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作品原文
相州昼锦堂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相州昼锦堂记作品赏析
韩琦，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韩琦因病自请由并州武康军节度使改知相州，就任之后，在州署的后园中建了一座“昼锦堂”。这篇文章的开头即就堂名生发。《汉书·项籍传》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反之，富贵归故乡，那就犹如衣锦昼行，其富贵荣华人人可见，世人亦皆以此为荣；而且，这一观念还是古今不变的，苏秦、朱买臣的经历便是人们熟知的故事。那么，怎么会形成这种风气和观念的呢？作者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士”的境遇和表现的不同——“穷”则“困厄闾里”，“达”则“高车驷马”，衣锦昼行，唯恐亲朋故旧不知。另一方面就是世俗态度的变化——视其“穷”，“皆得易而侮之”；见其“达”，则“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一穷一达，一倨一卑，两两相形，便自然地渲染出落魄之悲，得志之快，所以苏秦大为感叹：“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照此看来，韩琦如今归乡为官，并建“昼锦堂”，显然也有炫耀富贵之意了？不，“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至于为什么“不然”，怎样“不然”，下面再细细表来。这就是前人所说的文字过脉，“贵空而不贵实”（李腾芳《山居杂著》）。这大概是因为“空”可造成悬念，引人兴味；由“空”而“实”，还能造成层次，突出需要强调的内容。是的，下面就具体地回答之所以“不然”了。先说韩琦其人——第一，韩琦世代仕宦，非一介寒门之士；第二，他少年得志，仕途通达，“早有盛名……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宋史》本传）。可见他未经困厄，亦未受庸夫愚妇之侮，自然也不存在向他们夸耀富贵以雪耻报恨之心。这些都与久穷而后得志者大不相同。那么，韩公仕宦多年，历官三朝（仁宗、英宗、神宗），当然也会有他自己的荣辱观和他自己的追求，这就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并不在报个人穷通之恩仇，也不在夸一时、荣一乡。这是第三点，以韩琦的身世、经历、抱负为基础，正面阐述韩公之志。
下面再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要在家乡建堂而又取名“昼锦”呢？请看文章的第三段，作者先对建堂的时间、地点略作交待，随即用“既”字引出“刻诗于石”。这“诗”是指韩琦自己写的《昼锦堂诗》。“诗”中有言：“所得快恩仇，爱恶任骄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羡。兹予来旧邦，意弗在矜炫……公余新此堂，夫岂事饮宴。亦非张美名，轻薄诧绅弁。重禄许安闲，顾己常兢战……”作者点出韩公之“诗”，意在表明文中所说的：“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不是作者的强为解释，更不是虚美之谀词，而是主人命名的本意——意不在“夸荣”，恰恰相反，是以此为“戒”。有此境界方能成其事业，接着再转入对韩琦壮志伟业的称赞。如果说前言“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是虚提一笔，这里的“出将入相”云云，便是实叙功德，且为下文的“志有成”伏笔。“所以铭彝鼎”几句，既回应了“勒之金石，播之声诗”，又进一步肯定了功在天下，而不在一时一乡之荣。可谓环环相扣，墨饱意足。
这篇文章作于治平二年（1065），不是出于“昼锦堂”的落成之时，也不是因为观赏而作，文中明言“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同时，亦不见韩琦请为作记的迹象。那么作者此时为何要写这篇“记”呢？文章的最后几句话就在说明作意，不过言辞甚简，似有略作剖析的必要。“尝窃诵公之诗”，读其“诗”（指《昼锦堂诗》），想其“堂”，思其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诗”早已有之，作者亦不是此时方见，所以“诗”之触发，恐怕不能说是主要的、直接的原因吧。如果说十年前从公之“诗”意“堂”名，可以看出“公之志”，那么，十年过去了，韩琦已于嘉祐三年（1058）入朝为相，嘉祐八年仁宗去世，曹太后与英宗失睦，随之治平二年朝廷“濮议”之争兴起，作为宰相的韩琦在这种多事之秋处境是可以想象的，要拿出自己的见解、办法支撑朝政，就需要有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胆识与气魄。可贵的是，韩琦做到了这一点。对此《宋史》本传也特地记下一笔：“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是时，朝廷多故，琦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矣。’琦叹曰：‘是何言邪！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而同样以社稷为重的欧阳修，与韩琦共事有年，曾与韩琦共同调和两宫矛盾，现又卷入“濮议”之争，这就不仅更有体会，也更能了解韩琦，而且更寄希望于韩琦。“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说的是过去，又何尝不包括眼前和未来呢？所以作者那么热情洋溢地说：“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这肯定与赞扬之中，蕴藏了多少期望和激励啊！这，就是作者之所以写这篇记的真正的意图吧！作品的现实意义也正在此。
王葆心说：“欧文入手多配说，故逶迤不穷。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错出，几不可分。”（《古文辞通义·文家格法之析分》）颇有见地。这篇文章开头大谈衣锦荣归之人事、情理，说得头头是道，读下去方知作者之意，只在以世俗中两种不同人物的心态与表现，反衬出韩公超凡脱俗之大志。二者似正实反，正见出“相配之妙”。第二段写韩公其人、其志，还是“盘马弯弓惜不发”；直至第三段方入正题，揭开堂名“昼锦”之意；最后再道出作意。这种盘旋而下、层层蓄势、步步回应的章法，充分地体现了欧文委婉曲折、从容自如的特色。
（赵其钧）
相州昼锦堂记作品注释
1、相州：州名，宋时治所在今河南安阳。
2、季子：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字季子，初出游数年，大困而归，为其兄弟、妻嫂所笑。闭门读《阴符》一年后，出以合纵之说为六国诸侯所悦，并相六国，诸侯发使送之甚众。其兄弟、妻嫂俯伏一旁，苏秦谓其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其嫂答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3、买臣：朱买臣，西汉吴县（今属江苏）人。初以樵为生，其妻嫌其贫而改嫁。后买臣官会稽太守，迎送车马百余乘，其妻与后夫亦在修路民伕之中。其妻遂羞愧自缢死。
4、高牙大纛（dào）：指旗杆上装饰象牙的大将牙旗，亦代指高位者的仪仗。
5、桓圭衮（gǔn）冕：桓圭是古代公爵所执的玉制礼器，长九寸，两面各二棱。衮冕是古代帝王及诸侯大夫的礼服和礼帽。
6、武康之节：武康军节度使的旌节。
7、垂绅正笏（hù）：指端庄严肃。绅，大带；笏，官员上朝时记事的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