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翻译赏析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1) ，有同州下邦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2) ，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3) 。
臣闻礼之大本(4) ，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5)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6) ，兹谓滥(7) ，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8) ，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9) ，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10)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11) ，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12) 。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13) ，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4) ，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15) ，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义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16)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17) ，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18) ，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理，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19) ，附于令(20) 。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
【注释】
(1)伏见：看到。伏，和下文“窃”一样，是旧时下对上用来表示敬意的。天后：指武则天。
(2)编之于令：把处置这案件的办法编为法令。
(3)窃独过之：个人意见认为陈子昂的建议是错误的。
(4)大本：根本作用。
(5)凡为治者杀无赦：凡是治理人民的官吏，无故杀人也不可赦免。
(6)诛其可旌：杀死那可以表扬的。
(7)兹谓滥：这叫做滥杀。
(8)趋义者：寻求正义的人。
(9)穷理：据理。
(10)刺谳（yàn）：审讯议罪。
(11)原：推究。端：原因。
(12)判然离矣：明显地区别开了。
(13)枕戈：连睡觉时也头枕着兵器。
(14)介然：坚贞。自克：下定决心。
(15)正邦典：正国法。
(16)调人：周朝官名。
(17)推刃：往来相杀。
(18)爱死：怕死。爱：吝惜。
(19)请下臣议：请求发下我这篇驳议。
(20)附于令：附在法令之后。
【译文】
臣敬闻在武后时，同州下邦有一个叫徐元庆的人，其父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害。后来徐元庆为报父仇，亲手杀死了仇人赵师韫，到官府自首认罪。当时的谏官右拾遗陈子昂向武后建议，一面将徐元庆定罪斩首，一面旌表其门里以表彰孝道。并且请求将此事“编入法令之中，永远为国家的典章”。臣私下认为陈子昂的主意是错误的。
臣听说礼的宗旨大意，本是为了防止为祸作乱的。如果说，不能叫杀人者呈现其残虐，儿子不应报仇的，为报仇杀人就不能赦免。刑法的宗旨大意，也是为了防止祸乱的。如果说，不能叫杀人者呈现他的残虐，凡当政为官吏的人，不应当杀人，杀了人也不能赦免。礼和刑两者的根本原是相合的，其使用的方法是相异的。旌表和诛杀是不能并行的。如果诛杀可以旌表的人，就是滥杀，用刑过分了；如果旌表可以诛杀的人，就是差失，破坏礼法过分了。要是真的那样告示天下，传到了后代，趋于礼义的人不知道何去何从，违害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作为如何。用这个作为典章，是可以吗？
大概圣人订立制度的时候，深入研究义理来定出赏罚，推断实际情况而做出公正褒贬，不过是为了统一罢了。假如要刺探它的真伪，考证它的曲直，推论它的开始，穷究其原因，那么用刑遵礼的区别，就是很明白的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元庆的父亲不违犯法律而获罪，师韫却将他诛杀，那是为了私人的怨恨。师韫奋起了县官的气势，虐待无罪之人。州官不知道将他加罪，刑官也不知道去加问审讯。上下左右，蒙蔽不清。无辜黎民的叫喊呼号，没有人能够听见。而元庆因将不共戴天的父仇未报作为奇耻大辱，枕戈待旦以为符合礼，处心积虑，拿着刀去刺入仇人的胸腹，坚贞又能下定决心，就是死了也不感到遗憾，是遵守礼法而行孝义。执政的人应该感到惭愧，对他表示感谢还来不及，又为什么将他诛杀呢？
如果元庆的父亲犯法有罪，师韫将他定罪诛杀，是根据法律办事。这不是死在县官手中，而是死于法律。法律是可以仇视的么？仇视天子治国的法律，而杀死执行法律的官吏，这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将这样的人捉拿诛杀，明正国家的典章制度，又有什么可以旌表的呢？
而且发议论说：“人必然有儿子，儿子必然有父母亲，相亲的互相报仇，这样的乱子怎么救助呢？”这是过分地迷惑在礼法上了！礼法上所谓的仇敌，大概他们的冤仇难解，沉痛难伸，呼号无应，求告无门。不说犯法抵罪，陷于诛杀死罪；反倒说“他杀了人，我去杀他”，不论是非曲直。这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罢了，他的离经叛道，违背圣人的意愿，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设置了“‘调人’的官员，处理万民的冤仇之事。”“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理的，教他不要报仇，如果报仇，就犯了死罪。”“有反而杀人的，全国都把他看做仇敌。”又怎能容忍亲亲相仇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犯死罪却被人杀死，儿子可以报仇；父亲犯有死罪被人杀死，儿子前去报仇，这是相杀之理，但是杀仇人不能又去杀他的儿子。”现在如依此来论断师韫、元庆的相杀，就合乎礼法了。且说那不忘报仇的，这是孝道；不惜一死，这是义啊。元庆如能不越过礼法，服从孝道死于礼义，他就是达理闻道的人。凡是达理闻道的人，怎能将王法视为仇敌呢？议论这事的人反而将元庆诛杀，这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不能依此为典章，是很明白的了。
请颁布下臣这个议论并附于有关法令，以后如有断类似狱讼的，就不应该照以前的议理办事。臣恭敬地建议。
【评析】
本文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作的。徐元庆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自首。对此，陈子昂认为杀人犯法、应判死罪，而为父报仇又合乎礼义、又应予表彰。柳宗元认为这种观点赏罚不明，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为父报仇合于礼义和法律。此文强调了封建礼义和法律的一致性，在吏治腐败的封建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