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流人水调子原文
听流人水调子
王昌龄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
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听流人水调子句解
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
首句出现了三个并列的意向：“孤舟”、“微月”与“枫林”。元人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中也用了类似的手法。不过王昌龄并不是将这三个典型的秋江晚景简单地、孤立地排列在一起，而是通过一个“对”字将其联结，使三个看似不相关联的静态意向产生联系。“枫”，《万首唐人绝句》作“风”。月光与水光交相辉映，更惹出客子的愁情，意境极其凄冷。在王昌龄的送别诗中，出现月亮这个意象的有十五首之多。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取月亮的清冷意象，如本诗，以及《送魏二》、《芙蓉楼送辛渐》；一类则取月亮的明朗意象，如《送柴侍御》。
“分付”，有发付、安置之意。“分付”一句，说明弹筝人是借鸣筝以排遣旅怀。“与”字与“分付”用字灵活，既含有演奏的动作，又说出了鸣筝之情，“分付”双声而“鸣筝”叠韵，也使诗句琅琅上口，富于乐感。明人钟惺评：“‘分付’字与‘与’字说出鸣筝之情，却解不出。”（《唐诗归》）诗人与这位弹筝的流人通过乐曲而相识，哀伤的情感互相融合。至于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作者没有表露出来。正如钟惺所说，王昌龄的七绝妙处往往就在于“全不说出”，意在言外。
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
“岭”，指大庾岭，古时五岭之一，又被称为台岭、寒岭、东峤等，在今江西、广东两省边境，向为岭南、岭北的交通咽喉。相传汉武帝时有庾姓将军筑城于此，因名大庾岭，又称庾岭。唐时张九龄监督开凿新路，命道旁多植梅树，故又名梅岭。
后两句诗“格高句老”（《唐诗镜》），“光景静妙”（明《唐诗归》）。“千重万重”这种看似口语化的描写，也传达出了作者的沉闷、凄切之感，蕴含着“流人”及作者的万千愁绪。弹到激越处，筝弦突然断绝；而听筝的诗人触动愁怀，仍然泪落不已。南唐后主李煜词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以江水量愁，王昌龄则以泪痕收雨，都以力透纸背的写法，表达作者内心的愁思。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中认为后两句讲到断肠人心中深切的悲伤，不啻于将“千重万重雨”一一收在了深深的泪痕中。
听流人水调子题解赏析
【题解】
流人，指因罪被流放的人。水调子，即《水调》，唐乐府曲名。《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有《水调》。本诗可能是诗人于天宝七载（748）年底或翌年赴龙标贬所途中，行至大庾岭时听筝乐而作。
【赏析】
王昌龄的七绝很注意起承转合的结构。本诗通过描写听筝情景，渐渐描绘勾勒出自己的内心情感。经过前三句的铺垫，末句虽未直接写出离愁别绪，而诗人的身世飘零之感已尽在不言中。诗人运用句法、字法巧妙脱俗，没有直写流泪，没有直述哀伤，仅仅在诗末尾提到深深的泪痕，便使诗歌的意味涵泳不尽。如果直说听到流人弹筝而泪如雨下，意境不免浅了许多。《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对这首诗的评价言简意赅，只用了“深沉”二字，可谓一语中的。
【诗人名片】
王昌龄简介
王昌龄，字少伯，唐代京兆万年（今属陕西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世称王江宁、王龙标等。
王昌龄出身于琅玡王氏。王氏本是南朝世族，但到王昌龄时，家世式微已久，父、祖几代都没有做官，家境较为贫寒。王昌龄曾自称“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上吏部李侍郎书》）。他早年在故乡躬耕读书，约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前后，短期盘桓于潞州和并州。之后几年内又漫游了西北边塞，曾经到过泾州、萧关、临洮、玉门关一带，足迹很可能还远涉葱岭以西的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此后他就步入了仕途，担任的都是校书郎及丞尉一类的卑官，不可能再行如此之远。他的大部分边塞诗作，大约都作于此时。
开元十五年（727），王昌龄进士及第，然后任秘书省校书郎一职。其时，他与孟浩然已有交情，来往密切。后来，王昌龄因为对张九龄被罢相表示同情，得罪了李林甫等当朝权贵，遭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有诗《送王昌龄之岭南》：“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风无缟紵，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疴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开元二十八年（740）秋，王昌龄获朝廷大赦北返，途中游襄阳，访孟浩然。孟浩然此时正患疽病，后背生疮，病情渐好。两人见面后非常高兴，把酒叙别情。谁知孟浩然喝酒过多而导致病发，竟因此而死。在这期间，王昌龄还经过湖南岳阳，又结识了李白。他送李白诗《巴陵送李十二》：“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欲知一个人的为人，则看他所交的朋友即可知。王昌龄既然和李白、孟浩然结为好友，他本人显然也是潇洒豪放、不拘于凡俗之人。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与当时名诗人交游颇多，交谊很深。除与李白、孟浩然的交往外，他还同高适、王之涣、王维、常建、李颀、岑参、储光羲等都有交谊。
同年冬天，王昌龄再次离京赴江宁（今属江苏南京）丞任，他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即由此官位而来。此时他已与晚辈诗人岑参相识，离长安时，有《留别岑参兄弟》云：“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县，东南棹孤舟。”岑参也写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中为王昌龄的前路担忧：“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王昌龄途经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交游，李颀有《送王昌龄》诗，结尾几句说：“夜来莲花界，梦里金陵城。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从《留别岑参兄弟》等诗中可以看出，王昌龄对江宁丞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在《送韦十二兵曹》诗中也说：“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大概由于王昌龄内心存有这种不满意的情绪，并不时发泄，所以才会出现“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河岳英灵集》卷中）的结果。
关于王昌龄的诗名，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开元年间，王昌龄与王之涣、高适非常要好。有一天天寒微雪，三个人一起去旗亭小饮。正好有一些梨园艺人和四位著名歌伎也来此会宴。王昌龄提议说，我们三人各擅诗名，可究竟谁更胜一筹呢？今天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第一个歌伎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哭单父望九少府》），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下一个歌伎唱“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三位都只是普通歌伎，唱的是下里巴人。应看最后那位最佳的歌伎唱的是谁的诗。如果她唱的不是我的诗，那我终身不与你们二位争衡了。”那名最出色的歌伎唱的果然为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间”（《凉州词》），三人开心而笑。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元代人还曾经将此传说编成杂剧上演。据明代胡应麟考证，“旗亭画壁”的故事不尽可信，主要的依据是开元年间这三位诗人没有聚首长安的机会。虽然如此，这条记载却也反映了三人当时的诗名及诗作的流传程度。王昌龄的诗在当时就颇受欢迎。
天宝七载（748），王昌龄由江宁丞再次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寄予深切的同情与怀念：“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后逢安史乱起，王昌龄由龙标赴江宁，然后北上濠州（今安徽凤阳），在那里不知因何触忤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被其杀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结束了。
作为一代诗杰，关于王昌龄的资料却留存很少。除了上文所说贬龙标外，他还不止一次遭过贬，至少还曾被贬到岭南，可惜具体时间和原因都不太清楚。《唐才子传》说他“晚途不矜小节，谤议沸腾，两窜遐荒”，《河岳英灵集》说他“再历遐荒”，《旧唐书》本传也说他“不护细行，屡见贬斥”，也都语焉不详。这位伟大的边塞诗人屡次遭贬斥，仕途极不顺利，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后来他连龙标尉这样一个小小的职务也没能保住，离任而去，竟为闾丘晓所杀。根据《旧唐书》、《唐才子传》等记载，王昌龄被害后，奉命讨伐安史叛军的唐朝重臣张镐救宋州之围，命令闾丘晓发兵支援。闾丘晓不听从命令，逗留不进。张镐得知宋州已陷，怒命手下将他杖击而死。临死前，闾丘晓以家有老母为由哀求，张镐道：“王昌龄也有母亲，谁来养活她？”闾丘晓便不作声了。
综观王昌龄的仕途，颇多坎坷波折。所谓“诗不穷人，然必穷而后工”，正是由于他数次被贬，曾遭贬到岭南及五溪蛮夷聚居之地，在荒僻的岭南和湘西生活过，又长期辗转于长江中下游黔、楚、吴、越地区，对那里的山水、树木、花草及民情风俗比较熟悉，所以在他的诗作中到处可见对楚风、越俗的生动描写。
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昌龄有集五卷，然而这个集子早已失传。《全唐诗》收王昌龄诗四卷，共一百八十余首，《全唐文》收其文六篇。现在所能看到的王昌龄诗文，就是这些。
王昌龄虽然终生沉沦下僚，又屡遭贬黜，也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但乐观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在他的思想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一生系心国事，渴望为国效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达则兼济天下”是他恪遵不渝的信条，建功立业是他的人生理想，虽然屡受挫折，而壮志不衰。这种心情在他的诗中屡有抒发，如“忠贞抱生死”（《留别武陵袁丞》）、“忠贞何由伸”（《送韦十二兵曹》）、“行当务功业”（《别刘谞》）、“何当边草白，旌节陇城阴”（《江上闻笛》）等等。他还常常通过讴歌李广、王猛等历史人物，以及“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少年行》之一）的英武少年、“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之四）的戍边健儿，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王昌龄生前诗名早著，尤其是他的七绝，在唐代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绝句，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中来看，都是异常出色的。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创造力和成功的实践，大大开拓了绝句的领域，使这一体制短小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现存一百八十多首诗中，绝句就有八十多首，成就也最高，因而后世称他为“七绝圣手”。他的七绝，常常与李白的七绝相提并论。
描写边塞征戍生活，表现妇女的命运和心灵，是王昌龄的诗歌比较集中的两个主题。
他的边塞诗多采用乐府古题和易于入乐的七绝形式。不同于一般边塞诗歌仅仅停留在对边地景色的刻画，王昌龄诗中注重揭示征戍者的内心世界。他的边塞诗落笔高远，意象开阔，含蓄深沉，耐人寻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从军行》和《出塞》两组七绝。
《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一首，以战争的频繁、艰苦和漫长，反衬戍边健儿坚于金石的报国壮志。“大漠风尘日色昏”一首，则对秦汉以来边塞战争持续不断、无数兵士不得生还的历史进行深沉的思考。“烽火城西百尺楼”、“琵琶起舞换新声”两首，则抒写了战士久戍不归难免要产生的离恨乡愁。王昌龄的边塞诗从各个方面对唐代的边疆戍守生活进行刻画，与王之涣的《凉州词》相比，他的作品更加积极向上，更能体现出盛唐时那种雄浑有力的脉搏。而一首“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出塞》，更是写得雄浑苍凉，千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爱国将士，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明代李攀龙认为，这首诗堪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
王昌龄的有些诗篇，还揭露了边地战争牺牲的惨重，诉说将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他们呼吁和抗争。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通过一位十五岁从军。暮年归来孤苦无依的战士的讲述，反映了府兵制对人民生活的破坏和戍卒的苦难。另一首长诗《箜篌引》，则真实地揭露了边将压迫境内少数民族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诗人永休干戈的美好理想。王昌龄这些歌行体作品同他的七绝一样，善于攫取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运用极其精炼、概括的诗歌语言，铿锵悦耳的音律，深刻细致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呈现出雄伟的气魄和生动的形象。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一方面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将边塞生活理想化，用激昂的格调歌唱唐军声威；另一方面，又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下层兵士的关切，旗帜鲜明地揭露战争的灾难后果。
他表现妇女命运和心灵的诗，比如宫闱离别诗，又是另一种格调，字字白描，句句绮丽，情意悠长而深远，富于涵蕴，表现出高度的概括能力。王昌龄写过不少宫词，这些诗里的景物常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气象，所表现的感情则柔婉含蓄，非常切合宫词这种体裁。比起后来写有百首宫词的王建，毫不逊色。《春宫曲》、《西宫春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主要描写紧锁在帝王后宫、被剥夺了自由和幸福的女性们的可悲生活，“秋殿”、“珠帘”、“熏笼玉枕”等词句使人想到崇丽的殿宇，精致的服饰；但华堂玉阙，锦衣美食，只是遮掩她们囚徒般生活与玩物身份的一层外衣。诗人虽然由于种种局限，不可能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但对于这些女性，他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同上述宫词相比，《采莲曲》、《浣纱女》、《越女》等诗篇描写的则是民间女性的形象。诗人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少女少妇操舟湖上、采莲溪间的欢快情景，那嬉戏弄水的憨态，清脆悠扬的欢声笑语，活脱脱地刻画出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纯真爽朗的性格。这些诗篇如同盛唐江南水乡绝妙的人情风俗画。王昌龄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善于概括和想像，语言圆润蕴藉，毫无藻饰，给人以清新优美的感受。他历经磨难，又到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各地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深有体验。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各地、各民族人民的广阔生活，并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
二十世纪初，施章在《王昌龄的诗》一文中认为，王昌龄“虽然算不得意志极强的人”，“但他能将他当时所不满意的事实，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使我们读者知道这些人间的痛苦，而起来积极地改革”。他把王昌龄表现人生痛苦的诗分为“表现战争”和“表现宫廷生活”两种。闻一多也曾对王昌龄诗歌进行过深入分析，他将王昌龄视为盛唐诗坛“个性最为显著”的两个作家之一（另一个是王昌龄的好友孟浩然）。他认为，“从文学技巧说，王昌龄和孟浩然可以对举”，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龄走的是浓密之路”，而王昌龄在孟浩然之后提倡浓密，正符合盛唐诗风“由齐梁陈逐步回升到魏晋宋的古风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将王昌龄和谢灵运进行比较后，闻一多认为，“大谢炼字功夫极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宝楼台，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王昌龄了”，而且“昌龄在文字锻炼功夫上别有天地，比大谢成就更大”。在具体的艺术分析中，闻一多又指出，王昌龄诗给人的印象是“点”的写法，而且“使人读起来产生颤动的感觉”，这“可说是王昌龄的独创风格，功绩不可磨灭”。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王昌龄在七绝这一诗体的发展上做出了特殊贡献。七绝虽起源甚早，初唐时也不乏佳作，但直到开元初年仍未臻成熟，未进入繁荣阶段。王昌龄对七绝创作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不仅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开拓，而且通过他的努力开拓，七绝在概括生活容量、丰富表现能力、创造深厚内涵、描绘感人情境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昌龄的七绝，长于运用比兴、烘托、婉曲、含蓄等传统手法，善于将丰富的意蕴熔铸在短小的形式中，语言圆润，音调嘹亮，富于民歌气息，唐宋以后一直作为七绝的优秀范本而为后世作者所推崇，对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七绝往往选取最精炼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语言，含蓄而有余韵，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正是由于他和李白等人成功的艺术实践，唐诗中七绝的数量才显著增加，蔚为大观。前人对他的这些突破和创新给予了高度赞赏，在谈到七绝时，往往将他和李白相提并论。清人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清人王士禛在《艺苑卮言》中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