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要命的召唤
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曾动情地说：诗是对家园的无限怀想，哲学是对精神故乡的不停追寻。可惜的是，故乡的血液正在现代人身上流失殆尽。就像我在拙著《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里所说的一样：现代人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一座大得连街道名字都难以知晓的城市，一座能吞吐无数人群但老死不相往来、能吞吐成千上万吨垃圾却无处倾诉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谁的故乡，只有天知道。由此看来，流贬岭南瘴疠之地、远离故土的诗人宋之问，还不算上帝特选出来的倒霉蛋，因为他还有故乡让他怀想挂牵。
人的欲望无边而能力有限，借用作家史铁生的教导，来说明诗人宋之问也不例外。本来一帆风顺的仕途和诗酒生涯，却因自己无限的欲望给套牢了，作内宸供奉时，倾附张易之，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后因树倒猢狲散，被贬岭南，好在不久又因自己上面的靠山重新崛起而峰回路转。按理相同的错误不应犯两次，但上次的教训好像是赠给别人的，不曾在他身上发生作用。后来又贬钦州，最后在玄宗先天初年赐死于桂州。皇帝老儿真是龙恩浩荡，要搞死你还要赐一下，否则随便死了，不仅便宜了你宋之问，还不符合吾皇万岁爱民如子的旨意。如此看来，宋之问到底比作饿殍的老百姓裹席便埋还要体面得多，设若泉下有知，还得谢主龙恩呢，像《龙门应制》《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之类“形势一派大好”的宣传作品，还可以像彩电大规模生产一样弄很多。
宋之问在做宫廷诗人搞宣传工作的同时，也有走神的时候，正是这样的时刻才成就了他的名声，《渡汉江》便是他受贬岭南归乡时矛盾心情的真切写照。岭南的贬斥生活，使得宋之问“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度大庾岭》），因此能够返乡（有说是宋之问从贬斥之地逃归，若是如此，此诗更真切。揆诸常理，一个搞宫廷宣传文学的人不可能有所谓屠狗辈的勇敢，因此逃归在我看来没有可能），实令其大喜过望。但近乡的喜悦和内心的担扰，遭贬后的返家和从前衣锦还乡究竟大有不同，深谙世态炎凉的诗人，未审乡人如何对待，归家的急迫与内在的胆怯联袂使自己心情起了难以言表的“化学反应”，正是这种普遍的情感获得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欣赏和认同。
宋之问（约656—约712），道德与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历来让人争讼不已，也间接反映这里面的不匹配由来已久。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但有些人刚好相反，为人放荡，而为文却谨慎拘束，宋之问就是这样的人。
诚然，宋之问作文谨慎，也是他搞宫廷宣传工作之必须。宫廷宣传应制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深具皇恩浩荡是必须的，抖露自己的才情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但一点也不抖露自己的才情，那这宫廷的宣传工作又何劳你来高就呢？所以这方面的平衡术，我想宋之问是有相当的考量，且做得不错的。但他为人方面却过于趋炎附势、媚附权贵，因此在恩主与政敌斗争失势后，他便必然作为受到惩处的替罪羊。他一生真可谓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宋之问与杨炯曾是同事，以杨炯好陵籍同僚的脾性，却没有留下宋之问遭其陵藉，甚至被骂为鞋楦的事迹，那说明两个缺点明显的人关系还不错。关于此点，从杨炯死后宋之问所写比较深情的《祭杨盈川文》里，可以见出个大概。
附
宋之问《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