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作品原文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
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
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
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
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作品赏析
这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初，辛弃疾出任福建提点刑狱，是年底（1193年2月），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临安，当时正免官家居的陈岘（字端仁）为他设宴饯行，遂慨然而赋是词。
“饮饯席上”的送别或答别之作，一忌拘泥，二忌空泛，三忌应景，四忌因袭。缘事抒感，送之以情，答之以情，推陈出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掬示出来，才能摇动人心，臻于上乘。在古典诗词中，送答之作汗牛充栋，然而真正能流芳千古的，并不很多。辛稼轩此作，应该说还是好的。它好就好在抒写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了他的人格和志节，表达了他忧国忧时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
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发端直接切入自己的感慨：“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这样发端，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品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神州陆沉，金瓯半缺，“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进行压制，词人自己就屡屡受到打击。他那“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水龙吟》），随时准备奔赴抗金前线的豪情壮志，竟“无人会”——无人理解。所有这些，对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焉得不恨！这里重复言之，正见词人恨之深，恨之巨，恨之绵长不尽。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岂能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而又不使人疑为用事，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接下来“何人”一韵紧承首韵中的“裁作”句而来，合用了两个典故。《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事不得谐，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便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的苦衷。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词人巧妙地把这两个典故熔铸在一起，进一步抒发了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词人不肯苟合的磊落情怀。宋亡入元不仕的大词人刘辰翁评及这一韵时说：“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正见此韵寓意高远。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后两韵为上片第二层，转写词人的志节和操守。对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虽有壮志难酬的“长恨”，更有无人会此“长恨”的悲愤和苦恼，难道就可以心灰意懒，甚至改节易志了么？不。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决不肯因为奸佞得逞、党人横行而改变自己爱国忧民的志节和情操。词人引用屈原诗句，正是以屈原的高尚情操和志节自况，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下面歇拍一韵看似宕开，实际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这里所强调的是“清斯濯缨”，亦即屈原那种宁死也不肯改其志节的光明磊落精神。
词的下片在批判轻重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决不随世浮沉的处世态度。也分两层，换头两韵为第一层，再以沉郁之笔抒写志业难酬的悲愤。换头三句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明明是在发牢骚。他的抗金复国理想无从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此韵顿挫中饶有余韵，正是稼轩手笔。至于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直到过片后第二韵才愤然道出：“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的严厉指斥和批判，也是词人面对蝇营狗苟的腐败政局所发出的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并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遽然别离。结拍一韵与上片歇拍一韵相绾合，与下片换头一韵相呼应，又一次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并隐然流露出还希望重返三山的意愿。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当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采取了歇后语式，只用上句，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因为“富贵非吾事”啊！这是先从反面表明自己的心迹。结拍“归与白鸥盟”，则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如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庐山屏风叠》诗：“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词人自己也曾以“盟鸥”为题作《水调歌头》词：“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的高洁志节，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的意味，从而照应了题面。
梁代江淹在其名赋《别赋》中曾经这样写道：“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似乎“怨”是离别者共同的、必然的心理状态。其实，这话未可视为恒言。由于离别者的襟怀、气质、心境和对周遭环境的具体感受不尽相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就各异。如王勃在其《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王维在其《送元二使安西》中，高适在其《别董大》中，李白在其《赠汪伦》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等诗中，或写送别，或写答别，情貌虽殊，却都没有“怨”字。辛弃疾这阕《水调歌头》，也是如此，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却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词以赋为主，兼有比兴，正宜于表现词人复杂的思想感情。好用书卷，原是辛词的一大特点，但有时失于晦涩，遂有“掉书袋”之讥。而这首词虽然也多用典故和前人诗句（主要是屈原的诗句），却并无隐晦质实之嫌，有时还能跟比兴手法合而用之，如上片“余既滋兰”数句，就不辨是书卷还是比兴。这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展示词人的襟怀志节、精神风貌等，都具有很好的表现力。
（杨钟贤）