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词是花间词的延续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6-25 08:45

宋初词是花间词的延续

唐诗对于宋人来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唐五代词留给宋人的则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宋代词人大可在其中开疆扩境逞才献技,因此宋词比宋诗在艺术上更富于独创性,以致人们常把它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代表而与唐诗相提并论。

词兴起于唐代无疑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燕乐的发达有关。现已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最早产生于七世纪中叶,除极少数诗客的作品外,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来自民间的歌唱,词风一般都朴质明快,体式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较后来的《花间集》也要广泛得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唐诗人如戴叔伦、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等采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时,体式一色都止于小令,风格还带有民歌的活泼清新。晚唐创作的文人越来越多,他们运用这种体裁的技巧也更熟练,可惜随着词中辞藻愈来愈华丽香艳,它所反映的生活却愈来愈狭窄贫乏,词逐渐成了公子佳人和权贵显要们歌台舞榭的消闲品。在仕途上潦倒失意的温庭筠喜“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他是晚唐填词最多的作家,现存七十多首词的内容“类不出乎绮怨”(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丽密香软,稍后的花间词派尊他为鼻祖。与温齐名的韦庄所写的题材也不外乎男女艳情,只是词风上变温词的浓艳为疏淡。战乱频仍的五代,只有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燹之灾,宜于簸弄风月的小令便率先在这两个小朝廷繁荣起来。《花间集》中的词人除温、韦外多为蜀人。南唐最著名的词人是李煜,他的早期词风情旖旎、妩媚明丽,晚期词以白描的手法抒发亡国的深哀,对于词的题材和境界是一大突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冯延巳也是南唐的一位重要词人,其词洗温庭筠的严妆为淡妆。

宋初词是花间词的延续

宋初词基本也是花间词的延续:体式仍然以小令为主,题材不出于男欢女爱,词境只限于闺阁园亭,词风因而也婉约细腻。这时最可称述的词人是“二晏”和欧阳修。晏殊、欧阳修都受惠于冯延巳词,前者得冯词之俊,后者得冯词之深(见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前者词风温润秀雅,后者词风深婉沉着。晏几道的一生前荣后枯,常以哀丝豪竹抒其微痛纤悲,别具低徊蕴藉的艺术效果,其清词俊语更是独步一时。

小令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是一枝独秀。到北宋中叶,城市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日益丰富,浓缩含蓄的小令已不适于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铺叙展衍的慢词因而逐渐发展成熟。张先以小令笔法创作了近二十首慢词,明显带有由小令向慢词过渡的痕迹。词发展到柳永才气局一新,他的艳情词尽管时涉低俗,但热情地歌颂了下层人民真挚的爱情,特别是唱出了青楼妓女的心愿与辛酸;羁旅词抒发了词人对功名的厌倦和鄙弃,此外,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多彩多姿的都市风情画。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柳词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值得称道,他探索了慢词的铺叙和勾勒手法,使词在章法结构上“细密而妥溜”,更能表现复杂丰富的生活内容;他在翻新旧曲的同时,又自度了许多新曲,并且大胆地采用口语俗语入词,使词的语言“明白而家常”(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不过,柳词大部分仍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为勾栏瓦舍的歌妓立言,词还远没有摆脱“体卑”的地位,他只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并没有使词与诗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一重要变革要等到苏轼来完成。胡寅在《向芗林酒边集后序》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豪放词,也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并动摇了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使人们发现了曲子词的内在潜力。从此词人乐意用它来抒情言志写景状物,词成了一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新型诗体,“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给人“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但时人并不全按他指的路数填词,仍或遵循“花间”老路,或暗中去效仿柳永,连他的门人和友人秦观、贺铸的词风也仍以婉约为主,苏轼还戏谑地把秦观与柳永并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周邦彦是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有人甚至把他誉为“词中老杜”(见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他在柳永的基础上发展了慢词的铺叙技巧,常常打乱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变柳词的直笔为曲笔,深化了词在抒情叙事上的表现力;同时他使词的语言更加典雅浑成,词的音调更加优美和谐,因此成为“格律词派”的开创者。李清照为两宋之际最杰出的女词人,她将“寻常语度入音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将口语俗语和书面语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话,创造了后来词人广泛仿效的“易安体”。

宋初词是花间词的延续

南宋前期,爱国主义成为词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题,辛弃疾就是爱国词人的代表。他梦寐以求的就是抗金复国,正是在这一点上辛词凝集着全民族的意志。他从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而“以文为词”,以其纵横驰骋的才情和雄肆畅达的笔调,在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疆域,使其题材更为广阔丰富,意境更为雄豪恢张,想象更为奇幻突兀,手法更为灵活多样。就其词风的相近而言,虽然“苏、辛并称”,但整体成就上“辛实胜苏”(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清人周济认为辛弃疾“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介存斋论词杂著》)。当时和后来在思想情感和词的风格上受他影响者不少,并形成了辛派词人。

其中与辛同时的有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宋末有刘克庄、戴复古、文天祥、刘辰翁等,他们都喜欢选用长调来抒写磊落悲壮之情,来创造雄奇阔大之境,只是有时失之直露叫嚣。

南宋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相对平静的局面,格律派词人远绍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词人那种慷慨悲愤的激情逐渐冷却,词中的情感和语言都归于“醇雅”,律吕字声进一步严格规范。姜夔一反婉约派的柔媚软滑,笔致清空峭拔。吴文英与姜夔并肩而词风与姜相反:姜词清空疏宕,吴词质实丽密。史达祖、王沂孙多以赋物寓兴亡之感,周密、张炎有时直抒家国之哀,情调一色的凄凉悲切,语言无不精致典雅。

宋初词是花间词的延续

宋代词人有的严于诗、词之别,恪守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与曲调要宫商相协;有的则借鉴邻近文体的表现方法,甚至“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填词时并不“醉心于音律”(王灼《碧鸡漫志》)。这种对词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各自词风的差异,前者词风多婉约,后者词风多豪放。张綖在《诗余图谱》中指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把词人都归类于两大派虽然不十分恰当,但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两派的分流始于柳永、苏轼登上词坛以后,苏轼之前并没有豪放与婉约之分。划分豪放与婉约的关键是曲调和词风,十七八岁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其情调风格自不同于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续录》),显然一偏于柔婉一偏于豪放。当然,这仅是从其大略而言,至于每一个词人,婉约而偶涉粗犷者有之,豪放者常近婉约更为多见。落实到每一首词情况还要复杂,许多词兼有英雄之气与儿女之情。豪放与婉约之分切忌过于拘泥。

词的发展经唐五代至北宋而南宋,词体的兴盛也由小令到中调而至慢词,它终于从小溪曲涧汇成了泱漭巨流,从诗的旁支别流进而与诗齐驱并驾。唐宋诗词同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璀璨夺目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