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晁错论》原文赏析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14 04:07

晁错论原文

晁错论

北宋·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晁错论》原文赏析

晁错论赏析

晁错,今河南禹州人,汉初政论家。禹州在河南省中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古都,吕不韦、张良、吴道子、褚遂良的故乡都在禹州。

晁错受文帝、景帝重用,他著名的事迹是献策削藩,苏轼这篇人物论,专门批评这件事。汉朝得国以后,认为秦朝厉行中央集权,地方没有力量拱卫中央,所以政权的寿命很短,但是周朝分封诸侯,终于尾大不掉,又造成国家分裂。他折中一下,中央周围多少距离以内中央集权,地方和边疆实行封建,受封的诸侯叫外藩,意思是他们像中央的围墙一样。

中央对外藩一直不放心,外藩对朝廷也很不满意,上下关系有很多矛盾。某些外藩的封地也太大,跨州连郡。诸侯在他的园内可以收税、练兵、造钱,变成天下不安的一个因素。“削藩”是削减外藩的权力,晁错主张最力,并且有机会实行。

汉初,在广大外围封了异姓七国,同姓九国。有些诸侯太强,威胁王权,国王常借故贬抑,有宿怨。外藩中以吴王最强大,吴王把他的儿子送进京都陪伴太子,形同人质,两个孩子不懂事,下棋发生争执,太子用棋盘把吴王的儿子打死了。皇上派人把尸体送给吴王,吴王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埋在哪里都一样,孩子既然死在京城,就埋在京城好了!又把尸体退回去……后来七国造反,就是吴王带头。

削藩使各王非常不安,天威难测,削藩之后可能撤藩,撤藩之后可能继之以秋后算账,追查治罪。外藩七国以“清君侧”为名,联合举兵反抗,“清君侧”的意思是说我们并不反对皇上,我们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小人。景帝听从袁盎的建议,杀了晁错全家,谋求和平,但七国不肯罢兵,后来还是名将周亚夫出征讨平。七国之乱也称七王之乱,他们是:吴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苏轼评论的就是这件事。

袁盎也是景帝重用的大臣,他和晁错之间有嫌隙。皇帝曾派袁盎到外藩吴国做宰相,当然是由他监视吴王,袁盎到任以后什么事都不管,每次向皇上提出例行报告的时候都说吴王忠心耿耿,没有问题。晁错认为吴王有问题,袁盎受了吴王的贿赂隐瞒实情,晁错劝景帝杀盎,景帝没有听从。等到削藩出了乱子,袁盎乘机报复。

佛教有“慈悲三昧水忏”,说晁错、袁盎两人死后,晁错的冤魂向袁盎讨债,袁盎当了和尚,而且历经十世轮回,前业不能消解。后来袁盎转世为唐朝僧人知玄禅师,而且被皇帝封为“悟达国师”,但晁错阴魂不散、紧紧窥伺在侧,终乘机而入。晁错使袁盎生了“人面疮”,备受痛苦煎熬,最后在迦诺迦尊者的慈悲开示下忏悔,用尊者赐予的慈悲三昧水洗涤,治好了毒疮,他们彼此尽释前嫌,都得到了解脱。后人常引用这个故事说明冤仇难解。

周亚夫,江苏沛县人,沛县出了个刘邦,建大汉王朝,跟随他的沛县老乡有好几个人名垂青史,像萧何、周勃、曹参。周勃是周亚夫的父亲。

周亚夫治军严明,留下“细柳营”的故事,成为文学典故。汉文帝时,匈奴入侵,京城不安。文帝在京城外围驿扎三支军队,一在霸上(即灞上,今西安城东),一在棘门(今咸阳市东),一在细柳(今咸阳西南渭河北岸)。周亚夫的大营设在细柳。

文帝亲自到三个大营劳军,先到霸上,再到棘门,官兵上下一致欢呼。最后来到细柳营外,守军不准皇帝的车驾前进,说是军营只听将军的命令。后来士兵得到将军的命令,皇帝可以进去,但是仍要遵守军营的规则,营中不得驰马,皇帝骑在马上要慢慢走。最后看到周亚夫,他全身披挂,肃立恭候,但是不能跪拜行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国家安定无事,而其实有不测预料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处理,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niǔ习惯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献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一个月或一年,时间短之间而苟草率以求名之所能也。

“而不吾信”,而不相信我;“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这向来不是希望短期速成但求出名的人能够办到的啊!

苏轼《晁错论》原文赏析

开篇先说一套理论,建立一个原则,高举一个标准,然后拿这个标准去衡量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批判是非对错,和《范增论》的开篇不同。《范增论》也是苏轼的名作,相同的题材,不同的写法。

苏轼指出,天下最难办的事,表面上国泰民安,其实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一般人看不出来,极少数人感受得到。怎么办呢?天下最难做的人就是先知,他如果提出警告,要求及早防范,别人不相信,怪你扰乱社会安宁;他如果听其自然,祸患势将由隐而显,由小变大,说不定最后成为不治之症。苏轼认为“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能够不计个人的利害,担当天下的大难,言外之意似乎说,削藩没错,但是晁错不够格。

苏轼似乎暗示皇上用人不当。

管理众人之事,最好能“防患于未然”,其次“遏难于将发”,再下是“惩戒于事后”。但是看得早、做得快并不讨好,有人观察了朋友的厨房,提出劝告,烟囱的构造改一改,堆放木柴的地方离灶门远一点,这样比较安全。朋友不听,有一天果然发生火灾。当年小地方没有消防队,一家失火,全村来救,免不了有人烧伤跌伤。火灾过后,主人照例要大摆酒席,向所有参加救火的人道谢,受伤比较重的人坐上席,那个劝他防止火灾的反倒无缘参加。这就是“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孙子说:“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也是这个意思。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nàn之端开头;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交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不向前焉欲去推卸责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缩小范围,说得更具体一点:

由升平到突然大乱,有个引爆点,那个出头要“防患于未然”或“遏难于将发”的人是个导火线,看表面,你是麻烦制造者,你惹了麻烦,必须负责收拾一切麻烦,才说得过去。如果只能惹,不能收拾,自己想躲起来,叫别人去负责,天下人不感谢你洞烛机先,只骂你制造祸乱,有人就要趁机整你。

说到这里,晁错呼之欲出了。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设计弱削弱山东华山、崤山之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口号、理由。而天子不之察看清楚,以错为之说把责任推到晁错身上。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评论历史人物,要把受评的人和事介绍出来,树起箭靶射箭。事情必须说明白,但文字必须简短,作者必须受过这样的训练。

肯定晁错“尽忠为汉”,直断七王“以诛错为名”,委婉指出皇帝“以错为之说”。三句话很清楚,也相当公道。

有的版本是“以错为说(悦)”,解释为杀晁错讨好七王。但皇帝估计错误,七王并不罢兵,所以说皇帝“不之察”。

人人说晁错冤枉,晁错削藩的主张正确,在他之前贾谊如此说,他之后武帝如此做。苏轼说不然,不尽然,这才有一论的价值。如果人云亦云,至少苏轼不必再写。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理水患,凿挖开龙门,决疏通大河而放之海。方当其它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冲倒堤防冒淹没冲突大水倒灌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有智慧,事至不惧有心理准备,而徐镇静为之图谋,有办法解决,是以得至于成功。

削藩是大事,要找一件大事来比拟讨论,苏轼举大禹治水。大禹疏导小水流入大水,大水流入大海,让出陆地供人居住耕作。这样做,势必使许多本来可以耕种的地方变成江河湖泊。当年水文数据缺乏,施工技术原始,势难避免某种错误,使堤防溃决或海水倒灌,以致好像是制造了或扩大了天灾。但是大禹“有超世之才”,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都有办法解决,大禹有“坚忍不拔之志”,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成功。国人享受最后的成果,对大禹临时的局部的措施也都了解、接受,甚至赞叹。

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山上有禹门口,黄河由此穿过,据说是大禹凿开。

因削藩引起的七国之乱发生后,淮南王刘安准备起兵响应,他的丞相热烈赞成,自告奋勇指挥作战,淮南王欣然同意。可是这位丞相掌握兵权以后,下令“戒严”,封锁内外交通,即使淮南王也不能自由行动,淮南王的命令,这位丞相拒绝执行。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失败了,叛王不是自杀就是斩首,淮南王得以保全。这位丞相和晁错是同时代的人,可以拿他来注解苏轼的《晁错论》。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突然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牺牲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正面抵挡,而制吴、楚之命要害,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率领军队出征而己居守留守后方。

历史显示,孔子在鲁国掌权的时候,鲁国有三位大夫权势很大,孔子设法抑制他们,引起叛乱。明惠帝削藩,燕王举兵夺位,史称“靖难之变”。清朝征服汉族后,分封了三位藩王。康熙撤藩,引起三藩之乱。晁错在建议削藩的时候应该预料到下面的发展。

七王联合作乱,晁错建议皇帝御驾亲征,并自告奋勇留守后方,苏轼认为犯了致命的错误。

“自将”,自己带兵作战。韩信留下的名言:“将兵”,指挥军队;“将将”,指挥将军,也就是指挥那些“指挥军队的人”。

且夫发七国之难首先引起事变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何处逃其患责任后果?以自将亲自带兵出征之至危,与居守留在京城防守之至安;己为难首领先发动者,择其至安,而遗留给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怒怨而不平者也。

苏轼《晁错论》原文赏析

进一步分析,用责难的语气增加可读性。

七国之乱是谁先挑起来的?是你晁错啊!你主张削藩,希望今世和死后留下名声,你怎能逃避削藩的责任后果?出征平乱是很危险的工作,后方留守是很安全的工作,你居然自己贪图安全,让皇上去冒险,哪个忠臣义士听见了不生气?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君王自将。以情人之常情而言,天子固本来已难之难以忍受矣,而重违其议深不以为然。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

苏轼在文章开头就说晁错祸由自取,现在正式点破。七王造反,晁错劝皇上“自将”,皇上不肯冒险,但是又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驳他,心里正在为难,正好袁盎主和,劝皇上杀晁错平息事端,于是皇上有了不必亲征的正当理由。

前面谈到杀晁错的时候,苏轼说“天子不之察”,天子是仁德之君,只是一时没看清楚,是无心之过。他在帝制时代写文章,要给做皇帝的人留面子。苏轼知道自己的文章要留给天下后世的人看,一定要够“格”,该说的话总得说,后面再谈到杀晁错,就直接说破皇帝并非无心之过,而是为了自己脱出困境牺牲晁错,心眼儿并不端正。不过这时已确定晁错大错,咎由自取,实话实说,对皇帝的冲击就很小了。苏轼既要迁就环境,又要发正言谠论,用心良苦。

晁错在家中奉到皇上召唤,穿起朝服出门,谁知并未见到皇上,而是一直押到刑场,死刑犯应该穿囚服,晁错是穿着朝服腰斩的,也就是说他未经拘押,未经审判,皇上把他骗到刑场。这种方式,当时和后世都有人不以为然。

在电视剧里,皇上杀晁错出于万不得已,事前亲自请晁错喝酒,并特准晁错不穿囚服以示优待。在这些地方,作家显示了演义和正史之不同。

使假使吴、楚七国之乱的代表反,错以身任担当其危险,日夜淬cuì砺lì淬火磨砺,东向面对敌人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离间哉?

“淬”,打铁的时候,把烧红了的铁浸入水中,增加硬度。“砺”,在磨刀石上磨刀,使之锋利。“淬砺”,艰苦工作的意思。

如果七国造反的时候,你晁错马上站出来要求带兵上前线作战,到了军中,你投入全部精力昼夜策划作战,你布好战线挡住东面来的敌人,你使皇上没有压力只有安全感,这时候纵然有一百个袁盎想在君臣之间挑拨离间,他也做不到啊!

晁错把皇帝推上第一线,皇帝杀晁错保护自己。如果晁错自己站上第一线,皇帝留晁错保护自己。苏轼说得何等透彻!又何等委婉!有人说苏轼替皇帝找理由,把责任推给弱者。那是太粗心了。

绕了一个大弯儿,苏轼仍然确定了皇帝的责任。不错,皇帝犯错是晁错犯错引起的,可是如此被动岂是“圣主贤君”?这时,谁也不会觉得苏轼冒犯了帝王的尊严,苏轼技巧高明。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不要为自己安全之计打算。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可是其他欲想自己固保全其他的身身家性命,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文言特别句法。晁错那样做,以为可以保全自己,其实他那样做,正好断送了自己。此处用问句表达,结束全文,甚见精神。

如果晁错自己出征,未必无功,有道理。无论谁挂帅,实际作战的是周亚夫,他花了三个月的工夫就把七王之乱平定了。

晁错的作为是一个谋士,不是大臣,而苏轼以大臣之风责他。晁错和范增一样,因人成事,祸福由人,《范增论》和《晁错论》两篇文章可以合读。由晁错、范增还可以联想到范蠡、张良,还有一个郦食其,想到跟皇帝出谋定计实在很难。

如以工程建筑作比喻,晁错是设计者,他的上面有批准者,下面有执行者。如果这栋大楼不应该盖,或者这座大桥不该修,要查批准者有没有责任;如果楼坍了,桥断了,要查施工有没有责任。如果晁错是谋士,他不必亲自上火线,刘邦也不会叫陈平去指挥韩信。

如果晁错是谋士,他劝皇帝亲征他是尽最大责任,天下是你们家的,造反的都是你们家的爷们哥儿们,臣子怎么罩得往?要想替晁错说话,还有文章可做。

“削藩”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汉武帝解决的,他颁布“推恩令”,规定:受封的王侯死了,本来只能把爵位传给长子或嫡子,今后他的每一个儿子都有继承权;如果他有五个儿子,他就可以把这块土地分成五份;如果这五个儿子有二十个孙子,再传就分成二十份了。封地变小,力量也变小,没有造反的本钱,自然服从中央派来的官吏。

以前,如果王侯死后没有儿子,可以由他的义子继承,今后这一条取消,无人继承的土地由中央收回,设立郡县,派遣官员治理。

晁错的办法是刚性解决、军事解决,以贯彻人的意志来解决;“推恩令”的办法是柔性解决、政治解决,顺从某种规则自然解决。比较一下,晁错算不得大政治家。如果要批评晁错,也还有材料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