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原文
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注释】
1、关东：指函谷关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领。初平元年（190）春关东州郡起兵讨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
2、盟津：地名，就是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和诸侯在此地会盟。咸阳：地名，秦的都城，在今陕西咸阳东。以上二句是说本来期望团结群雄，像周武王会合诸侯。吊民伐罪，初心是要直捣洛阳，像刘邦、项籍之攻入咸阳。两句都是用典，非实叙。下文所叙是违反本来目的的事实。
3、齐：一致。当时诸将各怀观望，力量不能合一。
4、嗣还：言其后不久。还，读为“旋”。自相戕：指讨卓诸将互相兼并。
5、袁术（袁绍的从弟）改九江为淮南，设置寿春（今安徽寿县）。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于寿春。
6、玺：天子所用的印。初平二年（191）袁绍谋立刘虞为天子，刻作金印。
7、铠：甲。“铠甲生虮虱”以下四句是说连年征战，将士长久不得解甲，百姓死亡惨重。
蒿里行赏析
《蒿里行》是挽歌，属《相和歌·相和曲》，古辞现存，言人死魂魄归于蒿里（即死人的居里）。曹操此作是以古题写时事，叙汉末讨伐董卓的群雄互争权利，造成丧乱，是当时的实录。
《蒿里行》本是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相和曲。曹操写乐府诗，不像当时有些文人，亦步亦趋地写什么拟古乐府，而是大胆创新，用古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了诗歌的新领域和新形式。这是曹操在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贡献。
曹操用《蒿里行》写时事，并非与原题的内容毫无瓜葛。《蒿里》和《薤露》原先是汉朝人送葬时唱的挽歌。《薤露》是哀挽王公贵人的，《蒿里》是哀挽士大夫庶人的。曹操的《薤露行》，写董卓之乱，哀伤汉室倾覆，宗庙燔丧，与原题的哀挽王公贵人意近；《蒿里行》哀伤军阀混战造成的万姓死亡，与原题的哀挽士大夫庶人也不无关联。《蒿里行》和《薤露行》是曹操诗歌中被称为“汉末实录”的名篇，是曹操乐府诗中的双璧。特别是《蒿里行》，无论从概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还是从表达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来说，都是经百代而不衰的杰作。
《蒿里行》的主旨是哀伤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全诗十六句，分两部分。前十句概述群雄混战的发端和经过，后六句具体描述混战造成的深重灾难。
“关东”二句。“关东”，指函谷关以东。“义士”，指兴兵讨伐董卓的各州郡首领。“群凶”，指董卓及其党羽。关东诸侯，以“义”兴兵，以“义”聚合，处处打着“义”的旗号。诗中称他们为“义士”，恰与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所作所为的“不义”形成鲜明对照。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各州郡十多路诸侯，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蒿里行》就从这个历史事件写起。
“初期”二句，用武王伐纣和刘、项灭秦的故事，比拟联军初起之时的强大声势。“盟津”，即古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周武王曾在此会合八百诸侯，诗人隐以相比。“乃心”，他们的心。《尚书·康王之诰》：“虽尔身在外，乃心无不在王室。”后来人们称为国尽忠为“乃心王室”。“咸阳”，秦的都城，这里暗指董卓驻地汉都洛阳。楚怀王与诸将相约：“先入关者王之。”结果刘邦先进关中，入咸阳，推翻秦二世。当时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自己留驻洛阳以抗拒关东诸侯。诗人暗喻关东诸侯将像刘邦攻入咸阳一样，直捣洛阳，恢复汉朝，尽忠王室。诗人连用两个典故，并非为了炫耀博学，而是着眼诗歌意境的创造。这两个历史故事，触发了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而扩大了诗的内涵，丰富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形象性。
起首这四句，极力铺写关东联军初起时的浩大声势，用欲抑先扬的手法，为后面的失败和内讧设下伏笔。
“军合”二句，急转直下，大开大合，写袁绍等人虽然组成联军，布下阵势，但他们外惧董卓，内怀异心，踌躇不前，观望徘徊。“雁行”，指雁群排成固定队形，无一率先飞行，用以形容诸军列阵观望犹豫的样子。曹操当年见袁绍等不敢进军，坐失战机，便毅然率领自己的兵马西进，可惜寡不敌众，打了败仗，人马俱伤，只身逃回。曹操回到十多万联军的驻地酸枣，看到诸将领“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非常愤怒，便责备他们：“今兵以义动，持疑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军合”二句，用诗的语言，概括了这一历史事实。“踌躇”“雁行”等词，曲尽联军狐疑不决、畏惧不前的丑态，也生动地传达了曹操当年焦灼愤懑的心情。
“势利”二句，接叙讨董战争失败后群雄混战的局面。诗人深刻地揭露了群雄混战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权势和利益。“嗣还”，随即的意思。“自相戕”，指讨董失败后，刘岱、乔瑁、公孙瓒、袁绍、韩馥之间，互相攻袭，混战不已。“势利使人争”，是诗人在叙事中插入的议论。虽然是抽象的语言，但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灌注着对群雄的鄙视和怨忿之情的诗句；它也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对叙事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对诗歌意境的提高和升华。这样的说理，就不是“理障”而是“理趣”。用在关键处，片言居要，成为全篇的警策。
“淮南”二句，叙述袁绍刻玺和袁术称帝。群雄之中，袁绍和他从弟袁术的势力都是很强大的，袁绍且是讨董联军的盟主。建安二年（197），袁术在寿春称帝，自号“仲家”。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从缴获物中发现，早在初平二年（191），袁绍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时，已经私刻金玺。这两句与首四句相呼应，说明这些“义士”的“讨群凶”“会盟津”、勤王尽忠，都不是他们的本心，一旦羽翼丰满，就要鲸吞天下。
以上为叙事。这是一首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它的叙事，是为了抒情，因而作者不必对事件的细节进行描写和铺叙，也不必刻画人物性格，而是对事件的轮廓和经过，加以概括地叙述。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写到建安二年（197），历时七年，只用了十句。重点是写讨董战争的失败，用了六句。因为，在曹操看来，讨董战争是汉末局势的关键，如果关东诸军齐心协力，共讨董卓，“一战而天下定矣”，就可以避免这一场灾难。
“铠甲”四句，正面描写长期战乱带来的惨祸。头两句写将士，后两句写百姓。为了表现将士征战之苦，诗人选择了“铠甲生虮虱”这一典型细节，形象地表现了将士们人不卸甲、马不解鞍，东奔西突，疲于杀伐的痛苦生活。在如此频繁的战斗中，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不仅直接参战的人大量死亡，即使远离战场的百姓，也很难保全性命。伴随战争而来的是烧杀抢掠，田园荒芜，瘟疫流行，人口锐减。诗人以雄劲的笔力，勾勒了这一凄惨景象：先死者还有人掩埋，后死者连掩埋的人也没有了，任其弃尸原野，听凭豺狼啖食，到处是累累白骨。人们走上百里千里，渺无人迹，连一声鸡鸣也听不到。诗人没有详尽地罗列战争带来的种种惨祸，而是选择了“白骨露于野”和“千里无鸡鸣”这两个最突出、最典型、最触目惊心的细节，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描绘了一幅凄惨的景象，从而大幅度地概括了那个悲惨时代的社会生活。这样的描写，构成了苍莽、雄阔、浩瀚的境界，给人以壮美的审美情趣。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此四句说：“极写乱伤之惨，而诗则真朴、雄阔、远大。”这个评语是相当准确的。
“生民”二句，以发自肺腑的慨叹作结，催人泪下，发人深思。这个结语，是从前面的画面中自然引出的，是诗人同情人民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写到这里，诗人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渴望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的心情，已昭然若揭。我们通过诗人的慨叹，十分清楚地感受到他那副火热的心肠。谭元春评此二句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卷七）这可视为知音之论。
《蒿里行》在构思上的特点是：从叙写事件来说，前半写原因，后半写结果，以事件发展的因果联系为线索，逐层推进，步步深入；从社会生活画面的描写来说，前半是历史事件的纵剖面，后半是社会生活的横断面；从诗人感情发展的脉络来说，前半主以抒愤，后半主以述悲，悲愤之情，互相渗透，互相激发。
这首诗意境雄阔，感情悲凉，语言质朴，笔力遒劲。诗人戎马倥偬，横槊赋诗，具有吞吐宇宙的气概和挥斥风雷的胸怀。他善于居高临下，抓住事物的大关目，从大处着眼，以极其显豁的笔墨勾勒出雄阔的画面。《文心雕龙》说建安诗歌的特点是“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用这几句话评曹操的诗，尤为恰切。诗人身经丧乱，目睹国家残破，民生涂炭，忧国忧民，发而为诗，便多悲凉之句。但他有抱负、有理想，对前途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因而他的诗悲凉而慷慨，没有颓丧、失望、悲观的情调。曹操继承了汉乐府质朴通俗的传统，用朴素、质直的语言写诗。他的语言是经过锤炼的，直而不野，浅而不俗，于平凡处见功夫，这是艺术上臻于成熟的表现。
（寇效信）
【诗人名片】
魏武帝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灵帝时曾因“能明古学”被任为议郎。汉献帝（刘协）初参加讨董卓。建安元年（196）迎献帝迁都许昌，受封大将军及丞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在政治措施和文学倾向上都表现为一个反对两汉传统（也就是反正统）的人物。他用人强调“唯才是举”，打破家世门第的限制。在他周围集中了许多人才，其中包括文学之士。他自己雅爱诗章，好作乐府歌辞，今存二十一篇。曹操的诗能摆脱古典的束缚而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往往慷慨悲凉，反映着那个丧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