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出自唐·罗隐的《自遣》，原文是：“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原文
自遣
——唐·罗隐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赏析
从体现价值和实现理想的角度讲，中国文人大多是失败者。像晏殊那样生活、事业和人生态度都很优裕的不多；像王安石那样执着，无论成败无怨无悔的也不多。有一些真正爱山水爱自由的，像庄子、陶渊明，只是绝无仅有的个案。大多数文人，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支撑点。比如李白这样一生近乎无忧无虑的，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总是在不满足中遗憾失落。
失败的文人需要寻找排遣的出口，也需要为失败找一个体面地借口。于是，有的愤世嫉俗。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借民生多艰，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陆游被免官后，生一场大病，想起自己有诸葛之治才，却无三顾之机遇，不禁大声疾呼“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有的放浪不恭。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显示了诗人政治失意后载酒行乐、倚红偎翠、毫无拘检的生活状态；至于柳永，因为一首词得罪了皇帝，终身不能为官，只好“奉旨填词”，一生混迹花街柳巷，放荡不羁，更是失意文人放浪不恭的典型。
更多的文人选择了“归隐”。找一处深山幽谷僻静处住下，名为礼佛修道或寄情山水，实际是等待时机或等待君主召唤。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老庄讲“有为”和“无为”，可见“归隐”被儒家和道家共同认同，体现了古代士人文化的精髓。所以，古往今来，政治失意的文人选择“归隐”的不胜其数。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魏晋的“竹林七贤”，以隐居而成名。至唐代，整个一座终南山，都是隐居者的乐园，也是一些政治人物另辟蹊径走入仕途的根据地。
罗隐生活在晚唐，见证了唐朝的衰亡和朝代的更替。罗隐名如其人，是一位隐者，做隐者之前，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望和痛苦。从某个侧面看，罗隐的政治悲剧和柳永有些许相似。柳永三次考取进士不第，失意之下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词《鹤冲天》，词的全文如下：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句子几近白话，很好懂，大意是：没有登上黄金榜，失去了出人头地的希望。圣明的朝代遗落贤才是暂时的。既然不能实现风云志向，那就不计得失，一任纵情放荡！我本是才子词人，自然应该做白衣卿相。在那烟花巷陌中，丹青屏障后，幸有知己知音的意中佳人，值得我去寻访。姑且偎红依翠，这种风流韵事，足令我平生舒畅。美好的青春那么短促，不过一瞬时光。还是忍着辛酸，把金榜虚名换成及时行乐的小饮清唱！
考不中进士，就去烟花柳巷，偎红倚翠，风流快活，如果在今天，肯定满城风雨，葬送前程。但在诗酒风流的古代社会，算是文人做派，不是什么大的毛病。问题出在最后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把朝廷的科举看做“浮名”，就犯了忌讳，是政治上不合格的标志。以善待文人著称的宋仁宗看到这句，大为恼怒，御批“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一句为柳永定了性，注定了他的仕途坎坷，直到50多岁，才恩赐他个进士，陆续做过县宰和“农业部”下面的处长，没干多长时间就退休了。
罗隐考进士考得更艰苦。罗隐考进士，七年不第。进士不第并没有泯灭他的功名之心。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他写了一部政治性很强的书《谗书》，讲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揉和了道家和儒家，充斥着黄老思想。罗隐本来想通过《谗书》显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对乱世的统治有所帮助。但书中批评讥讽太多，引起朝廷不适，也葬送了罗隐的政治前程。罗隐追求功名，但一生没有在唐朝廷里做过官。黄巢起义后，隐居在九华山，直到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投靠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
罗隐的诗歌，特别是那些传诵的诗歌，绝少文人气，很多读起来就是大白话。比如他的一首《蜂》：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笔者小时候上学时，文革才结束不久，读这首诗，一直以为是哪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写的打油诗。从唐代流传至今，还这样通俗，可见古人的口语和今天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
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到唐末的罗隐时代，大约已经衰微，“词”已经在酝酿发展了。所以，太过文言庄重的诗歌语言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变化着的诗歌进一步口语化、通俗化也在情理之中。
《自遣》也是一首“白话诗”。从诗歌内容来看，应该写作于屡试不第、政治失意之后。字里行间充斥着怨愤和颓废。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极言人生得失欢愁，貌似浅显，实则深奥。
人生是一段旅程，有的时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的时候凄风苦雨、坎坷艰辛。多少人希望把凄风苦雨的日子略过，或者曾经的一路鲜花移植到雪山荒漠，为艰辛的路程增加一份亮色。但，人生的旅程身不由己，你可以顺其自然，但无法改造社会。即使你在路过花园时摘再多的鲜花戴在身上，最后还会凋谢枯萎，无法让你人生的荒漠繁花似锦，甚至无法孤独盛开。
同生命抗争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不如在有花的地方歌唱春天，在没花的荒漠独自承受。
张爱玲的生命里曾经鲜花盛开，尽管那花是一束罂粟。1942年，张爱玲遇到汪精卫伪政府高官胡兰成，只因胡兰成一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承诺，牵动了张爱玲的心。尽管那时胡兰成已婚，但张爱玲依然把胡兰成看成自己生命旅程中的春暖花开，对政治呀、时局呀、婚姻呀都轻轻略过。她见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沉浸在自己调制的酒里，享受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欢乐时光。
好景不长，张爱玲的爱情之花只开了四年，就凋零了。
胡兰成之后，张爱玲再也没有感情生活。张爱玲晚年时，独自蜷居在公寓里，不见任何人，甚至她的保姆也难道见她一面。
“得即高歌失即休”，张爱玲深谙其中况味，她用一生感情诠释了罗隐的诗意。
只是不知道，晚年，远离了感情生活，张爱玲有没有多愁多恨亦悠悠。似乎她很少在作品里提及她的感情生活。也许，逃避也是愁恨的一种表达？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句“俗语”，其实是从罗隐的这首诗转化来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酒喝凉水”，一直觉得消极沉沦，玩世不恭。如今仔细品味，随遇而安未尝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于感情是一种无奈的放下，对于政治，则是生存的智慧。
范蠡是春秋时代越国的政治家。越国国君勾践被吴国打败，几近亡国，一心想复仇。这个时候，范蠡向勾践献出几条计策，对越国复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建议勾践重视农业，抓好经济，亲政爱民，稳定社会。他还施展美人计，把著名的美女西施送到吴王夫差身边，使夫差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在一次吴王夫差带兵争霸中原、吴国空虚时，他抓住时机，鼓动越王勾践出兵，一举灭亡了吴国。
范蠡在越国的政治作为可谓风生水起，也算是“今朝有酒”。但这还不是范蠡最高的政治智慧。在越国成功后，范蠡没有和勾践一起享受成功后的荣耀和富贵，毅然离开了越国，过起了隐居生活。
范蠡离开时，对同是勾践谋臣的文种说过历史上著名的语录，“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文种没有听范蠡的话，不久果被勾践杀害。
范蠡离开越国，不算“明日愁来明日愁”，据说过得还挺逍遥，成了富翁。范蠡在帮助勾践时，在和越王勾践的合作中，深深地把握住了勾践的“脉搏”，知道此人只能共甘苦，不能同富贵，但他还是忠诚的辅助勾践，实现了勾践复仇复国的梦想。
此一时彼一时，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是范蠡的政治态度和人生态度。
罗隐也是，只是没有范蠡那般幸运。
罗隐的唐朝，满目苍夷。拯救帝国于将倾，是罗隐彼时的使命。所以，尽管统治者不待见，他还是写下《谗书》这样的“太平匡济术”。也许他知道，即使他的匡济有术，大唐也回天乏力，但他还是做了，因为那是那年的“酒”，他必需“醉”下去。
等到黄巢兵起，大唐已病入膏肓，罗隐像古代的扁鹊医蔡桓公，病在骨髓时，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所以，罗隐选择了隐居，在九华山修道，看世间乱象纷纷扰扰，空自做着忧国忧民的愁。
杭州钱镠，是个好官。平定黄巢有功，军阀割据时，他的上司要自立，钱镠看不惯，和上司决裂。后钱镠奉朝廷的命令，讨伐上司，平定了杭州一带的割据势力，维护了大唐的统治。朝廷表彰他的功绩，他的画像被挂在凌烟阁上。
后来唐亡，钱镠和中原修好，休兵息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让地方群众受益，被群众成为海龙王。
至今在杭州，钱塘江畔，钱镠仍被供奉着。
罗隐晚年，55岁时，决定出山辅佐钱镠。为了一个辅佐明君的理想，为了匡济天下的责任。
遁世，不是逃避，只是一段休憩。不恋红尘只恋酒，在酒中谋划着乾坤，积聚着智慧。也许会尘封岁月，做一个独立特行的隐士，隐去精彩的华章；也许会等待时机，温酒定天下，续写不世的传奇。
无论哪种，都曾心甘情愿的，做人生的醉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