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词的创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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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他的诗、文创作,苏轼对词的用力较少,但苏词的成就和在词史上的影响至少和他的诗文同样巨大——也许可以说比后二者更大些。苏诗不能说超越了李、杜,苏文也不能说超越了韩、柳,而苏词在词史上的地位却可说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词在晚唐五代以后,逐渐由民间走向了“花间”,成了达官贵人在歌筵酒席上侑酒娱宾和“析酲解愠”的工具(晏几道《小山词》自序),欧阳修就直截了当地说他填词是为了“聊佐清欢”(《西湖念语》)。填词大多专为“应歌而作”,由于内容和娱乐的需要,词写得语娇声颤、柔婉妩媚,“男子而作闺音”成为填词的普遍倾向,一代名臣晏殊也多作“妇人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大部分词作者并没有想用它来抒情言志,只是用它来“簸弄风月”(张炎《词源·赋情》)而已,因此词人真正的思想情感在词中得不到反映。这一方面形成了词风的千人一面,如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的词往往相混,晏、欧词也与《阳春》《花间》词难分,因为这些词并不是词人个性人格的真实表现,词作本身也就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使诗与词表现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人格。作家板起面孔来写诗文,卸下面具来填词曲,诗文中是以德业文章自命的伟丈夫,词中却是打情骂俏的浪荡子。只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才偶尔在词中露出“穷塞主”和政治家的真面目。词发展到柳永才有一些新的变化,举凡山村水驿、夕阳残照、吴都帝会、悲秋客子、幽怨佳人,无一不谱进他的乐章,但他的大部分词也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仍为倚门卖唱的歌妓立言。在《煮海歌》一诗中痛切反映盐民生活贫苦的柳永,在词中则主要以一个风流浪子的面貌出现。等到苏轼登上词坛,词的创作才进入新的里程碑,东坡词完成了词史上的重要变革。

摆脱歌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是苏轼变革词体的重要标志。他认为词是“诗之裔”(《祭张子野文》),以创作诗的态度来创作词,使人发现了歌词这种特殊诗体的内在潜力。它可以通过句法、字声和韵调的安排来适应音乐曲调,成为一种合乐可歌的歌词,也可以按自身的格式变化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以词抒情言志突破了“诗尊词卑”“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确立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抒情诗体的地位,正如胡寅在《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所说的:“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东坡词的创作成就

苏轼以写诗的态度并借用某些写诗的方法作词,因而拓展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使词体在艺术上走向全面和成熟,成为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特殊抒情诗体。自此而后,词不仅能言情说爱、伤离怨别,也像诗一样能议政言事、悟道参禅、感旧怀古、言志抒怀;词景不再只限于珠帘翠幕、闺阁亭园,也像诗一样能写大漠穷秋、崇山峻岭、长江大河,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前者写于熙宁九年知密州时,词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秋对月怀人这个古代诗文中常见的主题,在苏轼笔下却顿成奇逸。首句破空而来,“明月几时有”问得突兀奇崛。接下来写眺望中秋明月,时而涌现“乘风归去”的异想,转而又担心那琼楼玉宇的高寒;时而责怪明月偏照无眠的寡情,忽而又生人月命运相同的自慰;寻求解脱而希望飘然远引,终因抛舍不下家园亲友还是留在现实人间,词境既超绝尘凡又亲切温暖,用笔层层转折而又一气贯注,难怪人们惊叹它是“天仙化人”(先著《词洁》)之笔了。后首于元丰五年作于黄州贬所,它一开篇就高唱入云,把人带进一个惊心动魄的雄奇境界,万里东去的大江与千古风流人物,美丽如画的江山与雄姿英发的豪杰,彼此交相辉映。下片的换头处续写三国英雄儒雅倜傥的风姿、从容镇定的大将风度,结尾部分虽然写到岁月悠悠而人生有限,英雄已矣壮志成虚,但词人很快以旷达之笔驱走衰飒之情。气度之恢宏,境界之阔大,襟怀之超旷,笔致之跌宕,在词史上都属前所未有。

苏轼入仕之初“奋厉有当世志”,自杭州赴密州途中寄赠弟弟苏辙的《沁园春》说:“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此时尽管在仕途上受到挫折,他的自负与豪情仍不减当年,《江城子·密州出猎》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面这一类词的确“新天下耳目”,为词坛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不过,苏轼对婉约词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东坡乐府》中大部分仍属婉约词,可他突破了婉约词专写儿女私情的樊笼,让它也能够展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从山林到政坛,从悼亡到伤别,从抒写爱情到慨叹人生,生活的般般在在林林总总尽收笔底,在诗风上展示了东坡词韶秀的一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西江月》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来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归临皋》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这四首词一写他那坦荡的生活态度,一写他那洒脱的人生境界,一写他那超逸的襟怀,一写他永远年轻的乐观心态,它们生动地展露了他精神世界的不同侧面,反映了词人对存在体验的深度。在世的沉沦使他无法占有自己,所以引起“长恨此身非我有”的痛苦,所以有“小舟从此逝”的欲求,可是,小舟能逝向哪里呢?江海也在人世的天罗地网之中,世事固多虚伪,人生难免凄凉,然而现实既无法超脱又不能舍弃,与其徒劳地“江海寄余生”,还不如坦然地去迎接和拥抱生活,还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更豁达也更现实一些。所以,东坡先生并没有挂服江边“拏舟长啸”而去,而仍然躺在人声嘈杂的江边“鼻鼾如雷”(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仍然在贬所黄州蕲水上“解鞍攲枕绿杨桥”。即使是处在人生的最低潮,即使已经人过中年,他仍然坚信“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因而,《东坡乐府》就像东坡的诗歌一样,主要表现对现实的人际关怀、对生活的依恋、对自然的热爱,甚至对乡村生活也兴致勃勃,如《浣溪沙》六首: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其二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其四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其五

久旱的春天忽降甘霖,作者在徐州谢雨道上见到的是一幅幅喜气洋洋的画面:“旋抹红妆看使君”的村姑,道边“卧黄昏”的醉叟,古柳上“卖黄瓜”的村民,“光似泼”的桑麻,“气如薰”的蒿艾,词中的一切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词人不是以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也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太守,而是以一个村民的身份来体验这场甘霖的,所以能准确地理解并真切地传达出农民心底的喜悦和欢快。格调明朗、朴素、清新,是北宋少有的田园词杰作,为词的题材开辟了新的领地。

苏轼还提高了情词——爱情与艳情词的境界。晚唐五代以来男女恋情一直是词的专利,但这类词大多带有浓厚的脂粉气,有的甚至格调低俗尘下,而苏轼的爱情词却别开生面: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词人对亡妻的思念可谓刻骨铭心,感情真挚凝重,语调呜咽低沉,意境凄凉悲切,堪称悼亡词中的绝唱。他的艳情词也绝不轻浮艳俗,就是写美人也脱尽脂粉,别具高远飘逸的情致,如: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贺新郎》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洞仙歌》

人则绰约多姿,境则清幽澄静,虽然写了蜀主与花蕊夫人帘内倚枕月下携手,但词的格调清婉超绝而不涉淫猥。

苏轼的咏物词也备受人称道,他很少对对象描头画脚,而是遗貌取神,“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被张炎誉为压倒今古的咏物杰作(张炎《词源》),它通篇似在咏杨花又好像在写思妇,妙在“似花还似非花”之间,“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词如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对词的主要贡献是:开拓了词的表现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特别是开创了豪放词,同时也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东坡乐府》中不管是响遏行云的豪放词,还是蕴藉韶秀的婉约词,它们都是苏轼性情和人格的真实写照。与欧阳修等人诗与词表现出二重人格不同,苏词的词境与苏诗的诗境可以相互映衬和补充。他的豪放词开出了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婉约词也洗去了猥亵低俗的情调,词从此摆脱了“体卑”的地位,士大夫乐意用它来抒情言志,宋词遂从涓涓小溪汇成漭漭洪流,它不仅可以与宋诗分庭抗礼,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而且与光芒四射的唐诗并称。这与苏轼通过自己填词实践向时人和后人“指出向上一路”,并使人“登高望远”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