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莲曲其二·荷叶罗裙一色裁-原文句解题解赏析-王昌龄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27 18:08

采莲曲(其二)原文

采莲曲(其二)

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采莲曲(其二)句解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碧绿的荷叶与绿罗裙一色,粉红的荷花与少女红润清丽的脸庞相映媲美,构成了人花一体的优美意境。这首诗不但承袭乐府古题,而且诗本身也确实带着浓厚的民歌风味。王昌龄以女性为题材的诗作中,很少对女性容貌进行具体描写,“芙蓉向脸”一句是例外。前人评此诗时说:“‘向脸’二字却妙,似花亦有情。‘乱入’、‘不见’,‘闻歌始觉’,极清丽。”(清黄叔灿编《唐诗笺注》)中唐诗人刘禹锡在《采菱行》中对采菱女也有妆容描写:“长鬟弱袂动参差,钗影钏文浮荡漾。”刘禹锡诗中注重对女子饰物的描写,而本诗中王昌龄的描写重心则全在于采莲女自身的天然风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与此类似,所谓不言富贵,自在风流。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前两句说“荷叶”与采莲女的“罗裙”颜色相同,少女的容色与粉红的荷花也相近。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才会出现第三句中“乱入池中看不见”的精彩描写。漫天的荷叶遮蔽着采莲女的身形,与自然环境相近的服色让人眼神迷乱;直到听见了采莲女的歌声,才辨出她们所在的方位,知道她们已经来到近旁。“用意之妙,读者皆草草看过了”(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为一片错杂难辨的碧绿、粉红所迷惑的双眼,本来是看不见采莲女们的身影的。忽而“闻歌”,方知“有人”;明明知道人在近旁,其人却又仍然掩映于荷叶荷花之中,虽然闻歌,而不得见她们的身姿面影。“乱”、“看”、“闻”、“觉”四个词,从视觉,听觉和感觉三个方面进行参差错落的描绘,这种手法显然比直接对采莲女的衣貌特征进行描写更为高明。

采莲曲其二·荷叶罗裙一色裁-原文句解题解赏析-王昌龄作品

采莲曲(其二)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用南朝乐府《采莲曲》旧题,内容则本于梁元帝《碧玉诗》:“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但两首诗的立意大为不同。王昌龄抛弃梁元帝诗中那种视女性为玩物的心理,专力描写江南采莲的场面和采莲女子的活泼可爱,画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水乡风俗图。这首诗清楚地表现了王昌龄对齐梁诗歌既有继承又有变革的态度。

【赏析】

采莲女是众多诗人歌咏的对象。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她们呈现出不同的风姿。这是由于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在审美时心理感情状态各异,感知事物的方式不同,故而对事物特征的选择与把握也不同,从而产生特殊的审美感受。如果把这首诗与南朝乐府《采莲曲》中对少女的描写相比,可以说两者手法不同,所描写的采莲女性格亦有异。从手法来看,南朝乐府采用白描,而王诗则用映衬手法。从采莲女的性格来看,王诗中采莲女的性格更加活泼,诗人对其性格的表现也更为精巧。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兼具两种角色,一种是性别意义上的女性,一种是作为社会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形式。唐代以前的诗歌中,把女性作为真正独立的人去表现的作品并不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才有所改善。王昌龄、李白、王维等都写了众多涉及女性题材的作品。根据诗中所描写女性的社会地位,大致可以分为宫女诗、贵族妇女诗和民间女子诗。王昌龄所写的这首《采莲曲》算是第三种。这类诗歌将刻画女性的背景从室内转向室外,移植于广阔的大自然之中,场景也由静态转向了动态。

王昌龄写的另一首《采莲曲》云:“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说“花迎入”、“月送归”,仿佛采莲女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在本篇也得到了强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诗人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正面显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荷叶、荷花丛中,若隐若现,使少女之美与大自然之美融为一体,仿佛她们就是自然之美的化身。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诗人将采莲少女的艳丽、活泼写得朦朦胧胧,令人回味不尽。

采莲曲其二·荷叶罗裙一色裁-原文句解题解赏析-王昌龄作品

【诗人名片】

王昌龄简介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世称王江宁、王龙标等。

王昌龄出身于琅玡王氏。王氏本是南朝世族,但到王昌龄时,家世式微已久,父、祖几代都没有做官,家境较为贫寒。王昌龄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他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短期盘桓于潞州和并州。之后几年内又漫游了西北边塞,曾经到过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足迹很可能还远涉葱岭以西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后他就步入了仕途,担任的都是校书郎及丞尉一类的卑官,不可能再行如此之远。他的大部分边塞诗作,大约都作于此时。

开元十五年(727),王昌龄进士及第,然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其时,他与孟浩然已有交情,来往密切。后来,王昌龄因为对张九龄被罢相表示同情,得罪了李林甫等当朝权贵,遭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王昌龄之岭南》:“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风无缟紵,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昌龄获朝廷大赦北返,途中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浩然此时正患疽病,后背生疮,病情渐好。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把酒叙别情。谁知孟浩然喝酒过多而导致病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期间,王昌龄还经过湖南岳阳,又结识了李白。他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一个人的为人,则看他所交的朋友即可知。王昌龄既然和李白、孟浩然结为好友,他本人显然也是潇洒豪放、不拘于凡俗之人。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与李白、孟浩然的交往外,他还同高适、王之涣、王维、常建、李颀、岑参、储光羲等都有交谊。

同年冬天,王昌龄再次离京赴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任,他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即由此官位而来。此时他已与晚辈诗人岑参相识,离长安时,有《留别岑参兄弟》云:“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岑参也写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为王昌龄的前路担忧:“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王昌龄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李颀有《送王昌龄》诗,结尾几句说:“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从《留别岑参兄弟》等诗中可以看出,王昌龄对江宁丞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在《送韦十二兵曹》诗中也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大概由于王昌龄内心存有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并不时发泄,所以才会出现“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卷中)的结果。

关于王昌龄的诗名,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开元年间,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非常要好。有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起去旗亭小饮。正好有一些梨园艺人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可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今天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望九少府》),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下一个歌伎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三位都只是普通歌伎,唱的是下里巴人。应看最后那位最佳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那我终身不与你们二位争衡了。”那名最出色的歌伎唱的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三人开心而笑。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元代人还曾经将此传说编成杂剧上演。据明代胡应麟考证,“旗亭画壁”的故事不尽可信,主要的依据是开元年间这三位诗人没有聚首长安的机会。虽然如此,这条记载却也反映了三人当时的诗名及诗作的流传程度。王昌龄的诗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天宝七载(748),王昌龄由江宁丞再次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后逢安史乱起,王昌龄由龙标赴江宁,然后北上濠州(今安徽凤阳),在那里不知因何触忤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被其杀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

作为一代诗杰,关于王昌龄的资料却留存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龙标外,他还不止一次遭过贬,至少还曾被贬到岭南,可惜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太清楚。《唐才子传》说他“晚途不矜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也都语焉不详。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后来他连龙标尉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竟为闾丘晓所杀。根据《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王昌龄被害后,奉命讨伐安史叛军的唐朝重臣张镐救宋州之围,命令闾丘晓发兵支援。闾丘晓不听从命令,逗留不进。张镐得知宋州已陷,怒命手下将他杖击而死。临死前,闾丘晓以家有老母为由哀求,张镐道:“王昌龄也有母亲,谁来养活她?”闾丘晓便不作声了。

综观王昌龄的仕途,颇多坎坷波折。所谓“诗不穷人,然必穷而后工”,正是由于他数次被贬,曾遭贬到岭南及五溪蛮夷聚居之地,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又长期辗转于长江中下游黔、楚、吴、越地区,对那里的山水、树木、花草及民情风俗比较熟悉,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到处可见对楚风、越俗的生动描写。

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昌龄有集五卷,然而这个集子早已失传。《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共一百八十余首,《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现在所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就是这些。

王昌龄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又屡遭贬黜,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达则兼济天下”是他恪遵不渝的信条,建功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虽然屡受挫折,而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如“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忠贞何由伸”(《送韦十二兵曹》)、“行当务功业”(《别刘谞》)、“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江上闻笛》)等等。他还常常通过讴歌李广、王猛等历史人物,以及“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之一)的英武少年、“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之四)的戍边健儿,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尤其是他的七绝,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绝句,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来看,都是异常出色的。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创造力和成功的实践,大大开拓了绝句的领域,使这一体制短小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现存一百八十多首诗中,绝句就有八十多首,成就也最高,因而后世称他为“七绝圣手”。他的七绝,常常与李白的七绝相提并论。

描写边塞征戍生活,表现妇女的命运和心灵,是王昌龄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两个主题。

他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和易于入乐的七绝形式。不同于一般边塞诗歌仅仅停留在对边地景色的刻画,王昌龄诗中注重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他的边塞诗落笔高远,意象开阔,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

《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一首,以战争的频繁、艰苦和漫长,反衬戍边健儿坚于金石的报国壮志。“大漠风尘日色昏”一首,则对秦汉以来边塞战争持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烽火城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两首,则抒写了战士久戍不归难免要产生的离恨乡愁。王昌龄的边塞诗从各个方面对唐代的边疆戍守生活进行刻画,与王之涣的《凉州词》相比,他的作品更加积极向上,更能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搏。而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出塞》,更是写得雄浑苍凉,千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爱国将士,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明代李攀龙认为,这首诗堪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有些诗篇,还揭露了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诉说将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他们呼吁和抗争。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通过一位十五岁从军。暮年归来孤苦无依的战士的讲述,反映了府兵制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戍卒的苦难。另一首长诗《箜篌引》,则真实地揭露了边将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诗人永休干戈的美好理想。王昌龄这些歌行体作品同他的七绝一样,善于攫取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深刻细致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呈现出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一方面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将边塞生活理想化,用激昂的格调歌唱唐军声威;另一方面,又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下层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露战争的灾难后果。

他表现妇女命运和心灵的诗,比如宫闱离别诗,又是另一种格调,字字白描,句句绮丽,情意悠长而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王昌龄写过不少宫词,这些诗里的景物常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所表现的感情则柔婉含蓄,非常切合宫词这种体裁。比起后来写有百首宫词的王建,毫不逊色。《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主要描写紧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们的可悲生活,“秋殿”、“珠帘”、“熏笼玉枕”等词句使人想到崇丽的殿宇,精致的服饰;但华堂玉阙,锦衣美食,只是遮掩她们囚徒般生活与玩物身份的一层外衣。诗人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不可能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但对于这些女性,他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同上述宫词相比,《采莲曲》、《浣纱女》、《越女》等诗篇描写的则是民间女性的形象。诗人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少女少妇操舟湖上、采莲溪间的欢快情景,那嬉戏弄水的憨态,清脆悠扬的欢声笑语,活脱脱地刻画出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纯真爽朗的性格。这些诗篇如同盛唐江南水乡绝妙的人情风俗画。王昌龄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像,语言圆润蕴藉,毫无藻饰,给人以清新优美的感受。他历经磨难,又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各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深有体验。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广阔生活,并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

二十世纪初,施章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他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两种。闻一多也曾对王昌龄诗歌进行过深入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王昌龄的好友孟浩然)。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王昌龄在孟浩然之后提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将王昌龄和谢灵运进行比较后,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七绝虽起源甚早,初唐时也不乏佳作,但直到开元初年仍未臻成熟,未进入繁荣阶段。王昌龄对七绝创作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开拓,而且通过他的努力开拓,七绝在概括生活容量、丰富表现能力、创造深厚内涵、描绘感人情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昌龄的七绝,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中,语言圆润,音调嘹亮,富于民歌气息,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推崇,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含蓄而有余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正是由于他和李白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才显著增加,蔚为大观。前人对他的这些突破和创新给予了高度赞赏,在谈到七绝时,往往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清人王士禛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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