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赏析-辛弃疾的词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24-09-04 18:35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作品原文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

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

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赏析-辛弃疾的词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是年底(1193年2月),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临安,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遂慨然而赋是词。

“饮饯席上”的送别或答别之作,一忌拘泥,二忌空泛,三忌应景,四忌因袭。缘事抒感,送之以情,答之以情,推陈出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掬示出来,才能摇动人心,臻于上乘。在古典诗词中,送答之作汗牛充栋,然而真正能流芳千古的,并不很多。辛稼轩此作,应该说还是好的。它好就好在抒写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他的人格和志节,表达了他忧国忧时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

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发端直接切入自己的感慨:“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这样发端,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品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神州陆沉,金瓯半缺,“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进行压制,词人自己就屡屡受到打击。他那“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水龙吟》),随时准备奔赴抗金前线的豪情壮志,竟“无人会”——无人理解。所有这些,对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焉得不恨!这里重复言之,正见词人恨之深,恨之巨,恨之绵长不尽。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岂能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而又不使人疑为用事,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接下来“何人”一韵紧承首韵中的“裁作”句而来,合用了两个典故。《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事不得谐,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便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的苦衷。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词人巧妙地把这两个典故熔铸在一起,进一步抒发了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词人不肯苟合的磊落情怀。宋亡入元不仕的大词人刘辰翁评及这一韵时说:“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正见此韵寓意高远。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后两韵为上片第二层,转写词人的志节和操守。对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虽有壮志难酬的“长恨”,更有无人会此“长恨”的悲愤和苦恼,难道就可以心灰意懒,甚至改节易志了么?不。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决不肯因为奸佞得逞、党人横行而改变自己爱国忧民的志节和情操。词人引用屈原诗句,正是以屈原的高尚情操和志节自况,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下面歇拍一韵看似宕开,实际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这里所强调的是“清斯濯缨”,亦即屈原那种宁死也不肯改其志节的光明磊落精神。

词的下片在批判轻重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决不随世浮沉的处世态度。也分两层,换头两韵为第一层,再以沉郁之笔抒写志业难酬的悲愤。换头三句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明明是在发牢骚。他的抗金复国理想无从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此韵顿挫中饶有余韵,正是稼轩手笔。至于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直到过片后第二韵才愤然道出:“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的严厉指斥和批判,也是词人面对蝇营狗苟的腐败政局所发出的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并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遽然别离。结拍一韵与上片歇拍一韵相绾合,与下片换头一韵相呼应,又一次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并隐然流露出还希望重返三山的意愿。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当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采取了歇后语式,只用上句,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因为“富贵非吾事”啊!这是先从反面表明自己的心迹。结拍“归与白鸥盟”,则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如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诗:“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词人自己也曾以“盟鸥”为题作《水调歌头》词:“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的高洁志节,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的意味,从而照应了题面。

梁代江淹在其名赋《别赋》中曾经这样写道:“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似乎“怨”是离别者共同的、必然的心理状态。其实,这话未可视为恒言。由于离别者的襟怀、气质、心境和对周遭环境的具体感受不尽相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就各异。如王勃在其《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王维在其《送元二使安西》中,高适在其《别董大》中,李白在其《赠汪伦》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等诗中,或写送别,或写答别,情貌虽殊,却都没有“怨”字。辛弃疾这阕《水调歌头》,也是如此,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却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词以赋为主,兼有比兴,正宜于表现词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好用书卷,原是辛词的一大特点,但有时失于晦涩,遂有“掉书袋”之讥。而这首词虽然也多用典故和前人诗句(主要是屈原的诗句),却并无隐晦质实之嫌,有时还能跟比兴手法合而用之,如上片“余既滋兰”数句,就不辨是书卷还是比兴。这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展示词人的襟怀志节、精神风貌等,都具有很好的表现力。

(杨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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