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是一种人格，狂狷的人格。《论语》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里的“狂”，孔子赋予它的性征是直、肆、荡。直，正见也；肆，敢言也；荡，无惧也。可见，所谓“狂”，即直陈正见，敢作敢为，积极进取，勇于开拓。
文人多狂人，唐代多诗狂。“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的狂是痴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的狂是癫狂；“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的狂是疏狂。可最负“疏狂”之名的并非杜工部，而是他的祖父——恃才且疏狂的杜审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后世曾这样评价。此诗能获此殊荣，应不是遣词、造字，抑或诗技、诗境之功，而是其内涵底蕴。全诗“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涌上心头，满溢胸间的尽是诗人郁郁不得志的失望之情。这种不得志，并非无能，而是身处官场的无能为力。
杜审言在唐高宗中取进士后，仕途失意，一直充任县丞、县尉之类小官。到永昌元年，他宦游已近二十年，诗名甚高，却仍然远离京洛，在江阴这个小县当小官，自是愤愤不平。可在那个时代，无论做人，还是为官，要不就同流合污，要不就清高平凡，二者怎可兼得？于是，失望也变作一种情操，一种能够“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的淡泊之情，于是，疏狂也成为兼善与独善的矛盾，介入与超然的矛盾，自由与约束的矛盾。
杜审言少时便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虽与苏味道同为朝廷的御用文人，可他却出言狂妄：“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可杜审言的狂，也只是口头上的轻狂，即便平日里总是嘲弄取笑苏味道，但在他给苏味道的赠诗里，“舆驾还京邑，朋游满帝畿；方期来献凯，歌舞共春辉”，也是情深义重，看不出有半点调谑之笔。
疏狂应有度，否则便招来横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杜审言恃才傲物背后那份弥足珍贵的人文情怀。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渡湘江》
杜审言的诗，不乏宫廷应制之作，总觉失去了诗的本真情趣，索然无味。可若读他的贬谪诗，却是字字精雕细琢，句句入人心扉。或许，他的狂傲正是建立在自己独特的所思所想、真挚的所感所悟上。
“今春花鸟作边愁”与其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景物无自生，为情所化。花与鸟本是平时供来观赏把玩之娱物，可这里却见之而泣，闻之而悲，足可反托出诗人的自怜与自悯。“独怜京国人南窜”是全诗的中心。后半句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更加立体地凸现了诗人远离京国、背井离乡的失意与失落。文人被贬后的怀归情节，在此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尽管，这漫不经心地出自那个平日里总爱嬉笑怒骂的杜审言笔下，但却愈发显得无比沉重、无比深刻。这就是疏狂之人的魅力所在吧，喜欢在命运的舞台上戴着假笑的面具把活生生的现实撕裂给台下的观众看。
杜审言有过两次贬官的经历，皆因疏狂所致。这大概就是成也疏狂，败也疏狂吧。可他为疏狂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亲人的鲜血和自己的尊严。杜审言曾遭小人陷害，入狱待死。他的儿子杜并为把他从狱中救出，被乱刀砍死。这份感天动地的孝行也震慑了朝廷，杜审言得以免死，并受到武则天的召见。武皇问他：“卿欢喜否？”爱子已逝，有何欢喜可言？但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杜审言唯有强颜欢笑，而后即赋一首《欢喜诗》敬献武则天，换得凤颜大悦，赐官升迁。可此后的漫漫长夜，那种切肤的丧子之痛和违心之伤也只有狂人自知。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春日京中有怀》
对洛阳，杜审言一直有种特别亲切的感情，或许因为在这片热土上，他的事业曾达到过顶峰。在回长安的第二年，他便作此诗来表达自己对洛阳迷人的春色和城中万物无比眷恋之情。诗贵出于心，言人所不言。“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杜审言的感怀诗，忧中有喜，泪里含笑，诗意跌宕起伏，诗境峰回路转，这大概也源于他的疏狂罢。
杜审言晚景尚好，他也就将狂进行到底了。临终前也不忘幽默地调侃好友们一番：“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这应该是一个患了严重的狂妄病症的人才会说的话。可转念一想，人生短短数十载，生活的重压却往往把人压到变形，又有几个人能终其一生永葆顽童之心！
狂人也应该感到欣慰了，毕竟，能有一个以身救父的孝子和一个诗名满誉的贤孙，已经羡煞旁人了。尽管他的抱负、他的鸿志未得圆满，可能把傲然风骨、疏狂本色留给世人，也算功德一件。
唯有一个道理，狂人在世时还应该懂得：文人还是好好做自己的文化人，写写诗文终归是正途，踏入仕途实在是勉为其难。杜审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