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小时候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有一天，他舅舅李常到他家，想考考他，便随手从架上抽取一，随机提问，他对答如流，书中内容无不通晓。李常十分惊讶地说，这孩子将来进入仕途当一日千里。
果然不负所望，英宗治平四年（1067），他刚22岁就进士及第。一开始授叶县尉，熙宁初提举为四京学官，因成绩优异，教授北京国子监。北京留守文彦博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苏轼读到他的诗文，也以为超群绝伦，大加赞赏。一经名流奖掖，自会声名鹊起，不久调任太和知县。哲宗元祐三年（1088），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在秘阁任职，集于苏轼门下，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一年后，升任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修成后，提拔为起居舍人，成为皇帝的侍从官。没多久，又被任命为秘书丞。到绍兴初年，出知宣州，改鄂州，正当他的仕途风生水起，哪知却祸生不测。权臣章惇、蔡卞勾结一伙人，向皇帝进献谗言，说《神宗实录》多有不实之词，于是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黄庭坚泰然处之，不以迁谪为意，晚年自号为“涪翁”。因黄庭坚出生晚于苏轼8年，辞世比苏轼迟4年，创作活动与苏轼基本同时，文学成就与苏轼不相轩轾，所以时人以“苏黄”并称。
在北宋中期，黄庭坚是一位享有很高知名度却又颇有争议的诗人。誉之者不惜给他献上诗坛冠军的桂冠：“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蔡正孙《诗林广记·豫章先生传赞》）还有人甚至把他捧上一代宗师的宝座：豫章“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刘克庄《后村诗话》）。贬之者却认为：山谷诗“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着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耳。其文专学西汉，惜才力褊局，不能汪洋恣肆……”（《苕溪渔隐丛话》引张巨山语）
更有意思的是，黄庭坚开创了江西诗派，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里，一口气列举了25位颇有影响的诗人名字，他自己也在其中。他特别强调“宗派之祖曰山谷”。看来诗社成员不但拥戴他为诗社领袖，还尊崇他为开山祖师，北宋诗坛也公认他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可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负盛名的金代诗评家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却冷不丁冒出这么一首诗：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黄庭坚）拜，不作江西社里人。
它的意思无疑是说，黄庭坚的诗尽管不如杜甫诗的古雅，也没有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要算好诗，他宁可拜倒在黄庭坚门下，也决不作江西诗社的一员。
这就耐人寻味了：不错，诗无达诂。对诗歌文本的审美价值可以有认识上的差异，对诗歌流派的不同风格也可以见仁见智；可是，你既然认可了黄庭坚其人其诗，又为什么对他开创的诗歌流派持否定态度呢？
面对诗歌史上这种认识上的悖论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与关注。
知人必须论世，黄庭坚开展文学创作活动的年代已经是北宋中期，开国有100多年了。社会承平日久，危机意识逐渐淡出人们思维之外；由于朝廷党争不断，有些文人为了避免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不得不疏离政治，以图明哲保身。于是，诗人们常常绕开社会现实，从书本里找典故，在故纸堆中讨生活。尽管他们在诗法上努力向杜甫、韩愈学习，却不能继承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他们也像前辈诗人欧阳修、梅尧臣那样，尽力摆脱西昆体形式主义束缚，却又难以跳出新的形式主义藩篱。在这种时代氛围的濡染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之下，江西诗派应运而生。
黄庭坚是一个学识渊博又富有创见的诗人，他不屑于人云亦云，蹈袭前人唇吻。他曾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还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见《苕溪渔隐丛话》）在文学创作中总想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可是，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只能允许他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选择一条争奇斗胜的道路。
他不但有这么做的理由：“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也从前贤先哲那里找到了依据：“老杜作诗，退之（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他说的“陶冶万物”，就是特别强调意象的创造性。他说，在文章里纵然要用前人的“陈言”，也不能照搬照用，要用“点铁成金”的方法加以改造，像盐溶于水，不露痕迹。要善于熔铸故实，自铸新辞。他还特别强调要“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在通俗的语言中透出高雅，在熟悉的事物中见出新意，他并且把这种方法名之为“脱胎换骨”法。
这样的创作观念，当然会赢得人们的一致赞同。文学发展史也雄辩地证明：“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无论作家或诗人如果不能推陈出新，善于变化，怎么能孕育出翘楚于历史文坛的佳作呢？
黄庭坚这样的创作主张，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
可是，任何事物都有个“度”，即使是真理，如果过了“度”，也会变成谬误；文艺创作又何尝不是这样？由于他过“度”地追求在材料选择上变化出奇，在语言运用上一味标新立异，有时就难免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使诗歌语言不能明白晓畅，甚至晦涩难懂。对此，钱钟书先生说了一段很风趣的话：
“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评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这就像隔帘听琵琶，“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宋诗选注》）
你说，江西诗派沿着这样的创作路子走下去，不但使作品内容远离现实生活，连语言都生硬晦涩，一副拒人于千里的面孔，这样的诗歌作品，又怎么能被诗评家元好问和后世诗坛所认可呢？
其实呢，就黄庭坚本人的创作来说，当他的思想情感与客观实境激烈碰撞，感情的潮水井喷般向外倾泻的时候，也写出过一些清新活泼、自然流畅的好诗来。我想，这也许正是元好问赞许他的原因吧。
就让我们说说他《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中的第一首诗：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投荒万死”，读起来仿佛骇人听闻，可是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这几年的生活纪实——
哲宗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因受到朝廷党争的牵连，被贬为涪州（相当于现在重庆市涪陵区）别驾，第二年春，又溯江而上出夔峡，徙黔州（今四川彭水）；元符元年（1098），再徙戎州（今四川宜宾市），直到元符三年（1100）五月间，才被赦放还。算来整整6个年头了。在这穷山恶水之间转来转去。本来就已届50多岁，鬓毛斑白，形销骨立，这么衰老羸弱之躯，还要辗转迁徙，奔走不遑，备受折磨，历尽艰险，你说，算不算投身于遐荒远城，九死一生？
他是从宜宾再东下的，到奉节之后，小船进入瞿塘峡。瞿塘峡是长江三峡最惊险的地方。滟滪是一堆黑色巨礁，紧对着峡口，奔腾的江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奔巨礁而来。小船就像离弦的箭，稍差分毫，小船就会被撞得粉碎！在这险恶的环境里能得以“生出”，能活着出来，真要算从鬼门关里拣回一条老命！
据任渊《黄庭坚诗谱》说，他是在崇宁元年（1102）正月二十二夜从荆州出发回家乡分宁的。二十六日到巴陵（即岳阳）。因为连续几天阴雨，到二月一日登上了岳阳楼。纵然望不见分宁，毕竟江南在望，家乡可接，面对着洞庭湖上青林耸翠的君山好景，他不禁开怀一笑……
这首小诗不用典实，不事虚饰，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却把诗人死里逃生的喜悦之情表现得如闻如见！
崇宁二年（1103）六月间，黄庭坚正寓居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一个月光如昼的夜晚，他登上了鄂州南楼。月白风清，旷原盈视，兴之所至，援笔写了一组诗《鄂州南楼书事四首》的第一首：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
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
诗人在南楼上，纵目环眺，视野无碍。旷野苍茫，江天寥廓，闯进诗人眼帘的不过是山光接着水光罢了。无疑，这是因为夜色像一张巨型帷幕把一切景物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天幕上那块朗月把皎洁的光华倾泻下来，由于山坡上、湖面上受光深浅程度不同，变得银光闪闪的。一个“接”字，把“山光”与“水光”焊结成泱泱大块，顿时，宇宙空间熔铸成一个银光璀璨的童话般世界！
诗人正凭栏四顾的时候，晚风送来十里东湖淡淡的荷花香。使他如痴如醉……
这荷香月色，也逗人遐想——
在这之前，诗人经历了长达6年的流放生涯，遇赦放还之后，总以为可以过上一段安定生活吧。哪知刚赴太原州（今安徽当涂）任，仅9天时间又被罢官，再一次流离失所，只能被迫寄寓鄂州。宇宙无涯，人海茫茫，诗人何辜，偏偏没有立锥之地？这世道，哪儿不是尔诈我虞、钩心斗角？哪儿不是蚕食鲸吞、巧取豪夺？除了这“明月清风”不被权势者独自占有，他尚可享用之外，诗人还何所有呢？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佛教经典《大集经》中一句话：“有三昧，名曰清凉，能断离憎爱故。”是啊，都到这境地了，还能想什么？干脆摆脱一切世俗尘嚣中的爱憎情仇，全身心沉浸在这“清风明月”的“清凉”境界中，尽情享受这荷香月色好了……
清新淡雅，含蓄蕴藉，摇曳生姿，有香有色。不失为一首耐人寻味的即景小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