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06 01:05

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战国之世,诸子并起。散文的发达,登峰造极。封建社会,已开始崩溃,礼乐废失,各国互相征伐。政治着重了军事外交。学术文学由王宫以及各国的大夫世家,转到私人手里,聚徒讲学读书,渐渐普遍于士夫。用于诸侯,则为卿相,不用则失意著书。儒家拥护礼乐的传统,习诗,习礼,订乐,修史,谈仁义。道家探自然的本源,主清静无为,自然逍遥,齐生死大小得丧祸福,攻击礼教,灭弃智慧,倡出世的哲学。墨家提倡节用爱人,反侵略,重防御。名家分析名理,精论辩。法家论法治。阴阳家说阴阳。纵横家驰骋外交。其时书策众多,刻意诵读,以干利禄,求用世,探真理。从春秋到战国,由诗教入于论辩,哲学发达,而诗乐废失了。

独有楚国屈原、宋玉等偏有长诗的创造,吐万丈光芒,光辉灿烂,以补这一时代的缺憾。在诗史上,由《诗经》时代,转入“楚辞”时代,为一大转变。以后汉代的词赋大盛,不过是“楚辞”的继承者而已。

然而屈原这一派文学,也像诸子一样,是师徒相继,自成一家之言的。那些作家都是失意的,是失意的文人。“楚辞”中牢骚最多,多说穷愁,如《离骚》《九辩》可为代表。《诗经》中也有不少贤士在下位的牢骚语,“楚辞”中特别扩大。而且到“楚辞”文学起来,楚国也快要到亡国的时候了。《哀郢》一篇特别述国破家亡流离转徙之苦,是为现实派的诗歌。李白《古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说明了这一段史实。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80)是楚怀王顷襄王时代的人。宋玉、唐勒、景差等皆楚人,而是同于屈原的词赋家,据说是他的学生,但也未必是嫡亲的师徒。他们的作品,到西汉时称为“楚辞”,称为“赋”。《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悦之”。又《汉书·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可见武、宣之世,已有“楚辞”的名称,而且看作一门学问。当时楚辞专家很多,多数是南方人,或者北人而曾学南派学者的。“楚辞”里面有些特殊的语言,是楚国人的,也充满了南方的道家神仙思想,也有楚国的风俗习尚,例如巫风淫祀,同周人的诗书礼乐大不相同。西汉帝王文人喜欢“楚辞”,一半是儒学以外好奇的癖尚,以为文学消遣,一半是原来的家乡诗歌调。

我所谓“楚辞”,系包括楚民族诗歌之全体,不单指王逸《楚辞章句》内屈宋之作,而王逸书中屈宋以后之著作,如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两汉人之拟作则皆不包括在内。“楚辞”之名虽始见于《汉书》之《朱买臣传》《王褒传》,但今日所传此总集乃是后汉王逸所定,最早为刘向所编,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离骚·后序》云: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本十七卷,逸以己作《九思》附益之也。

屈原为“楚辞”之大作家,亦为中国文学史大诗人之一。但非凭空出此大诗人,渊源所自,楚民族在屈原以前已有与屈作同体裁之诗歌。《吕氏春秋·音初篇》:“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兮”为楚民族诗歌之特征。《诗经》中《周南》《召南》乃是楚风。《周南》的《螽斯》中的“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麟之趾》中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召南·摽有梅》中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外,《论语·微子》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孟子·离娄上》中孺子沧浪之曲:“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皆楚辞也。刘向《说苑》中有一首《越人歌》,翻为楚辞最美:“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与王子同舟。”

楚辞也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录:

屈原赋二十五篇,注云“楚怀王大夫”。

唐勒赋四篇,注云“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

不言及景差,今刘向、王逸所编《楚辞·大招》序云“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

所谓“赋”者,本是诗六义之一。赋,布也。《诗经·大雅·烝民》“明命使赋”,马瑞辰《通释》:“即谓使仲山甫布其明命。”赋,读为敷、布。赋,敷也,见《管子·山权数》注。铺也,《楚辞·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三都赋序》:“古人称不歌曰颂,谓之赋。”故曰:不歌而诵为之赋,又曰:直陈其事谓之赋。楚辞多长篇未必可入乐,其中惟有《九歌》确是入乐的诗歌,其余皆赋之属,是诵读的韵文。如《惜诵》中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辩》中有“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抽思》中有“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的诗句,颂=诵,《诗经》中有“吉父作颂”“家父作诵”。亦谓之赋,前引《悲回风》中有“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招魂》中有“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吉父、家父作诵是作诗以入乐,楚辞作者不求入乐,而自为诗歌。在春秋之世,盟会燕享赋诗,是大夫的交际,赋现成的诗,以表达情意,断章取义,重在比兴。楚辞家作赋,不用在交际上,也不是用现成的诗篇,乃是个人创作,并且是独白。此其不同者也。

楚国文化落后,语言与中原也不同。楚辞从巫歌出来,是从本地的巫乐巫词发展出来的,作者如屈原、宋玉则为文人,他们也接近过北方文化,受了些《诗经》影响的。至于芳草美人,上天下地,光怪陆离,那些确乎是楚辞的特色。

所谓“辞”,(《说文》辛部),辞令,言辞,文辞。太史公《报任少卿书》“其次不辱辞令”,《史记·屈原列传》“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善辞令,曾使齐国(见《史记·楚世家》),乃是很会说话的人,他能融合本国的语言与当时周、鲁、齐的雅言文化语言于一炉,以创造楚国的文学语言,也是从言辞到文辞。

《礼记·曲礼》“不辞费”,释文“言而不行为辞费”。辞=言,又《荀子·正名篇》“辞合于说”,注曰“成文为辞”。《孟子·万章》“不以文害辞”,注曰“辞,诗人所歌咏之辞”。《诗经·大雅·板》“辞之辑矣”,笺:“辞,辞气,谓政教也。”《周礼·大行人》“协辞命”,注曰“故书协辞命作叶词命”,辞=词。

再说“词”,(《说文》司部),,意内而言外也。惟段注《说文》谓“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害辞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大行人》‘故书叶命’,郑司农云‘䛐当为辞,此二篆之不可掍一也’。”按段氏意,言词为词,篇章为辞。词=word,辞=composition。

故楚辞为楚国文人的composition。辞不一定为韵文。例如《晏子春秋》称晏子为“齐之习辞者”,只是善于辞令之意,也未必定能诵诗赋诗之人。《左传》中常见,使某人为之辞,辞人,善于言语,善为说辞,善用典故,善排比,论理,皆为辞。至于赋,限于韵语。赋是诗之一体。

楚辞产生的时代、特点及与《诗经》之不同

楚辞中自称其文为:

(1)诵。《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2)颂。《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再如《橘颂》。

(3)辞。《离骚》“就重华而陈词”,“跪敷祍以陈辞兮”。《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

(4)赋诗。《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之所明”犹以明之也)

(5)赋。《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6)歌。《九歌》“疏缓节兮安歌”,《抽思》中之“少歌”。

(7)辩。《九辩》《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

(8)骚。《离骚》。

(9)劳商。《大招》“楚劳商只”。

(10)招。《招魂》《大招》。

(11)章。《九章》。

(12)问。《天问》。

称为“楚辞”者,谓楚国之辞章。辞令与篇章两个意义的合一。惟屈宋诸篇并非应对诸侯,只是抒情的,或应用于礼仪巫俗的诗歌,中间有铺陈和讽谏两种意义。混称为辞,析言之则为赋,为诵,为歌。

汉人或称楚辞,或曰赋。前引《汉书·朱买臣传》《汉书·王褒传》已足见武、宣之世“楚辞”已成为专名。而武帝时,淮南王为《离骚》作传。

楚辞,亦称为骚。《昭明文选》别立“骚体”之称。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宋晁补之重编楚辞,以屈原所作皆称为骚。余人皆曰楚辞。

楚辞亦称为赋。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统称曰赋。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作《怀沙》之赋”,《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离骚赞序》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又云:“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游国恩《楚辞概论》谓“可知楚国韵文本名曰辞,但实际上与汉人的赋无异”。

所以,楚人或者统称为辞,而汉人则或称为楚辞,或目之为赋。至南朝时又称之为骚。辞的范围最广,乃是语言文学的总称,不限于韵文。比诗歌的意义还要广。楚辞的辞是狭义的,赋呢,比诗歌狭。如《离骚》《招魂》《九辩》《九章》固可称为赋,《九歌》明明是乐章,近于诗和颂,不见得能称为赋。骚字包含有忧愁牢骚之意,称《离骚》《九章》《九辩》很好,难以称《九歌》。是别于《卜居》《渔父》等散文,亦别于《高唐》《神女》《两都》之类文赋的。以屈原所作均称为骚,余者为楚辞,亦为缠夹。在无办法之中,照老办法,一概称为楚辞。照新文学定义,应称为楚国的诗歌。

当时何以不称楚诗而曰楚辞,此因战国秦汉时人心目中所谓诗,乃是“三百篇”式的诗,不是长篇巨制的。而且楚辞中有问答、陈辞、铺叙,皆与“三百篇”性质不同也。

屈宋所赋,用韵语,反复驰骋于言辞,较之《诗经》的诗,实已散文化了。《诗经》中诗是反复回旋的,楚辞有些奔放直下的。

《诗经》与楚辞的不同点:

(1)《诗经》除二《南》外,皆是中原诗歌;楚辞是南方诗歌。

(2)《诗经》以四言为体;楚辞音节曼衍。

(3)《诗经》有美有刺;楚辞讽刺哀怨,偏激愤世。

(4)《诗经》质实,缺乏想象;楚辞想象丰富,并有神仙思想。《诗经》是人世间的;楚辞不少超世间的成分。

(5)《诗经》的《雅》《颂》赞美祖先功德、伟人功业;楚辞的《九歌》歌咏天地山川自然之神,并且拟人化。言人神之际,几同希腊文学。

(6)《诗经》用比、兴语开端;楚辞直陈开端。

(7)楚辞用“兮”“些”“只”为语词;《诗经》不完全用此。

(8)《诗经》是中原语言;楚辞中充满楚国方言。

(9)《诗经》只少数诗篇有作者主名;楚辞每篇有作者主名,虽不尽能确言之。是个人作家兴起。

话虽如此,楚辞尚是从文学公有到私家创作文学的过渡。今楚辞作品,尚疑是楚国文人的一大集团,不能每篇考明,何者为屈原作,何者为宋玉作。正如庄子、孟子、墨子之书,不能确知哪几篇是庄子、孟子、墨子的亲笔,哪几篇是其弟子之作。战国时代的文学,性质相同,皆一家之言,非一人之作。至荀子、韩非方始纯粹些。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浦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