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放翁集原文
读陆放翁集（录二）
梁启超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读陆放翁集赏析
先回溯一下历史。北宋自开国以来，由于统治者的短见、失策，武备方面已远远不及汉、唐开国时之盛，以致北宋末期金兵南下而不能自保，南渡而后，更成积弱之势。因此，反映这个时代的诗歌，确乎也缺乏汉赋唐诗的开廓恢宏气象，更难听到金戈铁马之声。另一方面，北宋文人政治地位高，尹洙在《儒林公议》中就说，只要状元及第，虽统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的将帅荣宠，也比不上。所以许多士子，不惜白首穷经，万里应试。这样，便形成士大夫阶层脱离群众的书房习气，以学问相高，以清论相尚。写诗，则“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有加无已。梁启超说它是“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确也无失当之处。
再看看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清统治者对文人名士，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大兴文字狱。这对文学(包括诗歌)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另外，清代诗坛，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诗主“温柔敦厚”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考据学对诗的影响)，都使诗逐步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因此当时清代诗坛，金鼓之声，激励之气都寂焉无所闻见，说它是“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也无什么不是。而就梁启超言，所指更多还是后者。
但是，历史总不会一成不变，人也不会只是一个模式，诗风也不会一无进展。赵宋南渡之后，金的入侵加剧，激起无数志士仁人奋发抗击，文臣武将慷慨悲歌，陆放翁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自幼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长与爱国志士交往，出仕后力主北复中原，曾为王炎(四川宣抚使)襄赞军务，亲临前线，始终不忘恢复北土。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激烈的战伐声音，均见诸诗中。“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概括得精当。当然，从军乐，是有深刻爱国重义和强烈战斗性的内涵的。他在早年的《夜读兵书》中说：“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他“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锋镝”(《书悲》)。他说：“国仇未报身先死，匣中宝剑夜有声。”(《长歌行》)又说：“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认为“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梁启超誉之为“亘古男儿一放翁”，正表现了对陆放翁的无比崇敬。
但梁启超却也有以放翁自况之意。清代，自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到19世纪60-90年代日益加剧，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此时，改良主义思潮迅速掀起，维新变法运动随之而兴。文学范围内也发出了“改良”的呼声，“诗界革命”的口号提出来了，梁启超等的创作实践也能反映出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梁启超本人在东渡日本之初，就有一系列这类诗作：“丈夫有壮别，仗剑行复仇”(《壮别》)；“人歌人哭兴亡感，潮长潮平日夜声”(《澳亚归舟杂兴》)；“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纪事》)；“悲歌不尽铜驼泪，魂梦从依敬业旗”(《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这些，确也从“靡靡风”的诗界里撑出了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诗的风格也显得苍凉悲壮，差拟放翁了。
但是这种“从军乐”是不易实现的。转入下一首，便是“辜负胸中十万兵”了。南宋自绍兴(高宗)至嘉定(宁宗)二年（1209）陆游死时，偏安朝廷对金始终采取投降政策，在“公卿有党排宗泽，帏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致能揽辔录……》)的情势下，是一片“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剩水残山无态度”(辛弃疾《贺新郎、陈同甫自……》)的局面，诗人只好“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弋阳道中遇大雪》)了。自然，“百无聊赖以诗鸣”是一场悲剧，但字里行间对南宋朝廷也隐施鞭挞。因为陆游诗中饱含的是爱国有心，报国无从的痛苦之泪。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事实就是如此。陆游说：“自恨不如天际雁，来时犹得过中原”(《枕上偶成》)、“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溪上作》)。这种爱国热情，谁能理解，只落得说到金人入据中原时，生出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诉衷情》)、“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关山月》)、“生逢和亲最可伤，步辇金絮输胡羌”(《陇头水》)的抑郁不能自已的长叹。
这里，梁启超诗中也有自己的影子。他说了：“诗思惟忧国，乡心不到家”(《壮别》)，“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纪事》)，“大愿未酬时易逝，抚膺危坐涕纵横”(《澳亚归舟杂兴》)，“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这个时期的梁启超，爱国热情高涨，也是“说到胡尘意不平”的。
自然，陆游始终将希望寄托于南宋朝廷，梁启超则将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想均不能实现。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正是二人诗所以感人者。
（谢守清）
【作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六年（1890）举人。会试不第，受业于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参加了讨袁运动。晚年弃政讲学，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任教。积极主张小说、诗歌革命，影响巨大。工诗。有《饮冰室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