫别人,现今却不用它来约束自己,动辄数落前人的过失,它的用意何在呢?我说:是为了留存那些正确的东西。放弃郑国的音乐并不是仇视郑国的音乐,而是为了留存高雅的音乐;回避异端并不是仇视异端,而是为了留存正道。我大力斥责《南西厢》,并不是仇视《南西厢》,而是为了留存《北西厢》的本来面目。假若说前人都不可非议,以前的书都不可毁弃,那么杨朱、墨翟也是前人,郑国的音乐不一定没有底本,如果有,它也是以前的书,为什么古代圣贤放弃它回避它,而且不遗余力呢?

我又认为《北西厢》不能改写,《南西厢》不能翻写。为什么呢?世人喜欢观看《南西厢》,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不好的剧作,而是因为除了《南西厢》外,也没有别的好剧本,想要看崔、张两人的故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地上缺乏朱砂,红土就是好的,《南西厢》之所以广泛流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有一个人起来痛斥它的过失,别出心裁创作出南本《西厢记》,师法王实甫的本意,而不一定因袭他的唱词,秉承关汉卿的心思,却不仅仅只是跟在他的后面续写他的后文,如果想与《北西厢》斗胜争雄,那么可说是难上加难,如果只是想与《南西厢》争长较短,那么还只怕不屑于这样去做了。我虽然缺乏才华,也请求担当这个重任,等解决了饥饿问题,有了闲暇,我会立即动笔。

《南西厢》的翻本既然不能没有,我又由此及彼,有志于改写《北琵琶》一剧。蔡中郎夫妇的故事能够流传,就是因《琵琶记》得名,那么“琵琶”两字就是全剧的主题,可是为什么当年作者仅标了它的名字,却不见弹琵琶的实事呢?假使赵五娘化妆之后,果然身背琵琶去向张大公告白,弹奏出一大套北曲中的哀怨曲子,让观众、听众涕泪横流,难道不是《琵琶记》中一大畅快的事吗?可是当年作者没有看到这点,难道是因为元人各有所长,会南词的人不善于写北曲吗?假使让王实甫写《琵琶记》,我知道他和千年之后的我一定会有同样的想法。

我虽然缺乏才华,也不敢不担当这个重任。以前我写过一折戏交付演员,用来弥补高则诚原本的不足,现已附在第四卷的后面。我还想把它扩展成为全本,以供戏曲作者选用,如果它可用,就谱制成演唱的新曲。这样的话,《南西厢》和《北琵琶》两书就可以一起流传了。虽然不敢奢望追赶上前人的踪迹,并和当代名家并驾齐驱,但总能保证与自己所写的各种戏曲(如已经流传在世的前后八种和已写成但没有刻印成书的内外八种)一起比较,一定有深浅疏密的分别了。然而写这两,必须闭门苦写几个月,我私下担心饥饿会来驱使我停笔,形势不允许我安心写书。怎么能得到天上掉下来的珍珠、大米,为我的几十口家人解决生计呢?悲伤啊,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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