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思想与《楚辞》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14 05:22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学术思想空前自由发达的时代,诸子百家,竞起争鸣。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融入自己的诗篇。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商颂·玄鸟》“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詹安泰说得好:“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绝缘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种思想都可能起相互关联的作用。”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思想与《楚辞》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儒家主张“君为臣纲”,认为一位国君的道德操守应该是臣下效法的榜样。国君只有学习尧、舜、文、武这样的有德先王,施政才会有成效。屈原继承了儒家这种思想,他的作品对于先王的称扬,重点就在于他们的德行: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只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王逸说:“耿,光也。介,大也。”又云:“殷汤、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贤。论议道德,无有过差,故能获夫神人之助,子孙蒙其福佑也。”光明正大、畏天敬贤,就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而图后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宪章祖述的圣王外,还有齐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体而言,屈原政治抱负的基础还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举例来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来,禅让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时代存在过,而尧舜禹的传说却无疑经过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战国后期,由于法家思想的盛行,人们逐渐怀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如《庄子·盗跖》云:“尧不慈,舜不孝。”《竹书纪年》则谓尧晚年德衰而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对于这些意见,屈原持反对的态度: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尧、舜圣贤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换言之,法家权谋是因时制宜、作为儒家德政之补充的一种举措。

春秋以来,随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宁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复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记·屈原列传》提到《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著录是“二十五篇”,但却未有详言这二十五篇的篇目。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为宋玉所作,《大招》则谓:“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又将《大招》的著作权归于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数。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对于屈原作品篇目的认知,每有争议。如周用认为《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各自应合成一篇,而焦竑认为《九辩》为屈原所作,陈深、黄文焕、林云铭认为二“招”皆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则有人怀疑《九章》中《橘颂》、《惜往日》、《悲回风》等作品乃后人伪造。不过,当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屈原手笔的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大招》。至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则争议较大。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而同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杂赋之属”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由于汉人辞、赋名称混用,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辞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收录的篇章看来,今日仍有作品流传的楚辞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九位。所选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仅涉及宋玉、景差、贾谊、淮南小山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