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赏析句解-唐代古诗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4-15 21:22

赠李白原文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杜甫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杜甫《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赏析句解-唐代古诗

赠李白赏析

这首诗是杜甫在天宝三年(744)所作,是杜甫最早赠送给李白的一首诗。前八句是自叙,说明自己厌倦了都市当中的机巧,羡慕归隐于山林的情怀;后四句是赠给李白的话,希冀自己可以与李白一同归隐。

题本赠人,而诗全写自己胸臆者,盖古者赠人之法:富者以财,君子以言,皆实出所有以裨益人。若后人信手横涂,而题曰“赠某人”,实是用错“赠”字也。

此是杜甫向李白剖白心迹之作,坦言自己“二年客东都”的孤寂与烦恼。求仕无门,归隐无资,自见到自求还山的李侯,内心之凄苦始得抚慰。其实李白自应诏入京,供奉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正是“所历厌机巧”,故两位大诗人才在苦闷中一拍即合,一见如故。此诗可作为李杜订交诗观之。

(二年客东都)

题本赠人,而诗全写自己胸臆者,盖古者赠人之法:富者以财,君子以言,皆实出所有以裨益人。若后人信手横涂而题曰“赠某人”,实是用错“赠”字也!〇十二句诗,凡十句自说,只二句说李侯者,不欲以东都丑语,唐突李侯也。看他用意忠厚,如此类甚多。〇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如此篇第一解,曲尽东都丑态;第二解,姑作解释;第三解,决劝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转,有承有结,从此虽多至万言,无不如线贯华,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无处用其手法也。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

“厌”,足也,熟也。只此一字,供招已尽,犹言被东都教坏了也,于二年中学坏了也。三四,急承上文,写出厌足机巧人丑态来:未来东都时,蔬食一饱,颓然自乐;乃今二年,腥膻满鼻,饫闻足见,先之蔬食,不能复饱。写尽野人到京师不安分,不自得,无限苦事。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看他凭空用“岂无”二字,忽作一转。“青精饭”,只是脱身归山寻常蔬食耳,非真用陶隐居法也。七八二句,说出二年以前来东都本意,只因一“资”字,误尽志气人,使贫士无力学道者,放声一哭!夫所谓“大药资”,岂须多金哉?屋足盖头,田足糊口;韭毛竹笋,足可留客;粗纸中笔,足用抄书;则山林老死,人亦不来,我亦不出,诚大乐事也!只为缺此,勉来东都,冀得如许,便疾引去,又岂料一投苦海,更难拔脚,鹿鹿二年,了无成办。天下滔滔,谁不胸中抱此隐痛哉!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脱身”二字,情见乎词。盖其前之苦,其后之乐,皆不言可知矣!结妙,既已贺其脱身,随又自求脱身,以见东都脱身之难,以勉李侯不可再来,真是朋友规劝良式。〇李侯诗,每好用神仙字,先生亦即以神仙字成诗。

杜甫《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赏析句解-唐代古诗

赠李白句解

1、客,客居。东都,指洛阳。所历,是说曾经经历的。这两句是说在洛阳客居的两年当中,所看到的人,所经历过的事,全部都是奸刁巧诈的。

2、野人,为杜甫的自谦之辞。腥,指鱼类。膻,指牛羊之类的牲畜。蔬食,蔬菜饭食。这两句的含义是面对朱门大户锦衣玉食,杜甫极为厌恶,宁可吃蔬菜而不饱。

3、青精饭,是说用南烛草木的叶子,掺杂茎皮进行进一步熬煮,取其汁来浸米蒸饭,饭就会转成青色。相传,这种饭食能够益寿延年。

4、这两句是说杜甫不愿见到周围那些机巧之人,希望离开都市,到山林当中采药,只是苦于没有钱财,所以只能绝迹于山林当中。大药,即金丹。迹如扫,是说没有足迹。在唐代,道教极为盛行,统治者与士大夫多数会炼制丹药,服食金丹以祈求长生。

5、侯,为尊称,李侯即李白。金闺,指金马门。彦,指有才华的人。天宝元年,李白前往长安,玄宗李隆基曾命他供奉翰林,专门负责执掌密命。

6、这句话是说,李白曾经在醉中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力士极为恼怒,于是就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李白知道难以在朝中久留,于是请辞,故说“脱身”。事幽讨,是说在山林当中进行采药与访道的事情。

7、梁宋,开封及周边地区。

8、期,相约。瑶草,玉芝。这两句是说,在梁宋之地同游,便相约一起去寻求玉芝。从这两句诗看来,杜甫游历梁宋时,有可能是与李白相约,同时从洛阳出发的。

赠李白作者简介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巩县(今属河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取。天宝三载(744),初次遇李白于东都。后又赴长安应征召,因李林甫的把持,与元结一同落第,所以终身未成进士。后曾向玄宗三次献赋,以文干禄,这些赋自然难以写得好。天宝十四载,拒受河西尉,后改任率府参军。幼子即在这一年饿死。安史乱起,辗转兵间,曾任肃宗朝左拾遗,后因营救房琯得罪肃宗,贬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弃官而去。经秦州而入蜀,构草堂于成都,从此草堂就和杜甫结合在一起,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但他在草堂实际生活的时间不过一年多,因中间曾避居梓州。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时,曾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因称杜工部。代宗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打算到郴州去依靠舅父崔伟,不料途中阻水,风痹加剧,病倒船中,不久就死了。他的绝笔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指京都)深。”对于当时的军阀混战,危及京都的动荡局面,他还是十分耽心,最后两句的“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则又写出贫病中已乏炼金之术,无法妥筹家事,善处身后了。

杜甫祖父审言病危时,曾对问病的宋之问等说:“但恨不见替人!”(《新唐书》本传)可是杜甫不但做了他祖父的替人,还自豪地对他儿子宗武说过:“诗是吾家事。”

他死后,家属因无力营葬,只好旅殡于岳州。儿子宗武,后也流落湖湘而死。临终,曾命其子嗣业给杜甫迁葬,也因家贫而未成。直到元和中,才移葬于首阳山下杜审言墓旁。李杜两大诗人的身后,竟凄惨到这样地步。宋人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诗云:“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有了杰出的人才而不知道爱护纪念,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杜甫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热情的诗人,虽然他参加实际的政治生活时间,总起来不过三年,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却是贯串始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些都是他三十岁前作品,却已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创作锋芒。相对说来,李白的出世思想多些,杜甫的入世思想多些,也比较现实些。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使百姓温饱,风俗淳厚;希望有广厦万间来大庇寒士,免得雨漏床头,彻夜不眠。所以他也不大讲究虚幻缥缈的神仙佛道。而他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态度又较为一致,很少有轻薄的绮艳语句,对妻儿弟妹也有着深挚之爱。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毋宁说,积极的一面多于消极的一面。缺点是拘谨,不像李白那样敢于突破。

历来封建士大夫中,也有不少描写民间疾苦的诗文,除了其中装腔作势、自表“仁爱”外,某些较好的作品,读起来总觉得和人民的痛痒隔了一层,多少有些像旁观者似的,杜甫就不同,和人民的距离就少些,好多作品,使人真有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之感。这原因,固然由于他自己也饱经忧患,因而对人民的苦乐也有更深刻敏锐的了解与体会,所谓己饥己溺,也促使他逐渐确立了对人民的态度。然而自安史之乱至唐朝灭亡,类似杜甫那样的出身学养、那样流离困顿的封建士大夫不止一个,为什么他们在创作上不能达到杜甫那样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使后世的读者那样感动?万方多难、千家野哭的客观历史是人人心中共同感受的,但倾诸纸墨,使读者感到如泣如诉,引起强烈共鸣的却不是人人笔下所有。从这一意义上说,就不能不感到杜甫之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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