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潮·东南形胜-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永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25 19:09

望海潮原文

望海潮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望海潮句解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开头三句寥寥数笔,便把杭州的地貌、历史重要性有力地总结出来,气势博大,笼罩全篇。杭州位置重要、为东南地势优越便利之处,向有“东南第一州”之称;杭州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三吴地区繁华的大都会。“形胜”,地理形势优越便利的地方。“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古称“三吴”,这里代指东南地区。“钱塘”,即杭州。这几句字字铿锵,笔端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杭州的特点。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画桥边栽种着成排的杨柳,含烟惹雾;居民家放下挡风的帘子,张挂翠色的帷幕,显得富贵雅致。这个美丽的城市人口众多,高高低低的房子里,住户超过十万家。“风帘”,挡风的帘子;“翠幕”,翠绿色的帷幕。“参差”,形容房屋高低错落;“十万人家”,据《宋史》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杭州户口即超过十六万,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更是达到二十万户以上。在柳永生活的时代,杭州确实已有数以十万计的户口人家,这句并非夸张,而是实指,表现出一种开阔博大的气魄,整首词的气格为之振起。

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这三句由市内说到郊外:钱塘江堤边沙路上栽种着一行行高大的树;树木环堤而栽,一个“绕”字,明写树木,实写长堤迤逦曲折的态势。钱塘江潮水澎湃浩荡,怒涛涌动,如卷起堆堆霜雪;这条宽阔无边的大江,就是杭州城天然的壕沟。“天堑”,天然的深沟,这里形容钱塘江地势险要。词中写到杭州秋景,“怒涛卷霜雪”当指钱塘江潮。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城内街市上更是一派物阜民康的盛世景象,市场里摆满珠宝等珍贵商品,每家每户都满是绫罗绸缎,大家争相比夸谁更豪华奢侈。杭州的富庶繁荣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但词人抓住“珠玑”、“罗绮”两个细节,很典型地反映出杭州商业的繁荣和市民的富裕。“珠玑”,泛指珠宝之类珍贵饰物;“罗绮”,华丽的丝织品。两者都是妇女常用的妆饰服用之物,暗示城中声色之盛。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下片将视线转移到杭州的湖山胜景,重点描写西湖。“重湖”,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成里湖、外湖,故称“重湖”;“叠巘”,重叠的山峰,这里指西湖边的灵隐山、南屏山等重重叠叠的山岭;“巘”指小山。杭州湖山之美,词人用“清嘉”二字概括,赞美其清秀美丽。山上有九月盛放的桂子、湖中有十里荷花。这两种花是杭州的典型景物,词人一笔总括不同季节的两种花,写得凝炼有力,捕捉到了西湖乃至整个杭州最美的韵味,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三秋”,秋季的三个月;“桂子”,即桂花;传说西湖的桂花是月中桂花飘落而来,唐宋之问《灵隐寺》诗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句。“十里荷花”,曾任杭州太守的白居易在《余杭形胜》诗中称“绕郭荷花三十里”。“三秋”、“十里”上应“十万人家”,下连“千骑高牙”,词人充分利用这些数量词,造成一种雄浑豪放之气。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羌笛曲和采菱的歌声;而吹羌笛的渔翁和唱菱歌的采莲姑娘,都快快乐乐,享受着他们的幸福生活。“羌管”,即羌笛,古代羌族发明的管乐器;“弄晴”,在晴和的天气中荡漾。“菱歌”,采菱时所唱的歌;“泛夜”,在夜空中飘荡。此处“弄晴”、“泛夜”互文见义。“嬉嬉”,嬉戏无忧的样子;“莲娃”,采莲女。这几句生动地描绘出西湖居民的快乐生活。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本词是一首投献词,所以在词的末段笔墨集中在达官贵人出游的场景,暗示杭州富庶美好的生活应归功于这位郡守大人。众多随从簇拥着郡守高高的牙旗,这位太守大人威武而不失风雅,饮酒听乐,欣赏山水胜景。“千骑”,成群的马队,形容随从之多;“高牙”,高高的牙旗。牙旗是以象牙为饰的大旗,一般为大将所用;这里称“高牙”,可能暗示这位郡守曾为大将,有武职仕履。

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异日”,他日,以后;“图将”,用图画加以描绘。“凤池”,即凤凰池,本指禁苑中的池沼,魏晋时所设中书省地近宫禁,接近皇帝,后来便用凤凰池指代中书省。结尾两句点明投献之意,谓郡守政绩出众,当被朝廷召还,那时他合将杭州好景画成图本进献朝廷,以此夸示于同僚;言外之意,曾在杭州任职的达官贵人们都视此地为其夸耀的资本,再从侧面烘托西湖之美。

望海潮·东南形胜-原文句解题解赏析-柳永作品

望海潮题解赏析

【题解】

《望海潮》词调始见于《乐章集》,当是柳永所创的新声。这首词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婉转谐和的音律,浓墨重彩地展现“东南第一州”杭州的繁华壮丽景象。此词是柳永描写都市繁华的代表作,完美体现了柳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特色。词人紧紧抓住杭州的特色,写其市容之繁富、湖山之秀丽,极态尽妍,传神入妙,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了一个传闻:“此词流播,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宋杨湜《古今词话》认为此词是投献给杭州太守孙何的。据他记载,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交,但孙任杭州太守时门禁甚严,柳永欲见之而不得,遂作《望海潮》词,通过名妓楚楚歌唱,这才得到拜会孙何的机会。近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考证认为,此词并非投献孙何,而是献给另一位曾任杭州太守的孙沔的。薛氏推断此词大约作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然而这个时间距柳永去世很近,由此词雄阔的气势来看,恐难认定是该年所作。

【赏析】

这首词以自豪的口吻,铺叙和赞美杭州的富庶、美丽。词中铺叙杭州地势优越、人烟稠密、市场繁荣、生活豪奢等优胜之处,尤其突出了西湖风物之美、湖山之胜。此词艺术构思颇具匠心,上阕从多个角度写杭州的繁盛气象,下阕则集中笔墨描画西湖,以点带面,铺陈得体。作者以铺叙见长,但此词并未尽力铺陈,而是抓住杭州几处典型事物,以高度概括的笔墨加以点染,疏密相间,重点突出,而杭州的整体之美也就呼之欲出了。

词中数量词的使用尤见匠心,“三吴都会”、“十万人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或实写,或虚指,或夸张,营造出高迈豪放的气势。整首词所表现出来的博大宏阔格调,已颇近于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至于“怒涛卷霜雪”等句,即使放在苏词中也毫不逊色。应该说,这首词展现了柳永词开阔、豪放的另一面。虽然是一首投献之作,却绝无卑琐气息。在咏歌太平盛世、湖山胜景的作品当中,这首词显得卓荦出群,气格高华。

金主完颜亮闻歌而起投鞭渡江之志的传闻不尽可靠,但这也恰恰说明此词艺术感染力之强。南宋诗人谢驿(字处厚)显然也听到过这个传闻,他特意写了一首诗慨叹说:“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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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名片】

柳永简介

北宋时期,都市生活比较繁荣。上自王公权贵、下至广大市民,对文化生活都有更多需求。在这种时代需求推动下,由唐代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的词体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形式上由小令发展到慢词,同时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也有所拓展,一方面更深入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这个过程中,柳永曾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专业词人,以毕生精力为词开疆拓土。两宋词终能万紫千红,蔚为大国,柳永实在功不可没。

柳永的词作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远及西夏。据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传声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词影响之大。他的词对后世词家及金元戏曲、明清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当时从皇帝宋仁宗、宰相晏殊到一般文人学士多视柳永为“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鄙视他俚俗浮艳的词风。宋仁宗斥责过他的“淫冶讴歌之曲”(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宰相晏殊讽刺他作“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情词(宋张舜民《画墁录》);同时词人张先讥诮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阮阅《诗话总龟》引《艺苑雌黄》),后辈苏轼则批评秦观沾染柳词作风(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词注),李清照也说他“词语尘下”(《论词》);王灼称他的影响为“野狐涎之毒”(《碧鸡漫志》卷二)。后世对他的指斥更是屡见不绝。

柳永一辈子沉沦下僚,潦倒终生。正因为如此,官修《宋史》没有他的传,当时文人学士正式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他的材料。他的生卒年、家世、仕履、羁旅行踪等等,都罕有记载。《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避暑录话》等宋人笔记里偶有零星记载,也是各书传闻异辞,难得确切一致的资料。这位杰出的词人,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根据后人从方志中搜集到的一些柳永事迹,结合宋人笔记的记载和《乐章集》所载柳永词作,我们始能对他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勾勒如下。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家族内排行第七,世人又称他为柳七。他是福建崇安人,先世由河东(今山西永济)迁来。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有六个儿子。南唐灭福建王氏后,长子柳宜、次子柳宣都入仕南唐;宋灭南唐,二人又入宋为官。柳崇死后,柳宜奏请守孝三年,虽然因朝议不许而没有实行,但受到当时人称赞。柳宜即是柳永的父亲,入宋后登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梁灏榜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柳永是幼子,他和哥哥柳三复、柳三接都以才学知名,当时号称“柳氏三绝”。柳永大约生于父亲中进士前后,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或四年左右。

柳家是一个奉行儒学的仕宦世家,柳宜兄弟六人都曾为官,其中柳宜等三人中过进士。柳三复、柳三接也都考取进士,柳三接与柳永同榜登第。另外,柳永的儿子柳涚、侄子柳淇等人也都考取进士,入仕为官。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又身为“柳氏三绝”之一,可想而知,柳永不可能真的蔑视和弃绝科考。事实上,早年柳永对博取功名充满信心,向往着“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长寿乐》)。不幸的是,他的科举入仕之途极不顺利,虽然我们不确知他参加过多少次科考,但大致可以断定,在最终考取进士之前,他从未停止过应考之事。

在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愤激地宣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并表示要在“烟花巷陌”、“偎红倚翠”中求得快意。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清沈雄《古今词话》等记载,这首词也传到了宋仁宗耳中,这位“留意儒雅”、“深斥浮艳虚华之文”的皇帝不悦地说:“此人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好填词去。”有的记载这句话作“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的科考之路大概由此更蒙上了一层阴影,屡遭黜落。有的记载说,他从此便无奈地自称“奉旨填词”。有人以此指责他儇薄浪荡,有人以此赞许他脱略功名,甚至有人认为他具有反抗精神,不与统治者合作,都未免以偏概全。他词中分明说“明代暂遗贤”,意在说明君是明君,自己也是贤臣之材,只是被“暂遗”罢了;“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一个“偶”字,也表明他的不甘心失败。词中其实不乏欲重新振作的意思。他之所以改名柳永,可能就是为了减少三变这个原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柳永的少年时光是在帝都汴梁度过的,本来就喜欢混迹于乐工、歌妓之间;科场失意后,他更加放浪形骸,“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了“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鹊桥仙》)的漫游生涯,曾西游成都、长安,遍历荆湖、吴越。这些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他大量以秦楼楚馆和羁旅行役为题材的词作。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求取功名。经过长期努力,柳永终于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这时他已经年近五旬了。然而登第之后,他仕途始终蹭蹬不得志,只得到一些低微的职位,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令、监昌国晓峰盐场、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等职,辗转于各地。直到六十岁左右,他还在为磨勘改官之事而奔波。他官终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这样一段宦海生涯,使柳永深感失落,他不少词作充满了对宦游生活的厌倦之情,甚至产生退隐的念头。如《定风波》(伫立长堤)称“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长相思》(画鼓喧街)说“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感叹“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尾犯》(晴烟幂幂)则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图利禄,殆非长策”。这类抒写“游宦成羁旅”(《安公子》)的词,在他的词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

生性浪漫而又放诞不羁的柳永,确实对平康巷陌、罗绮围绕的生活方式念念不忘。但自幼形成的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刻,在各地任职期间,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有“名宦”之目。他曾任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官,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记载:“名宦柳耆卿,尝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上面所引柳永《长相思》中“名宦拘检”之语,可为佐证。元代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记载柳永所作《鬻海歌》(又名《煮海歌》),此诗详述海滨盐民制盐的过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揭露当时地主、官僚和奸商对盐民的残酷剥削,诗中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对盐民充满同情;他还希望朝廷改变盐铁政策,造福百姓,“愿广皇仁到海滨”、“化作夏商周时节”。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卷五称赞这篇《鬻海歌》“洞悉民疾,实仁人之言”,并有诗云:“积雪飞霜韵事添,晓风残月画图兼。耆卿才调关民隐,莫认红腔昔昔盐。”道出对柳永“名宦”一面的尊敬。可惜在大多数宋代以来的记载中,柳永已被定格为浪子词人,对他的这另一面全不提及。

柳永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卷八)。他的词集《乐章集》留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应该不是他词作的全部。这些词作,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写羁旅行役情怀;一类写“偎红倚翠”的生活及男女之情,主要是写给歌妓的情词;一类写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等内容,歌咏太平。与五代南唐相比,他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都有所拓展。

在柳永之前,并不是没有写羁旅行役内容的词,但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羁旅行役词的作家。他入仕之前,曾长期漫游;登第以后,又辗转各地为官。他到过的地方很多,前面提到的汴梁(今河南开封)、睦州(今浙江建德)、昌国(今浙江定海)等以外,据方志和他的词作,他还到过:杭州、苏州、扬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词里常常借登山临水的所见所闻,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落魄、不得志文人的悲哀和慨叹。《戚氏》(晚秋天)、《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是这类词的代表作。相对于五代多写闺阁闺情的词风而言,这种表达怀才不遇、失意痛苦心灵的作品可谓境界大开,将传统诗歌言志、缘情的功能移植到了词的领域。这类词作也蕴涵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打破了五代词狭小的表现空间。

柳永写了不少反映秦楼楚馆生活和男女之情的词作,其中有放纵的欢娱、俗艳的调笑,也有别离的怅惘、真切的思念,其佳者率真大胆、深挚动人,但也有气格不高、用语滥俗甚至恶俗的作品。这类作品鱼龙混杂,给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上流社会及一般士大夫眼中,他就是“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的代表,他们极其鄙视他的为人和他的词品。虽然自五代、宋初以来艳词占据词坛主流,很多身居高位的词人也写艳词,但他们不过以此为消遣点缀。像柳永这样全身心投入地把填词当一件正经事情来做,尤其是热衷于写歌妓情词,则被士大夫们认为有伤大雅,无法容忍,正如南宋张炎所论,“风月二字,在我发挥,(柳永、康与之)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词源》卷下)。不过,他们也承认柳词中像《雨霖铃》(寒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作品洵属佳作。

宋仁宗统治时期,号称太平盛世,所谓“家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城市经济更是空前繁荣,汴京、杭州、苏州等都是很繁华的大都市。柳永是个颇具“市民意识”的作家,他热爱这种繁华富庶的城市生活,《乐章集》中有不少描写都市繁华的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写东京汴梁,“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这个时期“游观之盛,冠于前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节日期间,上自宫禁,下至市井民间,都有名目繁多的游赏活动。柳永以热情的笔调歌咏这一切,他的词中有描写元宵灯节的,如《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墄管变青律);有描写寒食清明踏青的,如《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有描写金明池夺标赐宴的,如《破阵乐》(露花倒影);还有描写七夕的、重阳登高的、为皇帝祝寿的,等等。他的词艺术地再现了“隆宋气象”,可以说是词中的《清明上河图》,极富感染力。宋人范镇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舆胜览》)李之仪也说:“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姑溪居士文集》)甚至有传闻说,金主完颜亮就是听了柳永的《望海潮》,向往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提兵南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与所表现的内容相适应,柳永大量创制慢词,并多方探索其创作手法,使词在体制上趋于完备。柳永并不是慢词的创始者,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词人。现存柳词二百余首,其中八十字以上的慢词达一百二十多首,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慢词比小令的篇幅加大,可以表现更丰富的内容、更复杂的情感,令词下笔简净、略着一二景物点缀之类的作法不再适应这种容量更大的词体。柳永吸收传统赋体、诗体、民间词等的写作特点,逐渐摸索出一套“以赋为词”的铺叙手法。概括地说,就是“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近代夏敬观《手评乐章集》)。比如他的《戚氏》(晚秋天),是罕见的篇幅超过二百字的长调慢词,分三叠,写游宦失意并追念往日京城生活的欢乐,内容虽多,而谋篇布局层次分明,“章法一丝不乱”(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柳永的其他慢词也大都具有开阖有序、布置停匀、结构完整、血脉贯通的特点。这种铺叙手法在他手里运用纯熟自如,既可以横向铺叙,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宛如一轴图画长卷;又可以纵向铺叙,如《锦堂春》(坠髻慵梳),叙事性很强;当然,更多时候他采用交叉铺叙的方式,如《戚氏》(晚秋天),由眼前景物写到追怀旧游,又由旧游经历落回到天涯孤旅。在他的铺叙法中,虚词的灵活运用是一种重要手段。

柳永词继承民间词的传统,在表达上具有即景生情、直抒胸臆的特点。无论是羁旅词、妓情词、抒怀词还是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他都写得酣畅淋漓,极态尽妍,与文人词讲究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美学追求颇异其趣,故后人认为他“哀感顽艳,而少寄托”(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征璧语)。他善用白描手法,而语言浅显直露,明白如话,俚俗口语随处可见,明显带有民间词的风味,这与他主要与歌妓、乐工合作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些并不能概括柳永词的全部特点。事实上,他的词也并非一味直白浅俗,像《雨霖铃》、《八声甘州》等杰作,境界开阔高远,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即使是对柳永颇有微辞的苏轼、王国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不减唐人”、“格高千古”。以上种种,世人或褒或贬,然而它们共同形成了柳永词所独有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屯田蹊径”或“柳氏家法”。

柳永词风实际影响甚大,有人甚至认为“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宋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安世《平斋杂说》)。在词的领域雄心勃勃的苏轼对弟子秦观“学柳七作词”表示过不满(《花庵词选》),但苏轼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当他遇到善歌的幕士时,也不禁询问其人对自己的词与柳永词的看法(宋俞文豹《吹剑续录》)。可见他对柳永其实颇为重视,他说自己“自是一家”,等于承认柳永是足以分庭抗礼的另“一家”。清人冯煦批评柳词“好为俳体,词多媟黩”,但又承认他“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蒿庵论词》)。

柳永晚年流落润州,潦倒不堪,贫病而死,死后停殡于僧寺。后来王安礼出任润州太守,出钱将他安葬。据嘉定《镇江志》,王安礼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任润州太守,而据柳永之侄所作墓志铭,这时柳永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由此上推,他的卒年大概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柳永词深受歌妓、乐工及下层民众喜爱,他们真切同情他的遭遇。据祝穆《方舆胜览》记载,他“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说他死后“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这类记载未必可信,但至少反映了民众对柳永的态度。这类传闻在后世流传甚广,还被编成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妓春风吊柳七》、院本《变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等小说、戏曲故事。有人还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柳永的热爱和支持。宋徽宗宣和年间,侍郎刘岑(字季高)与人谈论歌词,力诋柳永,“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谓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南宋徐度《却扫篇》)

柳永当然不是完美的词人,他的词作也确实时有气格不高、内容失之庸俗等弊端,然而他“北宋巨手”的地位却不容置疑。正如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所说:“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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