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原文句解题解赏析-韩愈作品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2-22 06:36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原文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韩愈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句解

荆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

“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相传黄帝铸鼎于此,亦名覆釜山;“华山”,在今陕西华阴。潼关在荆山和华山之间。唐军已经离开荆山,向华山方向进发。“四扇开”,形容潼关的大门已经全部打开,欢迎凯旋的军队。这两句节奏铿锵有力,节奏明快,读来颇有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音韵节律之美。诗人用快笔酣畅淋漓抒发出胜利的兴奋和喜悦。

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

“辞”,推辞。华州距离潼关还有一百多里。诗人以诙谐的口气说希望张贾不要嫌远,前来迎接裴度率领的唐军。“相公”,对宰相的俗称,指平淮大军的统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军节度使裴度,同平章事的职权相当于宰相;“亲破”,一作“新破”;“蔡州”,今河南汝阳。当时在裴度的支持下,名将李愬轻松攻下蔡州,生擒叛军首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愬雪夜袭蔡州”。淮西平定后,唐军士气高涨,各地藩镇为之震撼,纷纷归顺朝廷。淮西平乱在中唐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淮西之战以前,唐军在平定藩镇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此次胜利使得朝野上下大为鼓舞,唐王朝重新取得表面上的统一。韩愈在诗中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之情是可以理解的。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原文句解题解赏析-韩愈作品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解赏析

【题解】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冬。这一年七月,诗人参加了平定地方叛乱的“淮西之役”。冬,诗人随大获全胜的唐军班师回京。“次”,途中停留驻扎。这首诗是诗人到达潼关之后写的。张十二阁老使君,指张贾,时任华州刺史,故称使君。张贾曾在门下省做过给事中,当时习惯将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称为“阁老”。潼关在陕西东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军平淮告捷,凯旋回京,先驻扎在潼关,即将到达华州。韩愈以行军司马的身份写成此诗,由快马送交张贾,通知他准备犒军,所以诗题中有“先寄”二字。可以看出诗人的心情极佳,整首诗风格明快,音节圆熟流转。

【赏析】

在国政晦暗不明之际,平叛战事突然取得重大胜利,这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曾经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述。通过快节奏的咏叹,诗人激扬的情绪犹如黄河之水,奔泻而出。韩愈在这首诗中也同样流露出不可遏抑的欣喜之情。一般来说,七言绝句如果用阳刚之笔,很难写出韵味来,但此诗运用刚劲之笔,却写得极为成功。在诗人的心目中,连自然山川都变得富有人性。荆山、华山好像在大军回归的路途上等待凯旋的队伍,古老的潼关关门大开,生动地描绘出迎接的热闹景象。诗人迫不及待地要将好消息告诉远在华州的张贾。他是如此兴奋,以至于开始揣度张贾的想法:会不会嫌太远而不肯出迎呢?不过,就算张贾有这样的想法,也应该会迅速改变的。因为这次不比寻常,是宰相裴度亲率大军平定淮西兵变回来了。在这种假设——推想——代答的过程中,诗人的激动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言为心声,唯其有真情实感,才能写出这样情绪明朗欢快而又用意婉曲的诗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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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名片】

韩愈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自言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因此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生在一个庶族官僚世家。祖父曾任桂州长史,父亲韩仲卿则为一个小官僚,当过武昌县令,为政清廉。韩仲卿和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人有往来,他去世后,李白撰写《武昌宰韩君去思碑》一文称赞他的为人和政绩。韩仲卿在武昌为官时,“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见”,可见他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官吏。韩愈的三个叔父都是小官僚,其中三叔韩云卿颇负文名,“文辞独行朝中”,是撰写碑版之文的名家。韩愈三岁而孤,父亲去世后由长兄韩会和嫂郑氏抚育成人。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主张文章著述要发挥教化的功能,阐扬儒家之道,反对魏晋以来“浮诞僻放”的骈文。这样一个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家庭家族,对韩愈日后的生活道路、思想学术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受朝中党争牵涉,被贬官至岭南韶州。两年后韩会病逝,当时韩愈年仅十三岁。孤儿寡嫂境遇凄惨,“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韩愈一家人从岭南跋山涉水回到家乡,后来为躲避战乱,韩愈又随郑氏来到江南宣城,直至他十九岁到长安应试。虽出身于官宦之家,韩愈青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他说自己年及二十之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出于改变现状、报亲荣家的想法,韩愈走上科考仕进之路。

韩愈早熟且聪慧,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而能文。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已经饱读诗书,胸怀壮志。他辞别家人,前往长安应试。自十九岁至二十四岁的六年间,韩愈共参加了三次进士科考,三次都败下阵来。长安米贵,居之不易。他在长安的生活陷入窘境,“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过着几乎乞讨一般的生活。韩愈在这期间做出惊人之举,力求把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当时尚属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窘迫无奈之际,想起堂兄曾经和当朝大将军北平王马燧有些交情。于是,韩愈趁着马燧出行,在长安道上拦马拜见马燧,请求帮助。马燧被眼前这位举止文雅、谈吐不俗的“故人稚弟”打动,就将他带回府中。因顾念悯惜韩愈的寒饥,马燧赐予衣食,让他与子弟一起交游,共同读书。

韩愈才学虽高,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若无人推荐,想在科场中胜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为争取功名,他也曾在长安城内外奔走干谒于达官贵人之间。可惜他年纪太轻,更没有显赫的家族声势,基本没有什么积极的回应。在此期间,韩愈结识了一些来京应举的青年才俊。他们一起读书论文,谈心说道,这种情谊成为他寂寞生活中的一种慰藉。后来他在《马说》一文中感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未尝不是对青年时期艰难岁月的深沉省思。

韩愈以诗文求见当时文名赫赫的梁肃,从而迎来科考路上的重大转折。梁肃欣赏韩愈的才华学识,勉励他积极应试。在进入长安的第七年,也就是贞元八年(792),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这次考试由陆贽任主考,梁肃等为佐。韩愈以真才实学博得众人的青睐,最终以第十三名登科及第。

考中进士无疑是一个良好开端,是韩愈生活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按唐时制度,中进士之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需要吏部的再次考试遴选。可是韩愈连考两次,均未中选。他多次上书当朝宰辅,希求仕进。在《三上宰相书》一文中,他希望谋得一官半职,以实现匡时救世的政治理想。但令人失望的是,这种请求没有任何回音。求官没有结果,他也不能再在京城等待下去了。贞元十一年(795),韩愈满怀惆怅离开长安,另寻出路,开始了地方佐吏的官场生涯。

贞元十三年(797),韩愈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里得到一个职位,头衔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实职为观察推官。他当然不满意这一职务和差事,但为一家生计,也只好暂时隐忍其间。在汴州枯燥无聊的生活中,韩愈也别有收获。他和侄子韩老成,朋友李翱、张籍等人切磋诗文,谈论思想抱负,为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贞元十五年(799),董晋死去,韩愈辗转到徐州宁武军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任职。这一时期,他的头衔是试太常寺协律郎,职务是节度推官。毫无起色的官场生活让韩愈感到苦闷。史书记载,韩愈这时期“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张建封赏识韩愈的才学,待他不薄,所以虽然厌倦琐碎无聊的官场事务,韩愈还是没有选择离开。这一年冬天,韩愈受张建封委派,到京城向朝廷祝贺新年。在京期间,他郁郁无所得,又目睹王公贵族的漠然态度,心情黯然地回到彭城(徐州),并创作出名篇《归彭城》。他空有一腔忧国报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只是过着一种“累累随行,役役逐队”的幕僚生活,内心无比苦闷。正如他在《从仕》诗中所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韩愈始终觉得幕府生活不适合自己,常怀失落之感。后来他还是毅然离开张建封幕府,迁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通过吏部诠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从此进入长安官场,开始了沉浮不定的官宦生涯。这时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文名。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他开始积极提倡古文写作,主张文章撰述要根植于儒家六艺,阐扬孔孟道统。这一时期,他的文论名篇《答李翱书》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贞元十九年,韩愈迁升为监察御史,官职虽然不算高,却拥有一定的实权,负责谏正皇帝,弹劾百官。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同任监察御史,交谊甚深。

韩愈不但善于撰写诗文,而且体恤民情,忠于职守,是个直言敢谏的诤臣。就在任监察御史的当年,他即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得罪权臣李实,极论宫市又遭到宦官忌恨,由此受到打击陷害,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今广东阳山)令。这次政治挫折让韩愈心情非常抑闷。太监催逼他立即上路,连探视卧病在床的小女儿也不允许。韩愈在赴广东的途中以及到阳山之后,写下《湘中》、《答张十一》等诗歌作品,倾吐内心伤感惆怅的情绪。任职阳山期间,韩愈勤政爱民,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据史书记载,他“有爱在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可见其品性的高洁。韩愈在荒僻的环境中仍坚持读书为学,结交友朋,传道授业,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求乐趣。

贞元二十一年(805)春,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登基,是为唐顺宗。不久顺宗因病退位,太子李纯受禅继位,是为唐宪宗。宪宗登基伊始,罢免王叔文集团,并大赦天下。这年夏天,韩愈接到赦令,离开阳山赶到湖南郴州待命。他本希望重新回到长安,但因为当时地方官吏的阻挠,致使韩愈在郴州等待数月。后来,他被分派到湖北江陵担任法曹参军的职务。经过长时间的焦急等待,却是这样的结局,韩愈的失望愤懑之情可想而知。“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他甚至想到了挂冠而去,归耕田园。

好在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元和元年(806),韩愈调回长安,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元和二年,韩愈又前往东都洛阳。他在这里结交朋友,接纳门生弟子,如李渤、温造、卢仝、樊宗师、贾岛等。他们在一起谈文论艺,相互切磋,促使古文运动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柳宗元、刘禹锡虽贬官远徙,但他们之间时有书信往来,彼此配合,这也促进了当时诗文创作活动的发展和繁荣。这期间,韩愈又先后任都官员外郎、河南令等职。

元和六年(811),韩愈升职方员外郎,回长安。此后一段时间,他一直担任闲职,过着稍显轻松的生活。元和十一年迁升中书舍人,掌诏令起草。唐宪宗立志解决藩镇割据的痼弊,韩愈也主张对叛乱的军队用兵。第二年,他以行军司马的身份辅佐宰相裴度,参与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叛乱的战役,出了一些参谋策划之力。回京后,韩愈升为刑部侍郎。平定淮西之役获胜,唐宪宗十分得意,要刻石纪功。韩愈撰成《平淮西碑》,既有《尚书》的古朴,又有《诗经》的典雅,水平颇高。但现实利益的冲突,却让它不入一部分人的眼。由于碑文对裴度多有赞颂之辞,而没有突出一些其他参战将领的功勋,这在朝野引发很大的争议。宪宗命人把刻好的韩愈所撰碑文磨掉,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韩愈自言“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以孔子、周公为楷模,以儒家的思想学说为信仰。他一生排斥佛、道两教,这一心志在晚年更加坚笃。他写有《华山女》一诗,揭露和讽刺道教的虚妄、丑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从长安西的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回长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佛教崇拜的狂热浪潮。韩愈不顾风险,上《论佛骨表》批评宪宗迎佛骨的举动。宪宗览奏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求情相救,韩愈才被流放至岭南当潮州刺史,在政治上遭受严重挫折。韩愈此时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翁,对岭南的偏僻、荒芜和瘴疠早有领教,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活着回到长安。

在远离朝阙的时间内,韩愈关心民生疾苦,革除劣俗,整饬吏治,积极兴起当地的文化事业,捐俸助学,颇有政声。潮州当时鳄鱼很多,吞食畜禽,成为当地一害。韩愈撰《祭鳄鱼文》,把鳄鱼责骂一通,表示要赶走它们。这篇文章文采焕然,声情并茂,在当时流传很广。韩愈还向宪宗上书,缓和自己在佛骨问题上的立场,称颂当朝,并提到潮州的艰苦生活。这终于打动了宪宗皇帝,韩愈很快转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不久宪宗去世,穆宗继位,韩愈在这一年的九月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后又任兵部侍郎,掌管武官选授及军备、军械等事物。韩愈不辱使命,成功地为朝廷宣抚平息发生在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叛乱,因此而转任吏部侍郎。穆宗长庆三年(823),韩愈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获得较高政治地位。

韩愈在任上以威严著称,在他任职期间,京师一地的治安状况非常好。即便发生旱灾,商人们也不敢任意提高米价。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死,敬宗继位。六月,韩愈因病迁到长安城南乡下休养。这一年秋冬时节,他病情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感叹“富贵自絷拘,贫贱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镳”,表明富贵时生活拘束,贫贱时困苦煎熬,荣辱都已尝遍,现在到了解脱的时候。十二月,韩愈在长安城家中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死后,朝廷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谥“文”。他的门生搜集遗文,编成《昌黎先生集》。

韩愈一生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性格中有木讷刚直的一面,力辩是非,坚持自己的信念,昂然不肯少屈。步入官场后,他在一次次的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多次以直谏而得罪朝廷。但他又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和历史上的其他直臣、谏臣相比,还算是幸运多了。苏轼称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一评价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韩愈既是后世景仰的国之栋梁,力排众议的思想家,又是一代文坛宗师。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他有着崇高的地位。

中唐时期,唐王朝的统治已渐渐显出颓势。军事上,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思想上,自庙堂至民间普遍崇敬佛老之学,儒家学说日渐式微;文学上,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笼罩文坛,文士往往追求文辞形式的华美,而忽略思想内容的醇正。韩愈作为正统的儒家之士,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深感忧虑。他早年即熟读儒家经典,立志以弘扬儒家圣道为己任,立志以一己之力去扶树儒家正道,“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韩愈把儒家思想学说和当代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并以人们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撰述有所谓“五原”,即《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系统地阐发他的思想理论。《原道》站在“道统”的高度论述了儒家之道,并从人道、人文、人伦和人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儒家之道。韩愈把儒家学说从章句训诂的风气中解放出来,赋以全新的理念和内涵。他虽然没有建立起新的儒学学派,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的学说是宋代儒学全面复兴的先声。

韩愈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成功地领导了文体的复古和变革,被后人视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把文章写得像律诗一样精工。韩愈等人提倡“古文”,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力求恢复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他推原儒家思想,为古文在唐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并在学理上进行疏通和阐释。韩愈自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主张文道合一,把对古文的喜好和弘扬儒道的信念结合起来。韩门弟子中的李翱和皇甫湜等人,或学韩愈的平易通畅,或学韩愈的奇诡宏伟,都成为著名的古文家。在韩愈的影响带动下,一大批士子纷纷从事古文的撰述创作,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

但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其实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儒家学说。他曾作诗说“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自比为楚狂人,这和拘束于礼法的醇儒形象相去甚远。在韩愈现存的诗文作品中,《原道》、《师说》、《进学解》等议论文虽然结构严谨,立论高远,却绝非韩愈集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韩愈的记叙文重视文学形象的鲜明和完整,笔触所至往往使物态活灵活现。《毛颖传》等作品寓庄于谐,趣味横生,极富文学意味。

韩愈非常重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社会遭际和情感特征。他在写给好友孟郊的临别赠序中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主张:“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他认为,文学的创作主体应有一种内在的“气”和“力”,“气”、“力”充足了之后便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此即所谓“气盛言宜”的主张。韩愈认为好的诗文应该是发于心而形于言的,他的作品大都饱含澎湃激荡的情感力量,具有内在的感染力。例如《哀十二郎文》,通过琐琐家常的诉说,融注了恳挚的骨肉之情和宦海沉浮的人生感喟,让人读来觉得字字句句都凄楚动人。

韩愈非常注重文学语言和文辞形式的艺术性。他一再表明“好辞”是为了更好地弘道,但事实上作为文学之士,他还是把精力更多地投向艺术的雕琢、锤炼等方面。韩愈主张务去陈言,要求语言新颖,词必己出,具有独创性;同时又不违背语言文辞的规律和文学风格的要求,做到妥帖和流畅。韩愈还大胆地引用当时的口语,打破骈文整齐的句式,引进长短不一的散句,这使得他的文章读来新奇生动,别开生面。后人评价韩愈的散文风格“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同时,韩愈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他的作品虽有跌宕之致,但在起承转合上往往宛若天成。

韩愈在诗歌创作方面亦能别出手眼,另创新局。中唐时期的诗坛,最流行的是大历十才子的诗作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他们或偏重形式,或者追求浅切近人的诗风,这和诗歌的盛唐气象相比,显得格局狭仄,气势卑弱。韩愈对前人和同时期诗人的创作持有包容和鼓励的态度。他赞扬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对不合主流的诗人如孟郊、贾岛等也大力奖掖。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则力求创新,采用诸多手法,形成“以文为诗”的艺术风格,在语言风格上有散文化的倾向。

韩愈把散文笔法引入诗歌创作中,这使得他的诗作呈现出一种新奇独特的风貌。具体而言,韩愈常用赋体的方法做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有时在造句上却又有意使用平直浅白的表达方式,如《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有“我齿落且尽,君须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读来如家常语。但另一方面,他用字又特别讲究生动凝练,甚至喜好运用一些生僻孤冷的字眼,这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有跌宕蜿蜒的审美特点,前人称之为“奇崛”。他有时会打破诗歌整齐划一的句式,把长短不一的句子置于同一诗作中,加强了诗歌纵横捭阖的气势,开阔了作品的格局。韩愈的诗歌多有清晰的理路和脉络,开头结尾、转折回旋往往匠心独运,技巧圆熟,让人浑然不觉。韩愈在中唐诗坛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极大丰富了诗歌创作的经验,为中国古体诗歌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和形式。当然,他以文为诗,把议论、说理和论述的手法引入到诗歌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和艺术美感。

韩愈在诗文领域的创造性,多少也因为他具有一种天生的雄强豪放的资质。追求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是韩愈性格中不可遏抑的内在冲动。他自言年少之时就“尚奇伟”,“搜奇日有富”。他的审美情趣不可能象韦应物那样淡泊平和,而时时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特征。韩愈的胸襟气度超脱不凡,提倡“养气”说,主张作者提高自我修养,增添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大丈夫气概。由此发而为诗,出而为文,自然气豪势猛,声宏调激,意象新奇,气脉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审美感受。这其实已突破儒家中庸的审美准则。

韩愈的诗风朝怪奇方向上发展,大致始于德宗贞元中后期,并在元和中期定型。韩诗的代表作大都极尽铺张之能事,带有狠、重、奇、险的特点,有雄大的气势和怪奇的意象。他的诗作有时甚至有意以“丑”为美,着力去表现那些可怕可憎的艺术形象。当然,韩愈的作品中也不乏自然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作,如《晚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等。另外,韩愈诗歌作品中也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得失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等,这些作品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纵观韩愈的一生,经历坎坷,思想深刻而复杂,文学创作数量丰富,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他的诗现存三百余首,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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