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冲天原文
鹤冲天
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鹤冲天句解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黄金榜”，即金榜，科举考试时揭晓殿试成绩的榜单。“龙头”，指状元。词人应试求取功名，他雄心勃勃想夺取殿试头名状元，谁知这个愿望落空了。一个“偶”字，说明他自负而狂傲，认为自己未能高中纯属偶然。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明代”，政治清明的时代；“遗贤”，遗漏贤才。“如何向”，宋时俗语，又称奈何向、怎奈向等，怎么办之意。词人继续他狂傲的宣言，认为这个政治清明的时代，自己是那种暂时被遗漏的人才，言外之意，仍有重新被擢拔的机会。但现在既已落榜，又该怎么办呢？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风云便”，实现理想抱负的机遇，这里指登科高中。“争不”，怎不；“恣”，放纵。功名未遂，不能君臣遇合，当然也就谈不到做一番大事业了。理想落空的词人，决意走向另一个极端，无拘无束地流连楚馆秦楼，过一种狂荡不羁的生活。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得丧”，得到与丧失，这里指功名仕途的穷达。“白衣卿相”，白衣是无官职者之服。唐代重进士，宰相多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身为白衣之士，而有卿相之资，故称为白衣公卿。柳永宣称，不管取得功名与否，像他这样的才子词人，便是具有卿相之资的白衣之士。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烟花巷陌”，即花街柳巷，妓院聚集的地方。“依约”，隐隐约约；“丹青屏障”，画屏。在柳永看来，烟花巷陌，画屏背后，就是他这样的“白衣卿相”大显身手的舞台。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在风月场所里，他还可以寻访意中人。一个“幸”字，带有失彼而得此的调侃意味。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红”、“翠”，指妓女。与妓女们偎倚在一起，这种风流事，才是他平生最想追求的欢畅之举。这是对上文所宣示的“狂荡”生活的具体描写。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都一饷”，意谓只有一会儿的时间。“忍”，岂忍；“浮名”，虚名，这里指功名。“浅斟低唱”，指饮酒歌唱、狎妓寻欢的放荡生活。词人不无愤激地声称，青春时光短暂，怎忍心将它闲抛虚掷，浪费在追求“浮名”上呢？“浮名”根本算不得什么，他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过浅斟低唱的生活。
鹤冲天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鹤冲天》，写的是柳永科举考试失败后的愤激心情，以及对“浅斟低唱”生活的热爱。这首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柳永的人生，要了解柳永生平，便不能不提及这首词。
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清沈雄《古今词话》等记载，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听到这首《鹤冲天》后，仁宗不悦地说：“此人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好填词去。”有的记载这句话作“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由此屡遭黜落，直到五十岁左右才及第，改名之后才得以磨勘转官。据说他得到仁宗“且去填词”的“命令”后，便自称“奉旨填词”，更加放浪形骸，混迹于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
此词在柳永词中并不以艺术表现力取胜，它之所以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关注、同情，主要是因为词中真切、直率地表露出了词人内心的愤激和狂放情绪。
【赏析】
因为这首词，有人指责柳永儇薄浪荡，有人赞许他脱略功名，甚至有人认为他具有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敢于不与统治者合作。这些看法，都未免以偏概全。其实这首词不过是柳永落第后所发的愤激之语，并不能完全当真。“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偶”字、“暂”字，都表明他不甘心失败、意欲卷土重来的决心。他此后也一直没有放弃求取功名，中举后也一直为磨勘改官之事而奔波，可见他并没有要放弃“浮名”的念头。
但与一般封建时代士子相比，柳永又确有他叛逆、狂放的一面。在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士子们一般操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柳永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一面，但失意之时，他并不选择“独善其身”的道路，而是投入娼馆酒楼。他不以“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的生活为耻，反而认为在其中可以找寻到“意中人”，实现“平生畅”。这是他与一般士子思想迥异的地方，带有明显的市民思想色彩。
【诗人名片】
柳永简介
北宋时期，都市生活比较繁荣。上自王公权贵、下至广大市民，对文化生活都有更多需求。在这种时代需求推动下，由唐代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的词体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形式上由小令发展到慢词，同时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也有所拓展，一方面更深入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这个过程中，柳永曾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词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专业词人，以毕生精力为词开疆拓土。两宋词终能万紫千红，蔚为大国，柳永实在功不可没。
柳永的词作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影响甚至远及西夏。据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传声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词影响之大。他的词对后世词家及金元戏曲、明清小说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当时从皇帝宋仁宗、宰相晏殊到一般文人学士多视柳永为“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鄙视他俚俗浮艳的词风。宋仁宗斥责过他的“淫冶讴歌之曲”（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宰相晏殊讽刺他作“针线闲拈伴伊坐”之类情词（宋张舜民《画墁录》）；同时词人张先讥诮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阮阅《诗话总龟》引《艺苑雌黄》），后辈苏轼则批评秦观沾染柳词作风（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词注），李清照也说他“词语尘下”（《论词》）；王灼称他的影响为“野狐涎之毒”（《碧鸡漫志》卷二）。后世对他的指斥更是屡见不绝。
柳永一辈子沉沦下僚，潦倒终生。正因为如此，官修《宋史》没有他的传，当时文人学士正式的诗文集里也没有关于他的材料。他的生卒年、家世、仕履、羁旅行踪等等，都罕有记载。《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避暑录话》等宋人笔记里偶有零星记载，也是各书传闻异辞，难得确切一致的资料。这位杰出的词人，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根据后人从方志中搜集到的一些柳永事迹，结合宋人笔记的记载和《乐章集》所载柳永词作，我们始能对他的生平和创作大致勾勒如下。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家族内排行第七，世人又称他为柳七。他是福建崇安人，先世由河东（今山西永济）迁来。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有六个儿子。南唐灭福建王氏后，长子柳宜、次子柳宣都入仕南唐；宋灭南唐，二人又入宋为官。柳崇死后，柳宜奏请守孝三年，虽然因朝议不许而没有实行，但受到当时人称赞。柳宜即是柳永的父亲，入宋后登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梁灏榜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柳永是幼子，他和哥哥柳三复、柳三接都以才学知名，当时号称“柳氏三绝”。柳永大约生于父亲中进士前后，即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或四年左右。
柳家是一个奉行儒学的仕宦世家，柳宜兄弟六人都曾为官，其中柳宜等三人中过进士。柳三复、柳三接也都考取进士，柳三接与柳永同榜登第。另外，柳永的儿子柳涚、侄子柳淇等人也都考取进士，入仕为官。出身这样一个家庭，又身为“柳氏三绝”之一，可想而知，柳永不可能真的蔑视和弃绝科考。事实上，早年柳永对博取功名充满信心，向往着“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著回来贺喜”（《长寿乐》）。不幸的是，他的科举入仕之途极不顺利，虽然我们不确知他参加过多少次科考，但大致可以断定，在最终考取进士之前，他从未停止过应考之事。
在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他愤激地宣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并表示要在“烟花巷陌”、“偎红倚翠”中求得快意。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清沈雄《古今词话》等记载，这首词也传到了宋仁宗耳中，这位“留意儒雅”、“深斥浮艳虚华之文”的皇帝不悦地说：“此人风前月下，浅斟低唱，好填词去。”有的记载这句话作“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的科考之路大概由此更蒙上了一层阴影，屡遭黜落。有的记载说，他从此便无奈地自称“奉旨填词”。有人以此指责他儇薄浪荡，有人以此赞许他脱略功名，甚至有人认为他具有反抗精神，不与统治者合作，都未免以偏概全。他词中分明说“明代暂遗贤”，意在说明君是明君，自己也是贤臣之材，只是被“暂遗”罢了；“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一个“偶”字，也表明他的不甘心失败。词中其实不乏欲重新振作的意思。他之所以改名柳永，可能就是为了减少三变这个原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柳永的少年时光是在帝都汴梁度过的，本来就喜欢混迹于乐工、歌妓之间；科场失意后，他更加放浪形骸，“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了“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鹊桥仙》）的漫游生涯，曾西游成都、长安，遍历荆湖、吴越。这些反映在创作中，便是他大量以秦楼楚馆和羁旅行役为题材的词作。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求取功名。经过长期努力，柳永终于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及第。这时他已经年近五旬了。然而登第之后，他仕途始终蹭蹬不得志，只得到一些低微的职位，历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令、监昌国晓峰盐场、泗州判官、太常博士等职，辗转于各地。直到六十岁左右，他还在为磨勘改官之事而奔波。他官终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这样一段宦海生涯，使柳永深感失落，他不少词作充满了对宦游生活的厌倦之情，甚至产生退隐的念头。如《定风波》（伫立长堤）称“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长相思》（画鼓喧街）说“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感叹“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尾犯》（晴烟幂幂）则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图利禄，殆非长策”。这类抒写“游宦成羁旅”（《安公子》）的词，在他的词作中占有相当比重，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共鸣。
生性浪漫而又放诞不羁的柳永，确实对平康巷陌、罗绮围绕的生活方式念念不忘。但自幼形成的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刻，在各地任职期间，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有“名宦”之目。他曾任昌国州（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官，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七记载：“名宦柳耆卿，尝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上面所引柳永《长相思》中“名宦拘检”之语，可为佐证。元代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六记载柳永所作《鬻海歌》（又名《煮海歌》），此诗详述海滨盐民制盐的过程和他们艰苦的生活，揭露当时地主、官僚和奸商对盐民的残酷剥削，诗中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对盐民充满同情；他还希望朝廷改变盐铁政策，造福百姓，“愿广皇仁到海滨”、“化作夏商周时节”。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卷五称赞这篇《鬻海歌》“洞悉民疾，实仁人之言”，并有诗云：“积雪飞霜韵事添，晓风残月画图兼。耆卿才调关民隐，莫认红腔昔昔盐。”道出对柳永“名宦”一面的尊敬。可惜在大多数宋代以来的记载中，柳永已被定格为浪子词人，对他的这另一面全不提及。
柳永善为诗文，“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卷八）。他的词集《乐章集》留传于世，存词二百余首，这应该不是他词作的全部。这些词作，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写羁旅行役情怀；一类写“偎红倚翠”的生活及男女之情，主要是写给歌妓的情词；一类写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等内容，歌咏太平。与五代南唐相比，他在词的内容和意境方面都有所拓展。
在柳永之前，并不是没有写羁旅行役内容的词，但柳永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羁旅行役词的作家。他入仕之前，曾长期漫游；登第以后，又辗转各地为官。他到过的地方很多，前面提到的汴梁（今河南开封）、睦州（今浙江建德）、昌国（今浙江定海）等以外，据方志和他的词作，他还到过：杭州、苏州、扬州、会稽（今浙江绍兴）、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词里常常借登山临水的所见所闻，淋漓尽致地表现一个落魄、不得志文人的悲哀和慨叹。《戚氏》（晚秋天）、《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是这类词的代表作。相对于五代多写闺阁闺情的词风而言，这种表达怀才不遇、失意痛苦心灵的作品可谓境界大开，将传统诗歌言志、缘情的功能移植到了词的领域。这类词作也蕴涵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打破了五代词狭小的表现空间。
柳永写了不少反映秦楼楚馆生活和男女之情的词作，其中有放纵的欢娱、俗艳的调笑，也有别离的怅惘、真切的思念，其佳者率真大胆、深挚动人，但也有气格不高、用语滥俗甚至恶俗的作品。这类作品鱼龙混杂，给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上流社会及一般士大夫眼中，他就是“多游狎邪”的无行浪子的代表，他们极其鄙视他的为人和他的词品。虽然自五代、宋初以来艳词占据词坛主流，很多身居高位的词人也写艳词，但他们不过以此为消遣点缀。像柳永这样全身心投入地把填词当一件正经事情来做，尤其是热衷于写歌妓情词，则被士大夫们认为有伤大雅，无法容忍，正如南宋张炎所论，“风月二字，在我发挥，（柳永、康与之）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词源》卷下）。不过，他们也承认柳词中像《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作品洵属佳作。
宋仁宗统治时期，号称太平盛世，所谓“家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城市经济更是空前繁荣，汴京、杭州、苏州等都是很繁华的大都市。柳永是个颇具“市民意识”的作家，他热爱这种繁华富庶的城市生活，《乐章集》中有不少描写都市繁华的词，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写东京汴梁，“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这个时期“游观之盛，冠于前代”（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时节相次，各有观赏”（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节日期间，上自宫禁，下至市井民间，都有名目繁多的游赏活动。柳永以热情的笔调歌咏这一切，他的词中有描写元宵灯节的，如《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墄管变青律）；有描写寒食清明踏青的，如《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有描写金明池夺标赐宴的，如《破阵乐》（露花倒影）；还有描写七夕的、重阳登高的、为皇帝祝寿的，等等。他的词艺术地再现了“隆宋气象”，可以说是词中的《清明上河图》，极富感染力。宋人范镇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舆胜览》）李之仪也说：“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姑溪居士文集》）甚至有传闻说，金主完颜亮就是听了柳永的《望海潮》，向往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提兵南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与所表现的内容相适应，柳永大量创制慢词，并多方探索其创作手法，使词在体制上趋于完备。柳永并不是慢词的创始者，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词人。现存柳词二百余首，其中八十字以上的慢词达一百二十多首，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慢词比小令的篇幅加大，可以表现更丰富的内容、更复杂的情感，令词下笔简净、略着一二景物点缀之类的作法不再适应这种容量更大的词体。柳永吸收传统赋体、诗体、民间词等的写作特点，逐渐摸索出一套“以赋为词”的铺叙手法。概括地说，就是“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近代夏敬观《手评乐章集》）。比如他的《戚氏》（晚秋天），是罕见的篇幅超过二百字的长调慢词，分三叠，写游宦失意并追念往日京城生活的欢乐，内容虽多，而谋篇布局层次分明，“章法一丝不乱”（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柳永的其他慢词也大都具有开阖有序、布置停匀、结构完整、血脉贯通的特点。这种铺叙手法在他手里运用纯熟自如，既可以横向铺叙，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宛如一轴图画长卷；又可以纵向铺叙，如《锦堂春》（坠髻慵梳），叙事性很强；当然，更多时候他采用交叉铺叙的方式，如《戚氏》（晚秋天），由眼前景物写到追怀旧游，又由旧游经历落回到天涯孤旅。在他的铺叙法中，虚词的灵活运用是一种重要手段。
柳永词继承民间词的传统，在表达上具有即景生情、直抒胸臆的特点。无论是羁旅词、妓情词、抒怀词还是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他都写得酣畅淋漓，极态尽妍，与文人词讲究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美学追求颇异其趣，故后人认为他“哀感顽艳，而少寄托”（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引宋征璧语）。他善用白描手法，而语言浅显直露，明白如话，俚俗口语随处可见，明显带有民间词的风味，这与他主要与歌妓、乐工合作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些并不能概括柳永词的全部特点。事实上，他的词也并非一味直白浅俗，像《雨霖铃》、《八声甘州》等杰作，境界开阔高远，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即使是对柳永颇有微辞的苏轼、王国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品“不减唐人”、“格高千古”。以上种种，世人或褒或贬，然而它们共同形成了柳永词所独有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屯田蹊径”或“柳氏家法”。
柳永词风实际影响甚大，有人甚至认为“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宋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安世《平斋杂说》）。在词的领域雄心勃勃的苏轼对弟子秦观“学柳七作词”表示过不满（《花庵词选》），但苏轼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当他遇到善歌的幕士时，也不禁询问其人对自己的词与柳永词的看法（宋俞文豹《吹剑续录》）。可见他对柳永其实颇为重视，他说自己“自是一家”，等于承认柳永是足以分庭抗礼的另“一家”。清人冯煦批评柳词“好为俳体，词多媟黩”，但又承认他“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蒿庵论词》）。
柳永晚年流落润州，潦倒不堪，贫病而死，死后停殡于僧寺。后来王安礼出任润州太守，出钱将他安葬。据嘉定《镇江志》，王安礼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任润州太守，而据柳永之侄所作墓志铭，这时柳永已经死了二十余年。由此上推，他的卒年大概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柳永词深受歌妓、乐工及下层民众喜爱，他们真切同情他的遭遇。据祝穆《方舆胜览》记载，他“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说他死后“远近之人，每遇清明，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这类记载未必可信，但至少反映了民众对柳永的态度。这类传闻在后世流传甚广，还被编成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妓春风吊柳七》、院本《变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等小说、戏曲故事。有人还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柳永的热爱和支持。宋徽宗宣和年间，侍郎刘岑（字季高）与人谈论歌词，力诋柳永，“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谓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南宋徐度《却扫篇》）
柳永当然不是完美的词人，他的词作也确实时有气格不高、内容失之庸俗等弊端，然而他“北宋巨手”的地位却不容置疑。正如近代蔡嵩云《柯亭词论》所说：“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