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全局评定唐诗的历史地位
闻先生曾向人表示：“今天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这话虽然是他后来编选新诗时说的，其实这也是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一贯态度，他研究唐诗就是如此。
先生讲唐诗的第一堂课，首先就风趣地向同学们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他的方法是从文学史的全局观察来评定唐诗历史地位的。
一方面他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明问题。向前看，他把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间看成是中国诗的黄金时代；向后看，则以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为诗的不同类型的余势发展。因而得出这样的看法：“从唐朝起，我们的诗发展到成年时期了，以后便似乎不大肯长了，直到这回革命（按指新文学运动）以前，诗的形式和精神还差不多是当初那个老模样。”经过这样前后全面的观察，唐诗的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的角度说明文学发展的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说：“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比如他谈宫体诗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因而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我们真要怀疑，那是作诗，还是在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这里说明宫体诗原来就是淫荡宫廷生活产生出来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诗境清淡的原因，是由于诗人“生活在开元全盛日”，他既没避乱弃世的必要，只是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而隐居，也就没有“巢由与伊皋”和“江湖与魏阙”的内心矛盾，而“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感情纠葛既少，诗自然写得清淡，“淡到看不见诗了”。诗人独创的清淡诗境，原来也是受惠于时代之赐。
他对贾岛诗风的形成和风靡也从社会原因作了解释，他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灭感……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原来是社会普遍的要求鼓舞诗人的创作情绪，并使这种诗风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格调。不是吗？贾岛的诗从晚唐五代就开始享受被偶像化的荣誉，下而至于宋末的四灵、明季的钟谭、晚清的同光体，都由于末世气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贾岛热，这都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像这些用历史事实来阐明诗风的变化发展，往往说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学史家所未曾留意的。无怪白永先生说这样“分析出来的唐诗局面，显然另是一种境界”。
作为文学史家的闻先生，对唐诗是深爱的，但并不偏爱。因此，尽管他列举了“诗的唐朝”不少优点，如好诗多在唐朝；诗的形式和内存变化到唐朝达到极点；唐诗的体制不仅是一代人的风格，实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诗体；从唐诗分支出后来的散文和传奇等文体，等等。可是从文学史的全局观点来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个精力用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他们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虽然他们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
同时他还指出唐诗已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尽头。他说：“一部诗史，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是强弩之末。就诗的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就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无非重新证实那一遍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这些话不仅使人明确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说明它只能是诗歌发展史上的历史成就，是可一而不可再，它可以作为珍贵的文学遗产来研究欣赏，却不能拿来作为复制假古董的模子。先生在这里评定了唐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更为我们创造新文学指明了向前看的正确方向。
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