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岭南第一人
警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盛唐之世，最为家乡增光添彩的人非张九龄莫属。
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当时的两广一带是文化、经济极度落后的地区，被中原士人目为蛮荒瘴疠之地，当地人相应地被当作南蛮看待。一个“蛮”字，说尽了中原人对他们的鄙视。张九龄正是从这蛮荒之地走了出来，并在弱冠之年进士及第。
仅凭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这一项，已足以光耀门楣、轰动家乡，张九龄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仕途上捷足登高，一直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高位。两广之地出了一名宰相，这在当时足以被当成一件奇闻。
这位荒蛮之地走出来的当朝宰辅，不但没有一点乡村非主流的气息，反而有一番过人的神采风姿。自他去世之后，但凡再有人向唐玄宗推荐宰相人选，玄宗总要问一句：“这个人的风度可及得上张九龄吗？”
张九龄在政治上颇有过人的本领，其中最让时人，尤其让后人佩服的就是他的识人之明。他总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并且他还是第一个洞察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的人。
后世文人论及这段历史，常常叹息说，如果唐玄宗能够始终如一地信任张九龄，那么就不会有安史之乱发生。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剪除安禄山似乎可以说是张九龄毕生政治事业的重心所在。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当时安禄山讨伐契丹失败，老帅张守珪奏请朝廷，要斩首安禄山以谢天下。
张九龄作为当朝宰相，非常认真地批示了这封奏章，认为军令严明，安禄山非杀不可。
或许在私心上，张九龄并不认为这场败仗是坏事，倘若可以因为这场败仗而除掉安禄山，那么一切损失都是值得的。更何况安禄山确实干犯军法，此刻杀他完全名正言顺。
然而自负比张九龄更有识人之明的唐玄宗始终对安禄山心存偏爱，这一回更要展示帝王之大度以收买人心。事后张九龄痛呼奈何，说张守珪当初在阵前就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将安禄山按律处斩。
其实平心而论，对于很多事情，尤其是久远的历史，我们很难分清因果关系。有时候不自觉地倒因为果，有时候又会不自觉地倒果为因。自张九龄之后，朝中大臣总觉得安禄山要反。李林甫说他要反，杨国忠也说他要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哪怕是一个毫无反心的人也不免要动一动造反的念头了。唐玄宗坚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朝廷给安禄山发出的信号却不是这样，使安禄山不得不对自己的未来满怀焦虑。
史官从结果推理前因，要给历史找出逻辑一贯性的脉络，自然会赞赏张九龄敏锐的先见之明，但事情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究竟是安禄山的反心被张九龄察觉了出来，还是张九龄点醒了安禄山的反心，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唯一可以从中学习到的是，在读史的时候，知人论世其实不难，而能够容许多种可能性在我们头脑中并存而不轻易下结论，这才是最难也最审慎的。
史家还有知人论世、因人废言的传统。杨国忠和李林甫是天下大奸，他们的意见不该有什么分量，所以这二人哪怕预言安禄山会反，人们也只会认为他们无非是嫉妒安禄山的权势而已；而张九龄是干国忠臣，他预言安禄山会反，一定是出于公心与明察。
张九龄的确是干国忠臣，他的一生堪称正直的一生，也正因为这份正直，他自然会在与奸佞小人的斗争中落败。仕途上哪怕小小不言的职位都有无数人觊觎，更何况宰相的高位呢？人情世故如此，任何一个正人君子都注定无法久居高位，张九龄在相位争夺战中败给以奸险、善谀著称的李林甫，这虽然会勾起人们的愤懑不平，却完全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作为这一场权力斗争的当事人，张九龄当然也会有些愤懑不平。
幸而这世界上还有诗歌，只要你会写诗，你就掌握了排忧解闷的一剂良方。林语堂之所以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今天的读者往往会过于关注诗歌的审美价值。我们会说张九龄的诗比不过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这当然不错，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假如张九龄真的有李杜和小李杜的诗才，也没法儿或“不宜”写出与其诗才相称的诗歌。
原因只有一个：张九龄走的是最正统的文人入仕的道路，而在传统观念里，诗文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用以载道的东西，所以诗歌不仅要与正统的士大夫人格相称，还必须与写诗者的地位相称。
夸张一点来形容，我们可以说诗歌必须端着架子来写。宰相大人写诗，如果写成文青或愤青的腔调，那一定会滑天下之大稽，甚至被言官弹劾，还会传为后世笑柄。
所以最妥当的写法，是要以冲和雅正的风格写一点黄钟大吕的调调。
应制诗当然要作，那是皇帝交代下来的任务，当然，与其说那是文学任务，不如说那是政治任务。应制诗可发挥的余地太小，因为必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必须露一点谄媚的嘴脸，而一旦有了些许的谄媚，诗歌便无足观。
个人抒情的作品要慎之又慎，既要避免“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狂放不羁，又要避免“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的小儿女态。所以张九龄那首最有名的《望月怀远》，确实堪称士大夫个人抒情的典范之作——诗中的深情厚谊和文学手法都不逊色于文青和愤青诗人的真诚创作，读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降格或失态：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诗人在一个月色撩人的夜晚思念远方的故人，当他看到明月从海面升起的时候，想到远在天涯海角的人此刻应该也在望着这一轮同样的明月，同样升起对自己的思念吧。多情之人总会觉得夜晚过于漫长，因为思念的折磨使人久久无法入眠，而越是无眠，思念也就越发沉重。
月轮皎洁，清光宜人，所以熄掉蜡烛，全心全意地沉浸在这月色里吧；
披上衣服，走出寝室，感觉露水凝结时的清寒。想将这月光收藏起来，赠给远方的故人，手掌却握不住月光半缕；徒然叹息，还是勉强自己去睡好了，也许在这一晚的梦中就可以和故人团聚呢。
这首诗在今天看来像是在写男女之情，诗句里难道不是直接道出了“情人”和“相思”的字眼吗？其实古人的诗歌传统里，“情人”也好，“相思”也罢，应用面远比今天要广，在同性朋友之间也完全可以用得。
事实上，唐诗里大多数写到情人相思的诗篇所抒发的都是友情而非爱情。只不过当诗歌脱离作者，跨越时空，也就自然脱离了创作之时的具体语境，可以给读者无限丰富的遐想与感怀了。
若将这首诗当作一首情歌来看，我们会觉得它更加优美，更加迷人。
张九龄名字考张九龄，字子寿。“九”为数字之极，在古汉语里常常用作虚词，表示“极多”。
清代学者汪中写过一篇考据性的文章，叫作《释三九》，辨明“三”和“九”这两个数字常常都是虚指。比如“三思而行”是指行动之前多想想，“三省吾身”是指一天之中多次自我反省，同样道理，“虽九死其犹未悔”“九牛一毛”中的“九”都是形容极多。
“九龄”寓意长寿，配合“子寿”之字，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